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调和不如分开: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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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ew.QQ.com 2006年10月18日14:16 中国思维网 韩石山 附记:2002年10月19日我在山西大学科学会堂演讲,题为《我对鲁迅的看法》。2003年9月24日我在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的演讲中主要也是谈鲁迅。此稿系将这两次讲演综合而成。副题只写中国海洋大学而不写山西大学,不过是虚荣心作祟罢了。 2003年10月12日记。 后十年就不要说了 “听说你对鲁迅的评价比较低调,能谈谈你的理由吗?”一上来就有同学递条子,提出这么个问题,可见海洋大学的同学对我还是有所了解的。这问题提的很有水平啊。那就从这个条子说起吧。 低调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说我是反鲁迅的。不能这么说,我只是对鲁迅有些看法,跟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太一样,谈不上反。反是个情绪化的字眼。我的看法是从读书得来的,不能说是反。谦虚点说是小有心得,不谦虚地说,是不同流俗吧。 我很早就读鲁迅的书,可说是读鲁迅的书长大的。上初中的时候,就读过《鲁迅全集》第五卷。我去图书馆借鲁迅的书,一个很漂亮的女管理员给了我一本第五卷,就是有《伪自由书》的那一卷,大概她觉得这本最好吧。当时看了,佩服的不得了。课本上的鲁迅课文,好多段落现在都还能背,比如初中课本上的《“友邦惊诧”论》,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给你们背一下:“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面孔呢?”上大学的时候,还手抄过一本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这种功夫不是一般人会下的。就是现在,我家里的鲁迅的书,和关于鲁迅的书,也不比一般的鲁迅研究者少。 那么,我怎么就得了个反鲁迅的恶名呢?是前年的事。我的《徐志摩传》出版后,北京的现代文学馆请我去作一次讲演,讲完之后提问,有人问我,你对鲁迅和胡适的看法有什么不同,我顺口就说了一句:“读鲁迅的书是让人长脾气的,读胡适的书是让人长学问的。”后来整理讲稿时,把这句话加了进去。实际上,这话不完整,完整点的说法应当是,读鲁迅的书是让人长脾气的,读胡适的书是让人长见识的,所谓的见识,包括思想境界,胸怀,当然也包括学问,不是中国古书的学问,是西方文明的学问。 后来有人写文章批评我,说我抬高胡适,贬低鲁迅。问我后悔吗,我不后悔。虽是顺口说的,确实是我大半辈子读鲁迅,近十年来读胡适得出的一个看法。也算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吧。你们年龄小,接触的人不多,跟你们比,我算是见多识广的了,我告诉你们吧,从我的接触看,凡是读鲁迅多的人,尊奉鲁迅的人,脾气都很大,不光脾气大,连面部表情都变了,成了这个样子(做立眉瞪眼状),猛一看,真是狰狞可怖。不要笑,就是这样的。我过去也是这样的,整天阴沉着脸,像谁欠了二百块钱似的。 我对鲁迅的看法是怎样改变的呢,有一件事,我说过好几次了,今天再说一遍。1987年我去上海送书稿,顺便去了浙江几个地方,在富阳拜访了郁达夫的长子郁天民先生。郁先生当时六十出头了,有病,说话有气无力的,他问我,二三十年代浙江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这些人大都是,一,家道中落,二,寡母抚孤,三,个子都很矮小。前两项我能理解,后一项我不太明白,问郁先生这是为什么,郁先生说,个子矮小的人狠呀。 鲁迅有多高呢,前两年我去过厦门大学,校园里塑着鲁迅的全身站像,那么一点个子,好多人都很奇怪,鲁迅怎么会这么矮呢。厦大的朋友说,这是按鲁迅的实际身高塑的,当时人家还说了准确数字,我忘了,顶多不会超过一米五五。后来我翻看《鲁迅全集》每卷前面的照片,发现鲁迅很少照全身像,要么是半身,要么是坐着的,一两幅全身照,也是跟别人在一起照的。当然,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但是和前两项连在一起,个子就不能不考虑了。郁天民先生的话,让我对这批现代名人,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 当代人对鲁迅的认识,没有几个是根据自己的阅读得出的结论,差不多都是从毛主席那儿来的。你说你是先读课本,后看到毛主席的评价的,不对,课本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评价编的,老师也是按照毛主席的评价讲的。你最早接受的,还是毛主席的评价。 