| 雨巷回眸戴望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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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婴儿洗澡椅热季促销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北京手机资费下调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戴望舒(1905．3．5-1950．2．28)笔名有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生于浙江抗州。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 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1926年同施蛰存、杜衡创办《璎珞》旬刊，在创刊号上发表处女诗作《凝泪出门》和译魏尔伦的诗。1928年与施蛰存、杜衡、冯雪蜂一起创办《文学工场》。1929年4月，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其中《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1932年参加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 11月初赴法留学，入里昂中法大学。1935年春回国。1936年10月，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创办《新诗》月刊。 抗战爆发后，在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起出版《耕耘》杂志。1938年春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1941年底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心愿》、《等待》等诗篇。 1949年6月，在北平出席了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建国后，在新闻总署从事编译工作。不久在北京病逝。 著作书目： 《我的记忆》(诗集)1929，水沫 《望舒草》(诗集)1933，现代 《望舒诗稿》1937(自费出版) 《灾难的岁月》(诗集)1948，星群 《戴望舒诗选》1957，人文 《小说戏曲论集》1958，作家 《戴望舒诗集》1981，四川人民 翻译书目： 《少女之誓》(小说)法国沙多勃易盎著，1928，开明 《鹅妈妈的故事》(童话)法国沙.贝洛尔著，1928，开明 《意大利的恋爱故事》与赵景深、黎锦明合译， l928，亚细亚 《天女玉丽》法国保尔.穆杭著，1929、尚志 《爱经》古罗马古沃维提乌思著，1929，水沫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法国古弹调)1929，光华 《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法国伊可维支著，1930，水沫 《一周间》 苏联里别进斯基著，与苏汉合译，1930，水沫 《麦克倍斯》(话剧)英国莎士比亚著，1930，金马 《青色鸟》法国陀尔诺夫人著，1933，开明 《法兰西现代短篇集》(选译)1934，天马 《高龙芭》(中篇小说)法国梅里美著，1925、中华书局 《意大利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商务 《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商务 《西班牙短篇小说集选译》1936，商务 《比较文学论》法国提格亨著，1937，商务 《密友》意大利皮蓝德娄等著，与人合译，1941，三通 《恶之花掇英》(诗集)法国波德莱尔著，1947，怀正 《洛尔伽诗钞》西班牙洛尔伽著，1956，作家 《戴望舒译诗集》1983，湖南人民 【“文学视界”撰写、编辑整理】 雨巷回眸戴望舒 雨 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默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个女郎； 她默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和前期的代表作,他曾因此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这首诗写于1927年夏天。当时，戴望舒只有二十一二岁，他与同学杜衡、施蛰存、刘呐鸥一起从事革命的文艺活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用他的热情的笔投入了党的宣传工作。1927年3月，还因宣传革命而被反动当局逮捕拘留过。“四．一二”政变后，他隐居江苏松江，在孤寂中嚼味着“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望舒草·序》)。戴望舒因参加进步活动而不得不避居于松江的友人家中，在孤寂中咀嚼着幻灭与痛苦，心里充满迷惘的情绪和朦胧的希望。 《雨巷》一诗就是他的这种心情的表现，其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诗中那狭窄阴沉的雨巷，在雨巷中徘徊的独行者，以及那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都是象征性的意象。