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做梦”--“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二(钱理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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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摘自《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著者:钱理群书号:7806033521 出版商:山东画报出版社话说周氏兄弟,其实是在探讨鲁迅、周作人等先驱者关注过的思想命题,以及他们探索中国的矛盾、困惑与收获。在本世纪很难找到像他们兄弟俩这样了解中国的国情、民心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所处的困境,与他们当年有相似处,又有新的问题,我们需要他们那样的胆识与远见。本书据钱理群在北大上课的录音整理而成,集中了他20年来有关周氏兄弟研究的思考成果。由钱理群引领,与周氏兄弟进行精神对话,实在是莫大的快事。汉林书城(www.hanlin.com)推荐) 那么,怎样看待这个梦的现象,这种梦究竟具有什么特点?由这个梦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性?周作人在二三十年代已预感到,中国国民性出现了新问题。他将其概括为“专制的狂信”。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概念。它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狂热的信念,或狂热的迷信。中国民族没有宗教,好像没有宗教的狂热,但有另外一种形态的宗教狂热。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就是一种宗教的狂信:首先是迷信主观精神和意志,并将其夸大到极端,提出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第二,迷信群众运动。这是毛泽东的发明,将亿万群众煽动起来形成强大的运动。他说:“中国人多,议论多,热气大,干劲大,一张白纸正好画又新又美的图画。”他强调多数人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迷信多数。第三,迷信权力。将不受监督的权力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仿佛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由此,引申出迷信青春,迷信无知等等。无论“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是“文革”,年青人都是打先锋的,毛泽东说:“卑贱者战胜高贵者,年青的战胜老年的,无知的战胜有知的,小人物战胜大人物,这是规律。”很少有像我们共和国那样夸大青年的作用,把青年捧到极端。因为青年有热情,惟有青年能够献身,也最容易被利用。这种“青年崇拜”实质上包藏着对青年的愚弄。 迷信主观精神意志的同时是反科学,反理性,在迷信群众运动的另一面是反专家、反知识分子,在迷信多数的同时压制少数,在迷信权力的同时压制民主,在迷信青春的同时反对老年人。所以“狂信”的另一面就是周作人说的“专制”,而且是群众专制,多数人专制。凡是持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都称为“花岗岩脑袋”,要把他们“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拔白旗”运动不但在农村、工厂基层广泛展开,在大学里也普遍推行,北大就是一个重灾区,反专家、反教授、反知识,“知识越多越蠢”。当时称这样的群众大批判运动为“革命的狂欢节”。这首先是语言的迷信,语言的狂欢。前面说过的赛诗会的诗一句比一句激动人,显示了语言的魔力。这种狂热的语言可以称为群众的“高调逻辑”,对人们有催眠作用,人在语言的迷恋中,丧失了自我,进入半睡眠状态。这里还包含“从众心理”,在群体中,在语言魔力的召唤下,人变得大胆了,勇敢了,富有幻想,无所顾忌了。“从众心理”有保护作用,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不负责,这实质上是用精神、语言的魔力将人的本性迷惑。人的语言也变成一种“施暴”的力量,特别是在“大批判会”上,年青人运用语言的暴力强加于自己的老师,其实也在践踏作为自身存在基础、理由的知识与科学理性。但没有人会对此有任何的反省,因为每个人都处在高度兴奋的狂热中,都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仿佛自己在创造历史,为“真理”而战。一切都有看似合理的逻辑,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鼓动人们去迷信,并赋予“正义感”和“合道德”性。这就使这类“狂信的专制”又带上了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全民梦想造成的全民族的灾难中,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负什么责任?客观地说,知识分子是受害者,另一方又是推波助澜者。比如说,亩产上万斤的粮食上报是由省的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作证的,某大科学家亲口对毛泽东说:“根据科学研究,在理论上亩产上万斤是可能的。”无数的诗人、作家都参加到“全民的狂欢节”中,田汉写了《十三陵畅想曲》,更是火上浇油。本来知识分子应该在全民狂热中起“清醒剂”作用,但却推波助澜,这恐怕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中国知识分子总想领导潮流,总要“得天风气之先”,而实际上是在赶时髦,为虎作伥,充当帮忙与帮闲而不自觉。这里也隐含着对于权力,对于“专制的狂信”的恐惧,进而在“从众”心理中寻得平衡,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这样的“赶潮流”之风至今也没有停息,知识者仍有可能继续充当“推波助澜”者。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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