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有两次,一次是1938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会上说的,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共产主义的鲁迅,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一次是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共产党组织了一支文化新军,“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果然到了1966年,毛主席就和鲁迅一起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要笑,我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时候,只有两本“语录”可以互相打架,一本是《毛主席语录》,一本就是《鲁迅语录》。你说“要团结不要分裂”,他说“损着别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对方就无话可说了。 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直到九十年代末,这五十年间,几乎所有的鲁迅研究者,都是在做着同一命题的文章,就是阐释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偶有不同意见发表,立即遭到疯狂的围攻,清算。这几年好一些,不清算了,围攻的火力,一点也不减弱。这就不对了。既然承认鲁迅是一个作家,就应当允许人说三道四,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果。就是鲁迅真的伟大,只能说那些人的研究方法不对,看问题的角度不对,不能说就是“鞭尸”,就是“亵渎圣贤”。你说他是个民族英雄,毕竟他不是一个普通战士,在战场上和日本人拼剌刀拼死了,要是那样死了,我敢保证,全中国没有一个人说一句不恭敬的话。 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没有错。他是共产党的领袖,是站在革命家的立场上说的,而且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最后的十年。他并没有对鲁迅的一生作过评价,也没有对鲁迅的人品和文章作过全面的评价。事实上最后的十年,实际不到十年,也就七八年的样子,鲁迅是听命于共产党的,是把自己当作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的。 前几年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是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定,过去白区文化工作以鲁迅为旗帜,现在鲁迅去世了,形势变了,白区文化工作以郭沫若为旗帜。可见当年在国统区,党内是有这个决定的。这从创造社、太阳社突然停止了对鲁迅的围攻,随即推举鲁迅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首领上也可以看出来,没有党内的安排,是不会有这样的局面的。 有人说,党内是这样安排了,可鲁迅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不会事事都按党内的指令去做吧。不见得。1927年秋天初到上海,鲁迅是很寂寞的,党内的这种安排,正中了他的下怀,他是很高兴的,是自觉地按照党的指示去做的。他和周扬等人的矛盾,不是什么是非之争,而是权力之争。在鲁迅看来,党的上级机关,明明说要我作文化界的旗帜,你们这些小党员怎么竟敢不听我的呢。周扬等人的看法是,我们推你作旗帜,不过是统战政策,你怎么就当真了呢。鲁迅当然就很生气了。 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说“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这是一种身份自觉,虽说组织上没有入党,他是完全把自己当作革命队伍里的一员了。没有共产党的借重,鲁迅的后十年没有那么辉煌,死了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场面。当然,有人也许会说,没有共产党的借重,不这样在文化战线上东拼西杀,多写些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鲁迅作为作家会更优秀些。这就是见仁见智了。 最近关于毛主席的一句话吵得很凶,说是反右期间,有个人当面问毛主席,要是鲁迅还活着会怎样呢,毛主席说,要么他知趣不写了,要么关在监狱里还写。好多人都很气愤,认为毛主席不会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了,也是别的意思,不会这么对待鲁迅的。我没有参与这场争论,我觉得毛主席有资格说这个话。你是共产党把你捧起来的,你要不听共产党的话,那就只能按党的规矩办事。要是鲁迅纯粹是个民主人士,毛主席就不会说这个话了。 因此我说,研究鲁迅不能看他的后十年,后十年他已经“马克思主义化”(毛主席语)了,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了,再用作家的标准,文学家的标准要求他,就是文不对题,就是自寻烦恼。搞学术研究的,后十年就不要说了。