这些意象又共同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意境，含蓄地暗示出作者即迷惘感伤又有期待的情怀，并给人一种朦胧而又幽深的美感。富于音乐性是《雨巷》的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诗中运用了复沓、叠句、重唱等手法，造成了回环往复的旋律和宛转悦耳的乐感。因此叶圣陶先生称赞这首诗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 诗人在《雨巷》中创造了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用丁香结即丁香的花蕾，来象征人们的愁心，是中国古代诗词中一个传统的表现方法。如李商隐的《代赠》诗中就有过“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诗句。南唐李璟更是把丁香结和雨中愁怅朕在一起了。他有一首《浣溪沙》：“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在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很显然，戴望舒从这些诗词中吸取了描写愁情的意境和方法，用来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雨巷》里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是冷漠和高傲的，她是那样的妩媚动人，在沉重的悲哀下，却没有低下尊贵的头。诗人在《雨巷》里坚持表现人的尊严和顽强生命力蕴含的深沉思想。《雨巷》朦胧而不晦涩，低沉而不颓唐，情深而不轻佻，把握了象征派诗歌艺术的幽微精妙的去处。 《雨巷》诗人戴望舒与诗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绎年，有过一段曲折而徒劳的爱情，爱情酿造了他的诗歌。初恋时，他写下了《路下的小语》、《林下的小语》；订婚仪式之后，他对爱情持久的渴望和对生活的执着，让他写下了《百合子》、《八重子》、《村姑》；两人感情性格不合，又使他写下了《过时》、《有赠》；婚期一再延期举行，使他的诗里一再出现病态孤独者的形象。戴望舒的诗是抒情诗，都写的是对他真实爱情的欢乐与痛苦生活的想象。 八重子 -------------------------------------------------------------------------------- 作者：戴望舒 八重子是永远地忧郁着的， 我怕她会郁瘦了她的青春。 是的，我为她的健康挂虑着， 尤其是为她的沉思的眸子。 发的香味是簪着辽远的恋情， 辽远到要使人流泪； 但是要使她欢喜，我只能微笑， 只能像幸福者一样地微笑。 因为我要使她忘记她的孤寂， 忘记萦系着她的渺茫的乡思， 我要使她忘记她在走着 无尽的、寂寞的、凄凉的路。 而且在她的唇上，我要为她祝福， 为我的永远忧郁着的八重子， 我愿她永远有着意中人的脸， 春花的脸，和初恋的心。 戴望舒的“星座”情结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8月05日 10:19:24 来源： 北京日报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本稿】 【读后感言】 【进入论坛】 【推荐 】 【关闭】 文/马承钧 戴望舒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自然想起无数在抗日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儿女。这里既有与敌人面对面浴血奋战的无畏战士，也有在文化战线同日寇殊死搏斗的知识分子。最让我崇敬的便是有“雨巷诗人”之称的戴望舒先生。 戴望舒1905年生于浙江杭县，青年时代即开始新诗创作。其作品十分讲究意境的营造和语言的锤炼，追求朦胧隽永的灵动意象，乃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代表。其早期作品多抒发个人情怀和生活遭遇，情调较为低沉，有寞落和厌倦之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火改变了诗人的命运，使他走上一条为祖国而歌唱的战斗历程。 “8·13”日寇悍然侵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纷纷逃离虎穴，戴望舒与叶灵凤、徐迟、袁水拍、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辗转千里抵达相对安全的香港。此时著名实业家胡文虎先生正筹办《星岛日报》，急需副刊编辑，朋友介绍戴望舒前去面谈。胡文虎父子对戴望舒慕名已久，由他来主持报纸副刊可谓最佳人选。双方一拍即合，戴望舒便出任《星岛日报》副刊主笔。他为副刊起了个寓意深刻的名字：星座。他在创刊词中说：“‘星座’现在寄托在港岛，编者和读者当然都希望这阴霾的日子早些终了。晴朗固好，风暴也不坏，总觉比目下痛快些。‘星座’将忠实地代替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试想，没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何来如此姿态鲜明的发言？这一点，戴望舒与另一位也是浙江籍的“大文人”周作人的表现正好形成天壤之别！ 戴望舒名声大、人缘好，由他主持报纸副刊自然很有感召力，海内外进步作家郭沫若、艾青、茅盾、沈从文、郁达夫、萧军、萧红、娄适夷等人都成了《星座》专栏作家或撰稿人。戴望舒利用手中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人心中的“星座”。由于《星座》办得好，《星岛日报》自然声誉日隆、订户大增，很快跃为香港主流媒体。由此也足可见办好一张副刊对于提升整个报纸品位的重要意义。 随着日寇气焰日益嚣张，港英当局为维持英日关系，对宣传抗日的媒体“防范”日紧，《星座》自然成了新闻检查官的主审目标。戴望舒就尽量在版面上回避敏感的文字，搞借古讽今、张冠李戴，实在难以应付时，便“开天窗”以沉默抗议，有时更在文后加注“此处删去百余字”等字样———这分明是对帝国主义文化专制的无声抗议！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侵占香港及南洋诸岛。戴望舒因主持《星座》副刊“对抗皇军”被捕入狱，《星座》也被迫停刊。在狱中，这位昔日“雨巷诗人”威武不屈，写出《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等战斗诗篇，寄托了一位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他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中抒发了对苦难祖国的一片深情，表达了对抗日根据地的由衷向往，他用“残损的手掌”抚摸祖国“广大的土地”，手指沾满“血和灰”，发现遥远的地方却有“完整的一角”，那里充满“温暖和明朗”、“是太阳，是春”，他要用“残损的手掌”去开拓“永恒的中国”！全诗26行一气呵成，倾注了一个敌军“阶下囚”爱国思乡和抗战到底的坚贞信念。笔者以为，如果《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那么《我用残损的手掌》堪可称作戴望舒诗歌的“星座”矣！ 今年又恰逢戴望舒诞生100周年，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时，重温戴先生当年以文学为武器、以《星座》为战壕的光荣历程，学习他充满睿智的革命精神和中国文人的高贵气质，自然有一种特别深远的意义。用今天的话说，戴望舒代表了一种先进的文化与思想，是一位忠于祖国、与时俱进的人民作家，他的“星座”情结是很值得当今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艺术家们纪念和学习的！ （责任编辑:李雪芹） 我的辩白 作者：戴望舒 文协港粤各位会员先生： 我不得不承认，在读到诸君在《文艺生活》第二期刊布的那篇《来件二》的时候，我所感到的，是一种超乎沉痛的情感。 我很了解诸君的热情，诸君的良心，诸君的正义感。如果我处于诸君的地位，也许我也会采取和诸君同样的行动，对于自己认为附敌的文人，加以无情的打击。诸君之中也许有人记得，当我以前的妻兄穆时英附逆的时候，便是我亲自在香港文协的大会中揭发他并驱逐他出去的。我绝对同情于诸君的动机，然而，我希望诸君对于我有一个更正确更深切的理解。 也许现在来要求诸君理解是迟了一点，因为我一向以为诸君对于我所处的地位是很明白而不需要多余的解释的，三次的文协座谈会中，诸君从来也没有向我提过质问；在私人之间，诸君也没有向我表示过怀疑；就是在诸君对我提出检举之前，也并没有向我查明事实真相。但是，我始终坚信诸君是具有热情、良心、正义感的人，诸君的检举，也不是对人而是对事，而毫无私人的好恶存在其间的。所以我这迟发的申辩，也是对那种热情、那种良心、那种正义感而发的。 我觉得横亘在我的处境以及诸君的理解之间的，是那日本占领地的黑暗和残酷。因为诸君是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而我却在魔爪下捱苦难的岁月。我曾经在这里坐过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饥饿，受尽残酷的苦刑（然而我并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我是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出来抬回家中的。从那里出来之后，我就失去一切的自由了。我的行动被追踪，记录，查考，我的生活是比俘虏更悲惨了。我不得离港是我被保释出来的条件，而我两次离港的企图也都失败了。在这个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如征文事），我能够登报否认吗？如果敌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无关国家民族的利害的（如写小说集跋事），我能够断然拒绝吗？我不能脱离虎口，然而我却要活下去。我只在一切方法都没有了的时候，才开始写文章的（在香港沦陷后整整一年余，我还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诸君也了解这片苦心吗？）但是我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就连和政治社会有关的文章，我在（疑为“再”——整理者）一个字都没有写过。我的抵抗只能是消极的，沉默的。我拒绝了参加敌人的文学者大会（当时同盟社的电讯，东京的杂志，都已登出了香港派我出席的消息了），我两次拒绝了组织敌人授意的香港文化协会。我所能做到的，如此而已。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是我的一个弱点，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生活下去看到敌人的灭亡的时候。对于一个被敌人奸污了的妇女，诸君有勇气指她是一个淫妇吗？对于一个被敌人拉去做劳工的劳动者，诸君有勇气指他是一个叛国贼吗？我的情况，和这两者有点类似，而我的苦痛却是更深沉。 有时我惨然地想，如果我迟一个星期不释放而死在牢里，到现在情形也许会不同吧。于是我对自己起了一个疑问：难道朋友们所要求于我的，仅仅是我的牺牲吗？我难道分得一点胜利的欢乐也是不可能的吗？我自己呢，我觉得幸而我没有死，能够在等待中活下去，而终于如所愿望地看见敌人的毁灭，看见抗战的胜利，看见朋友的归来。我是带着欣喜感动至于垂泪的感情看到这一切的，我期待从诸君那里得到慰藉、鼓励、爱，从诸君那里得到一切苦难、委屈、灾害的偿报；我是为了这些才艰苦地有耐心地等下去的。