当然,写革命文学史,那是非写一笔的不可的。 时代进步了,鲁迅落后了 我们来看看1927年以前的鲁迅是个什么样的人。 研究问题,探求真知,只能顺推,不能逆推。什么是逆推?就是先有结论,再去论证。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因抢劫被捕了,有人就说,噢,怪不得,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抢过小朋友的玩具,上中学时打饭老往前头抢,这就荒唐了。因为在幼儿园抢玩具,上中学时吃饭往前头抢,谁都可能有,不见得长大了就会去抢劫。鲁迅研究中逆推的现象非常严重,几乎到了同样荒唐的地步。 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于是便研究鲁迅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说的活灵活现,像真的似的。要叫我说,鲁迅的基本思想一辈子就没有个转变,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到了老年还是什么样子。是我们需要他变,是革命需要他变。比如鲁迅和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的纠纷,不过是意气之争,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处境的人之间必然会有分道扬镳,说的严重点,也不过是不同人生理念之间的差异,硬要往阶级斗争上扯,往不同的主义上扯,就荒谬了,让人不可思议了。胡适、陈西滢这些人后来确实是跟着国民党走了,你说鲁迅和他们是两种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李四光、顾颉刚这些人留在大陆,还算是很进步的,鲁迅也跟他们有过纠纷,又算什么性质的斗争? 就鲁迅谈鲁迅,是谈不出名堂的。说他批评了谁也不行,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各人有各人的说辞,很难说谁对谁错。具体到作品,某一句话,更不行。鲁迅的文章,是从文言文脱出来的,歧义甚多,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就是起鲁迅于地下而问之,他老人家怕也说不清楚了。说他的文章后世起了什么作用,造成什么影响也不行,有人要利用他,这与他本人有什么关系?因此,研究鲁迅,要看清鲁迅的真面目,必须把他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考察,作社会学的分析,作深层的心理分析,还要和同时代的人作比照,才能看得清,看得准。只有作了这样全方位的考察,分析,论证,才能知道鲁迅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正确还是错误,是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还是妨碍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这个问题,我已有了一些大体的看法,还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将来会写文章的。结论是什么,现在不好说。今天在这里,只是想教给同学们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 现在的研究者,都把鲁迅的一生分作两个时期,界限是1927年到上海,此前是个民主主义者,此后是个共产主义者。这个分法先就错了,还是按照毛主席的评价来的。我的看法是,留日时期不算,回国后,鲁迅有两个苦闷时段,一个是1916年到1917年,住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时候,一个是1926年离京南下,1927年初到上海,众叛亲离,孤苦零丁的时候。以这两个苦闷时段为界限,分作三个时期。 1909回国到1916年为第一时期,1917年开始给《新青年》写小说,到1926年南下为第二时期,1927年到上海以后为第三时期。 眼下的研究状况是,第三时期最为透彻,史实清楚,评价准确。第一时期也还可以,史实清楚,评价不太准确。第二时期最差,史实不清,评价不准。第三时期就不说了。说第一时期评价不太准确,在什么地方呢?研究者没有看到,民元之后,鲁迅是很得意的,先是当了山会师范学堂监督,就是校长。民国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到教育部任职,很快又随教育部迁到北京。官虽不大,也不能叫小,几次委以重任,几次获得嘉奖,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很辉煌的。直到1916年,因为时势混乱,加上教育部的人事纠纷(看不起他的那些同僚们),心情不佳,才陷入了一种苦闷状态。标志是1916年3月6日《日记》上说的:“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在绍兴会馆住了好几年了,都不觉得喧噪,怎么这几天就觉得喧噪了,可见是心情不好。人们都说鲁迅是个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我不这么看。曾经辉煌过的人,是很难耐得住寂寞的。后来钱玄同一来,鼓动他给《新青年》写稿,马上就心动了。 第二个时期问题最为严重,史实不清,判断也不准。史实不清,不是说做了些什么事,跟什么人交往不清,是大的史实不清,文化背景不清,社会思潮不清。这些弄不清,光凭一些表面现象就下结论,判断肯定是错的。比如1926年的“闲话事件”,人们都说这是鲁迅(包括周作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次攻击。怕不会这么简单。一,鲁迅当时还不能说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就把对手界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鲁迅的身份是政府官员,那些人反而是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二,文化背景、社会思潮不清楚,凭什么就先作阶级分析?世上除了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不会有别的斗争了吗? “闲话事件”可能有的同学不清楚,简单点说,就是1926年初,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写了篇《闲话》,赞扬一个叫法郎士的外国作家,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写了篇文章,夸奖陈西滢的文章的好,对女性的态度好。引起了周作人的反感,写文章暗指陈西滢当年曾说过一句下流话,污辱女学生,说“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意思是现在的女学生跟妓女一样,可以随便写条子叫出来陪男人玩。鲁迅也写文章助阵。一时间好多文化名人都参加了,比如胡适,比如林语堂。后来周作人承认,陈西滢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是二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场著名的论战,后世好多人写过文章评析,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都有论述。我的《徐志摩传》里也写到了。 什么事情都是与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即使其时鲁迅已具备先进的思想了,没有招他惹他,也不会这么穷凶极恶的。按鲁迅的人生的信条,损着别人的牙眼而反对报复的,万勿和他交往,他这样借机报复,总是有人损着他的牙眼了。 先看鲁迅当时担任什么职务,还是教育部的官员,但主要收入已不是官俸,而是当教员的薪水了。来之前我查了一下,1920年8月受聘到北京大学教书,1921年月4月到高等师范大学教书,1923年9月到世界语专门学校教书,1923年10月到女子师范大学教书。也就是说,几乎同时在四所高等学校教书,薪水定然可观,就是不可观,也定然是很受用的,教育部的官俸虽说不低,常常欠薪,不是拖上几个月不给,就是一次只发几成。而教员的薪水可说是月月不误。兼职的四家中,主要的是北京大学,名义是讲师。这是因为教育部有规定,教育部的官员不得兼任所属大学的教授,这样鲁迅在北大就只能当个讲师了。 说是讲师,无论学校还是学生,都是把他当教授,甚至是名教授看待的。这是鲁迅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几年。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大批留学英美的青年留学生回来了,一个个身据要津,风光的很,相比之下,鲁迅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比如陈西滢1922年一回国,就是北大英文系的主任,这是鲁迅、周作人连想都不敢想的。陈是留英的博士。当时只有十二六岁。 眼光还得放远些。这就关系到北京大学的变迁了。 清末民初,北京大学刚办起的时候,国文教员大都是举人、进士,可说是桐城派的天下。旧学还好,新学那是一窍不通。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兼收并蓄,引进新人,当时留学英美回来的人不多,所谓引进新人,主要是留学日本的学者。蔡元培是浙江人,延聘的浙江籍的学者特别多,当然这也是因为浙江得风气之先,清末留日的人多。当时有个大学者叫章太炎的,名气很大,门下弟子很多,延聘到国文系教书的,出于章氏门下的也就特别多,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势力。其中最著名的是三沈、二马、二周。三沈是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二马是马幼渔(裕藻)、马衡(叔平),二周就是鲁迅和周作人了。其中沈尹默、马幼渔在蔡元培之前已到北大。这几个人之外,还有朱希祖、钱玄同、黄侃,也是章太炎的弟子。沈兼士并未受教于章太炎,因为他是沈尹默的弟弟,人们也把他当成章太炎的门人了。 这些人进入北大,取代了那些老古董,令北大气象一新。最近江西教育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是一位台湾学者写的,副题是《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就是说这些人进入北大后,对北大的学术研究的贡献的。