就是现在，我也不断地自问着：我没有白等吗？ 也许诸君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早点走了呢？不是每一个有良心的文化人都离开了这个魔岛吗？”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了我的几句诗： ……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来见见， 做个证人，做你们的耳，你们的眼， 尤其做你们的心，来受苦难，辛艰， 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 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 后面…… 然而这也仅仅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自解，现实的情形是更个人的的（此处疑多一个“的”——整理者）；我是一个过分重感情的人，我有一个所爱的妻子和女儿留在上海，而处于无人照料的地位。在太平洋战争未起来之前几个月，我的妻子因为受了刺激（穆时英被打死，她母亲服毒自尽），闹着要和我离婚，我曾为此到上海去过一次，而我没有受汪派威逼溜回香港来这件事，似乎使她感动了，而在战争爆发出来的时候，她的态度已显然地转好了。香港沦陷后，我唯一的思想便是等船到上海去，然后带她转入内地；然而在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之前，我就落在敌人宪兵队的魔手中了。而更使我惨痛的，就是她后来终于离开了我，而嫁给了附逆的周黎庵了，这就是我隐秘的伤痕。 如果解释是需要的，这里便是。我在沦陷期中的作品，也全部在这里，请诸君公览；我在沦陷期中做过什么，也请诸君加以调查，诸君的一切询问，我都愿意答复。我所要求于诸君的，只是公正的判断和不可少的辨正。我这样向诸君的热情、良心、正义感申诉。专此谨致敬礼！ 戴望舒谨上 二月六日 *** 宇慧编后按：抗战结束后，戴望舒被人疑为汉奸，为此诗人写此文以作澄清。从文章中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诗人的痛苦心情。这世界上永远有狐疑的目光，此目光背后有着何种心机不得而知，但此目光所过之处的杀伤力，却令人愤慨、恻然。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扫描校对，独家推出。 戴望舒的传奇人生 《雨巷》使他一夜成名 1923年秋，18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两年后，进入法国教会在上海办的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法国神甫教的是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的经典作品，但戴望舒有更强烈的追新倾向，喜好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的作品。他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把中国古典诗艺跟西方最新诗艺结合得最好的现代诗人之一，与他的这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他最早的译诗就是在震旦读书期间，将雨果的《良心》译成中文。之后戴望舒在施蛰存、杜衡创办的刊物《璎珞》上，发表了散文诗《凝泪出门》、《流浪人之夜歌》等，并翻译诗歌《瓦上长天》、《泪珠飘落萦心曲》。这两首诗的作者魏尔仑，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主将之一。戴望舒用民间小曲的形式来译，但措辞则像宋词小令，用的是文言文。 1929年4月，戴望舒编定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由他自己主持的水沫书店印行。这是他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他的诗从闻一多、徐志摩那儿获取的主要是外在韵律和格式，而从英法诗歌那儿汲取的主要是“忧郁的情调”。他早年诗歌形式上的传统倾向还表现在段式上，如多用四行段，其次是三行段。1928年8月，他作的格律诗《雨巷》在《小说月报》发表。诗中写道：“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叶圣陶在编发这首诗时，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由于叶圣陶的极力举荐，戴望舒一夜成名，并以“雨巷诗人”之名行世。朱自清也曾评定这首诗说，戴望舒“注重整齐的音律美，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 戴望舒靠《雨巷》成名，但他在诗坛的领袖地位则是《现代》杂志造就的，或者说是主编施蛰存的张扬与推动所致。在这个杂志里，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的译作。 与众不同的留学生涯 戴望舒与施蛰存当年是一同考进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戴望舒迷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由于他的执著追求，1931年春夏之交，施绛年终于心有所动，决定与望舒订婚。但她提了一个条件：戴望舒要出国留学，取得洋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才跟他正式结婚。于是，1932年10月8日，望舒搭乘邮船从上海前往法国。