也就是说,太炎门生进入北大,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具体到鲁迅,那个时期,鲁迅是进步的,是站在时代前列的。 历史发展的太快了,今天是进步的,明天就不那么进步了,后天说不定就要落后了。当然这也要看各人的胸怀,心态,是不是能与时俱进,是不是能以平常心对待。 “闲话事件”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到鲁迅、周作人讥讽陈西滢等人为东吉祥胡同派,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很少注意到陈西滢的什么话惹恼了周氏兄弟。我认为最让周氏兄弟恼火的,是“某籍某系”四个字。某籍就是浙江,某系就是国文系。这话真是捅了马蜂窝,捅到了太炎弟子们的心窝子上。这就和卖菜扒堆一样,嗖嗖嗖一拨拉,这一堆是某籍某系,很看不起的。这情形就和这几年高校里的情形一样,你们学校想来也是的,留学回来的洋博士,大都看不起国内培养出来的土博士,何况太炎弟子们当时别说博士了,连硕士怕也没有。当年英美留学回来的,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加上年轻,真可说是一代新人了。 这些人不光有新的人生理念,更重要的是还有新的社会理念,崇尚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主张个性解放,宽容忍让。学术上也各有一套,比如胡适的实验主义,陶孟和的社会学研究。相比之下,太炎弟子们的那套学问,就显得陈旧了,不合时宜了。 这些人还带来一套新的生活作派,西装革履,仪表堂堂,头戴礼帽,手拿STICK(文明棍),听音乐,喝咖啡,没事了办个舞会什么的。这也是长袍马褂,自命风雅的太炎弟子们望尘莫及,自愧弗如的。要是再和这些人的家庭、婚姻生活相比,就更让鲁迅这些人心寒齿冷了。鲁迅冬天都不穿棉裤,据说是抑制性欲,他和他的太太是从不同床的。跟前虽有几个女学生来来去去,怕也是只中看而不切实用。 他的个子前面说了,要说长相,照片是说明不了问题的。见过的人说的才是真的。年轻人是这样的看的,“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马珏),“黄瘦脸庞,短胡子”(吴曙天),那时鲁迅才四十几岁。和鲁迅私交甚好的曹聚仁说过,有次鲁迅外出,碰到一个人贸贸然地问:“那种特货是哪儿买的?”特货是指鸦片,他的脸庞很是削瘦,看起来好似烟鬼。这些都是曹聚仁的原话,不是我编的。 人是环境的动物,顺境时可以雍容大度,潇洒自如,一到了困境,逆境,气就不打一处来了,心底里那种阴暗、狠毒、偏执,就要发泄出来了。 “闲话事件”中,鲁迅、周作人与陈西滢的论战,结仇,说浅点是意气之争,说深点,就是新旧之争,落后与先进之争,两种相对峙的文化势力之争。历史一直在发展,社会一直在进步,鲁迅的这股气,一直就憋了下去。到上海后,在共产党的引导下,矛头自然就对准了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不管你做什么,都要横加批评。对这一点,去年《书屋》第八期上有篇文章,作者叫邵建,文章叫《事出刘文典》,说的很详细,有兴趣的同学,可找来看看。 明白了鲁迅的心态,他的思想取向,再来看鲁迅的作品,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因为出身,因为处境,生活状况,鲁迅看这个世界是绝望的,狠毒的。他说过一句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记念刘和珍君》)。想想多可怕。鲁迅自己也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却不能”(给李秉中的信)。有人会说,鲁迅也说过“在你们的身上存在着人类的希望”呀,那是鲁迅给延安发的电报上说的,是一个革命战士对组织的忠诚。是另一回事。我已经说过了,谈作家的鲁迅,不必谈后十年。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鲁迅呢,我并不认为全是听了毛主席的话。一是鲁迅的文章确实写的好,再是鲁迅的这种绝望、狠毒,确实让许多中国人喜欢。鲁迅的社会观念,只是愤世嫉俗,对人世失望,仇恨,凡是对现实社会持批判态度的,否定态度的,都可以在他那儿找到理解,找到依凭,三十年代共产党喜欢他,文革中毛主席喜欢他,现在的“新右派”喜欢他,连一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喜欢他,道理就在这里。自由主义者喜欢他最没道理,按照鲁迅的社会理念发展下去,只会是专制主义。从鲁迅那儿找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是缘木求鱼,闭着眼睛往坑里跳。 除了思想的糊涂,好多人喜欢鲁迅,主要是因为鲁迅的文章写的好。确实好,这是没办法不承认的。我说的好,主要是指前期的,也就是上面说的第二个时期,1917年到1926年那个时期。 这就要说到鲁迅的文章为什么好了。 钱玄同是鲁迅的老朋友,曾赠给鲁迅一副联语,“托尼思想,魏晋文章”,一般朋友都认为很恰当,鲁迅本人也不反对。可见这话是说到鲁迅心里去了。托是托尔斯泰,尼是尼采,托尼思想就不说了,单说“魏晋文章”。所谓的魏晋文章,就是澹雅,简古,有蕴含,有气势,嵇康、阮籍是其代表人物,《世说新语》是其代表作品。 