那时走海路需要整整一个月。到巴黎后，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旁听，一面在一所语言学校学西班牙语。但他似乎对学位没多少兴趣，甚至没有读书计划。他在法国忙于写、译，这跟他我行我素的诗人性格有很大关系。 作为望舒的挚友，施蛰存在国内身兼他的代理、亲友、财务总管等数职。望舒每月给施一定数量的文稿，施负责联系发表、出版事宜，并每月给他汇出一定的款项。但望舒的稿费根本不足以应付他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还得在国内为他筹钱，时时接济他。后来戴望舒进入费用比较低的里昂中法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史。但他在巴黎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少去教室听课，几乎用全部时间在搞翻译。他在法国期间的译作主要有：《苏联文学史话》，这是高力里用法文写的著作，法文原名叫《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此书1934年由巴黎伽利马书店出版，仅一个月后，望舒就把它全部译完了。但这部译作直到1941年12月才在香港出版。望舒在译者附记中花费相当的笔墨，以控诉的语调，交代了本书在出版上的命运：“把译稿寄到中国以后，却到处碰壁……单是这部小书的题名，已够使那些危在旦夕的出版家吓退了。” 戴望舒还给他译的《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里的每一篇小说都写了译者附记，介绍了作者和作品。如对于象征主义大师梅特林克的《婴儿杀戮》，戴望舒的评价是“神似弗兰特画派初期之名画”。他译的《意大利短篇小说集》1935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意大利短篇小说10篇，最早的是16世纪的彭德罗的《罗米欧与裘丽叶达》（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即取材于此）。另外还有《法兰西现代短篇集》，以及法国梅里美的《高龙芭》、高莱特的《紫恋》等。戴望舒在法国不仅从事法译汉，还做汉译法的工作。当时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法语在法国是很难发表的，更不要说稿费了。他之所以做这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与法国汉学家艾登伯的关系。艾登伯比他小四岁，非常同情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了能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他学习中文，并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艾田蒲”。艾登伯把戴望舒作为一个翻译家介绍给《新法兰西评论》和《欧罗巴》——这是为数极少的有可能给他稿费的杂志。戴望舒汉译法的作品有张天翼的短篇小说《仇恨》。他与艾登伯还合作译了施蛰存的《魔道》（法文译名为《吸血鬼》）等。1957年艾登伯曾应周恩来邀请，率法国汉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回去后写了颇有影响的《东行记》。 但是与法国相比，西班牙对戴望舒似乎更具有魅力。早在1928年他23岁时，就翻译出版了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的小说《良夜幽情曲》和《醉男醉女》。此后他翻译的较多的是另一个西班牙作家阿佐林的作品。1933年8月，戴望舒从里昂乘火车去西班牙旅行。在那段时间，他除了游历，大部分时间是上图书馆、逛书店和书市。他购买了不少西班牙语的书籍，光是《堂·吉诃德》就买了好几个版本。他一直将翻译《堂·吉诃德》当做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回国后经胡适的介绍，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曾约其由原文直接翻译这部巨著。据施蛰存说：“这个翻译工作是做完成的，但因为译稿按月寄去北京，经过战争，全稿至今 不知下落。”叶灵凤也说过，戴望舒翻译此书不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但是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继续着这件工作。但现在我们能见到只是一些片断，如《香港文学》1990年第7期登载过的望舒译稿《吉诃德爷传》。不管怎么样，中国读者没能看到望舒的全译本，这是极为可惜的。 戴望舒在西班牙还买了阿耶拉全集，阿索林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集，洛尔迦等当代诗人的诗集等。这些书籍对他回国后从事西班牙文学翻译起到了莫大的作用。10月下旬，望舒由西班牙回到法国。但他没能继续呆下去——里昂大学把他开除了。有人说，被开除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旷课离校。1934年春季，巴黎以及法国若干大城市爆发群众游行，反对法国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他去参加了。在西班牙旅游时，他又参加了西班牙进步群众的反法西斯游行。西班牙警方通知了法国警方，于是学校将他开除，并遣送回国了。 创作与翻译的黄金时期 望舒回到上海，才知施绛年已另有所爱。于是两人登报解除婚约。此时望舒暂时住在挚友刘呐鸥的公寓里。同住的还有穆时英、杜衡等。穆时英见望舒一直未能摆脱失恋的阴影，就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他。穆丽娟刚18岁，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也许因为哥哥的关系，她也喜欢文学，对文学上颇有成就的戴望舒仰慕不已。戴望舒请穆丽娟帮他抄写文稿，渐渐两人产生情感，便于1936年6月举行婚礼。婚后戴望舒除了写作和翻译，还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向俄罗斯神甫学习俄语。不久他就开始翻译普希金、叶赛宁等俄罗斯诗人的作品。 1935年10月，由望舒主编，脉望社出版的《现代诗风》问世。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文坛三剑客”。由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质量，第一期《现代诗风》1000册很快就卖完了。可是戴望舒没有趁着这股热劲继续编第二期，他有了新的构想，要和“北方诗派”携手合作，出《新诗》月刊了。三十年代初的诗歌界存在着南北对峙问题，北方诗派包括“新月派”和“后期新月派”，代表诗人有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曹葆华等。南北之分并不只是地域不同，而是由作品的“精神”来加以区别的。戴望舒弃《现代诗风》而创《新诗》，就是想要实现他那“南北大团结”的构想。当时新月派首要人物徐志摩飞机失事亡故，朱湘跳江自尽，领头的卞之琳欲打破与现代派对立的局面，与南方诗人颇为友好，时常联络。也许望舒正是看准了这种趋势，加紧操作，创办《新诗》，便是他促使南北诗派联合的具体表现。 1936年10月，《新诗》创刊号诞生。这是戴望舒为中国诗歌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他为之花费了巨大心血。《新诗》社址就设在上海亨利路永利村30号他自己家里，经费也主要来自他个人的腰包。他出了100元，徐迟和纪弦各拿出50元。《新诗》的编委是一个豪华的阵容，他们是：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徐迟和纪弦虽然是出资者，却没有列入编委之列，只是跑前跑后，做诸如校对、印刷、联络等编务工作。《新诗》1937年7月停刊，一共出了10期。在《新诗》上发表作品和译品的有八九十人，“新月”、“后新月”和“现代”济济一堂。 这一时期，望舒利用自己手中的刊物，介绍、翻译了不少外国诗歌，都是现代诗人的作品。如《新诗》第一期上有他自己写的散文《记诗人许拜维艾尔》和他自己译的《许拜维艾尔白描像》、《许拜维艾尔自选诗》和《许拜维艾尔论》等。这一关于许拜维艾尔的专辑，在中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重要的法国当代诗人。《新诗》第二期又推出规模相对小一些的西班牙诗人沙里纳思专辑。第三期上有戴望舒译的《勃莱克诗抄三》。勃莱克现通译为布莱克，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重要的诗人兼版画家。望舒译了布莱克的《野花歌》和《梦乡》等作品。《新诗》第七期上有戴望舒用笔名艾昂甫发表的《叶赛宁诗抄》。叶赛宁的作品以俄罗斯乡村生活为背景，自称是俄罗斯最后一位田园诗人。最重要的，还数第七、第八期上分期发表的戴望舒译的梵乐希（现在通译为瓦雷里）的《文学》。那是瓦雷里关于文学的一些思想片断，极为深刻、精练。 望舒本来是同情左翼思潮的，但他从不随声附和多数人的说法，宁愿背负骂名，也要坚持自己的见解。就在左翼文艺大张旗鼓争辨“国防文学”的时候，他因为对“国防诗歌”的不满，从维护诗歌艺术品位出发，不惜站到了与左翼对立的位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防诗歌的偏狭、粗糙，认为那些国防诗歌论者“不了解艺术之崇高，不知道人性的深邃”，而有些作品“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韵脚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词而已”。因此他还译了许多高质量的西班牙抗战谣曲来给中国的诗人们作参照。 戴望舒与左翼诗人分道扬镳后，基本上采取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惟一的例外是艾青。艾青是主张诗歌大众化，为国家民族尽责，并反映时事的。但他的诗歌修养却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象征主义。不过艾青只把象征主义看成艺术的表现手法，仅借用了它的器用层面上的意义，所以没被称做象征派诗人。而戴望舒把象征主义看成了诗歌的本质和全部。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两位大诗人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戴望舒应邀参加首届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胡乔木点名调任他为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的法文科科长。但他很快就病倒了。1950年2月28日，他在给自己打针时因用药过量，不幸逝世，时年仅45岁。 摘自《雨巷诗人——戴望舒传》北塔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0.00元 （文汇报）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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