章太炎就崇尚魏晋文章,鲁迅早年跟他学习,受他的影响很深。鲁迅的文言文,那是好极了。1917年以后开始写白话文,细细品味,仍是魏晋文章的路子,以前我就说过,鲁迅的文章,是从文言文脱出来的。说鲁迅是新文学大师实在是简慢了他,说他是中国最后的一位古文大师,我想鲁迅在地下会高兴的。说不定会夸我,这小子有眼力。好多学鲁迅的人,都会注意到,鲁迅的文章里,常用“然而”,“之所以”,这就是古文的痕迹。我随便背一段鲁迅的话,你们听听这韵味,看是不是更像文言文。是《记念刘和珍君》里的,不一定准确的,想到哪儿背到哪儿吧: “惨象,已经使我目不忍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古文讲究的是对仗,用字精炼,音韵铿锵。像上面那几句,要是用文言文写出来就是:“惨象,令余目不忍视,流言,尤令余耳不忍闻,余何言哉!余由此始知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之缘由矣。沉默复沉默,非于沉默中爆发,即于沉默中灭亡。”你们看像不像一段绝好的古文,说是魏晋时期哪个作家写的,你都会信的。 再就是鲁迅的文章中有一股阴冷之气,杀伐之气,他说是受了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影响,不是的,是他就有这样的气质,这样的品性。好多人说,他看鲁迅的文章,看到半夜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这肯定是真的。正是有这样的品质,他的文章就越发的好,凡是有独特品质的文章,都是好文章,写文章就是要写出自己的独特的品质。你的像我的,我的像他的,肯定不是好文章。我敢说千世万世之后,鲁迅的文章,仍是中国最好的文章。他是真正继承了中国文章的传统而又有所创造,这样的文章一定会像李杜文章那样万古相传。 但是我不主张现在的青少年,就是正上中学大学的学生,过多的看鲁迅的书。现在中学课本上的鲁迅的课文太多了,有好些是不适合青年学生看的。初中别选,高中有一两篇就行了。上了大学,中文系可以多看看,别的系的连看都别看。中学课本上选《药》干什么,就因为瑜儿坟上有个花圈吗,连鲁迅自己都说那是硬添上去的。半夜杀人,吃人血馒头,这么阴森可怖的场面,让年轻人看了有什么好处?《记念刘和珍君》可保留,要作为一种文体来讲,让学生知道文言文怎么过渡到白话文。顺便说一下,我不主张把文言文改写为白话文叫“翻译”,也不主张把文言文叫死文字。还是那些汉字,基本语法没有变,怎么就说是死了?文言文发展为白话文,是一种自然趋势,都是汉语。翻译是一种语言变换为另一种语言,都是汉语,怎么能叫翻译?《水浒》就是用一种浅近的文言文写的,你怎么不把它翻译一遍? 好了,还是回过头来说鲁迅。鲁迅自己就不主张把他的小说选入中学课本。二几年的时候,有人提议把他的《狂人日记》选入中学课本,鲁迅就坚决反对,说这样的作品是不适宜中学生读的,想来也是因为他的这篇小说太阴森可怕了,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利。中学时期,要读一些对身心发展有益的作品。《中国教育报》上曾刊出文章,说中学生对鲁迅的文章有反感,我相信是真的。 那么学生时期,应当多读谁的作品呢,我认为应当多读胡适的作品。一来胡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人物,一生提倡白话文,至死不渝。二来他的白话文确实写的好,叙事清楚,说理明白,真可说是如行云流水,明丽天然。梁实秋是个很傲气的人,他就很佩服胡适的文章。三来胡适一生提倡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主张宽容,主张建设法制社会,这些人生理念和社会理念,都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多读胡适的文章,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年轻人的健康成长,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和社会理念。 但是胡适的思想也有浅的一面,到老也是这一套,没有长进。所以我提出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人向来有少不读什么,老不读什么的说法,比如我小的时候,就听老年人说过,少不读《三国》,老不读《列国》,因为《三国演义》老是用计,年轻人读了会坏心术,《东周列国志》里一会儿这个国君叫杀了,一会儿那个国君叫废了,成年人读了会了会生反叛之心。还有的说少不读《三国》,老不读《水浒》,也是这个意思。 我这样说,还有一个考虑。现在文化界,学术界,很混乱。尊奉鲁迅的势力很大,近年来尊奉胡适的人也不少,可说方兴未艾,来势汹汹。这两派现在是各说各的话,互不交锋。看吧,到时候势必有一场大的争论,肯定会有的。还有一些人,想作个调和,说这两个人的思想都有可取之取,取长补短,不就相安无事了?不会的。这两个人的思想,是对立的,无法调和的。既然无法调和,就不如把它们分开,分开的办法,眼下我能想到的就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样至少对年轻人来说,就不会困惑了。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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