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纯祖论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蒋纯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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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一个念头强烈地诱惑着我：我忍不住想要弄清楚，当路钥写《财主底儿女们》这部大书的时候，处在怎样一种感情状态。我依着自己的习惯，希望首先从作品的文字间捕捉住作者的情绪，而不去听作者关于自己的作品讲些什么。说实在的，读完这一部书，是需要足够的耐心的。也许现代小说史上再也找不出另外一部长篇，像《财主底儿女们》这样晦涩、精芜杂陈——一枚硕大的酸果1 当我一点点艰难地啃下去，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拥有一种病态的天才”①，给人物、同时给自己以“精神上的苦刑”②的俄国作家。 ①《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218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②《亿韦素园君入见《鲁迅全集》，第6 卷，67页。不用说，路翎无论功力还是实际成就，都不足以与那位巨人相比。但他的“天性”里似乎也有一种“残忍性”，一种使自己也使别人狂躁不宁的因素，——中国作家中极其罕见的个性与气质。一这是一部始终扰攘不宁，而且是在自始至终的扰攘不宁中写成的书。所有那些借路翎的笔而生存的人们——主要是蒋家儿女们，都像是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Sisyphus）和坦塔罗斯（Tantalus）。恼人的思想，彼此间不断发生的冲撞，他们自己狂热、神经质的个人气质，都像无形的鞭子，抽打着、驱赶着这些高贵的人们，使他们的思维与情绪不能哪怕只是瞬间地固定在一点上。这群财主的儿女们中最年轻的一个，蒋纯祖，当他出场的时候，正像一只小狼。从那个时候起，他似乎就没有安静过。若是他偶然地沉静下来，也一定会瞬即触电一般地跳起来，猛烈地想，或者狂暴地动。我想，每一个活人，都不可能以这种方式生活，——他们一定会很快就力竭而死的。不必费太大的气力，你就可以从文字间找到作者，那个习惯于以“处于紧张状态的思想、感情和形象”①进行创造的小说家。这个人的个人情绪，无疑是小说特异节奏和氛围的重要来源i 他无法使自己安静下来。当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时，他似乎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磨难，狼一样狂暴地奔突，极力从“兽榄”中冲出去。他肯定着，又否定着，跟自己争辩，说服自己，或者推翻自己，甚至拷问自己。小说使人相信，他的整个创作过程充满着痛苦；直到终篇，他也没有能够制服座下那匹凶暴的马，——他抓不牢自己思想的辔头。由这种持续的狂躁与兴奋中，产生出《财主底儿女们》异乎寻常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叙述方式不可能不破坏整体感。生活像是在他的叙述中一块块碎裂了、风化了，变成了一个个局部、片断、瞬间。动作总是突发的，不连贯的。镜头迫不及待地在不同的形、色、人、物上跳过，焦距迅即变换。这里也有细节，甚至过分精美，显出贵族式的豪华，每一笔都带着一种情调、氛围，把人物裹在里面。但在缺乏整体感的叙述中，它们却像是阳光下一堆亮闪闪的玻璃碎片。动荡不定的，是这整部作品，而不是其中的某个局部，某个人物和人物的故事。那么，纠缠着作者，使这个灵魂如此不宁的，究竟是什么？怎样的一种巨大的困惑，才有可能驱使一个17岁的青年②，动手写一部对于他这样的年龄显得过于沉重的大书，承受一种如此旷日持久的“精神上的苦刑”？——这一切为了什么？ ①《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207 页。 ②小说的作者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题记》（1945年5 月）中说：“这部东西，是在1940年就起手写的。”是年，作者17岁。初稿在战火中丢失，作者又重新着手写它。二 ……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的吧，但是压死了，压死了！……不容易革命的呢，小的时候就被中国底这种生活压麻木了，……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没有人底觉醒，至少我是找不到！ ……（第二部第十三章）这里叹息着的，是蒋纯祖。是这样地艰难，人物与作者，终于把最使他们不安的思想，清晰一点地表述出来。其实，一个统一的意图，贯彻在小说第一部第一章到第二部的最后一章。作者像一个初入狩猎场的猎人，由各个角度，笨拙而又执拗地逼近他的猎物。由于他为自己选择的对象世界过于庞大、芜杂，叙写中常常失去驾驭，以致使碎散的场面、片断，矛盾混乱的思想，有时险些儿把他的主要意图给淹没了。但你仍然可以由情节的错杂交织中，触模到作者构思的基本线索，找到情节——作者思想的逻辑，尽管它们常常显得暖昧，，闪烁不定。我们不妨追踪一下作者的思想径路，——直接沿着作品情节的推展；并且试图解释，这种思想径路是由怎样的历史环境和现实条件中产生的；这样地思考着、描写着的人，与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活动，以怎样的方式联系着。第一部：家族历史与家族性格这部长篇小说，仅仅结构方面，也令人感到炫惑。小说第一部，推出了一个庞大的形象系统，以蒋家家族谱系为经纬，其间交织着蒋家，以及外围的各色人等。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最活跃的，作为这家族的灵魂的，不是那个威严的父亲蒋捷三，而是蒋纯祖的哥哥蒋少祖。第二部的焦点，更多地集注在一个目标上，即在第一部里还不足以引人注目的蒋家的小少爷蒋纯祖。这里也有一个纷杂的世界，但它却是主要围绕这一个人、为了这一个人而设置的。蒋少祖们退居远景，蒋家的第三代人却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财主底儿女们》情节的发展，是在这个家族的命运史中实现的。除了这种常见的结构方式之外，这部小说还必须有别的什么，才能把它格外纷繁的内容组织起来。我们在下文中也许可以解释清楚，构成小说内在统一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个封建大家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惹人注目的存在。父亲和儿女、直系以及旁系，——这个家族所有成员，彼此惊人地相似。他们都是敏感、神经质的，都有贵族的精神优越感，都像那个王桂英一样，“不能照别人一样地生活”，有着一种“时常显得乖谬的激情”。这还要算是较为次要的方面。这是一些绝对孤独的灵魂。这里每个人在每一瞬间，都强烈地意识着自我的存在，激赏自己，超乎一切地钟爱自己，像钟爱热恋中的情人。他们都善于把外在世界变成自己“精神支配下的”“内心的图景”，把作为对象的客观世界化为对象化的自我。这些人在外界的每一现象上都首先看到、感觉到自己，并细致地品味这种感觉。这才是一种不寻常的秉赋。具有上述秉赋的人，不可能不是高傲的。由这个家庭走出的“政治家”蒋少祖，几乎轻蔑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始终救世主一样地垂着他俯怜众生的眼睛。（他的弟弟蒋纯祖，差不多一开始就以“超人”自居，认定了自己只能走一条“险恶的、英雄的道路”，而此外的路则是留给庸常之辈的。）那个热狂的王桂英，只要有一个机会使她与众不同，比如在示威游行中被拥上了演说台，她的第一个陶醉就会是：“她站在高处，群众在她底脚下仰面看着她。”他们不但是财产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贵族，上帝的选民。这样的一些人，即使对于孤独的体验，也异乎常人。蒋少祖常常醉心于他自以为是“自由而神圣”的孤独感，夸张地想： “他，蒋少祖，在中国走着孤独的道路……”（而蒋纯祖即使还是一个少年时，就已经乐于“享受”那种“热烈而凄凉的孤独”，体验孤独者的近于神秘的内心生活。）在路翎笔下，甚至一个工人（朱谷良），也像蒋家的少爷们那样沉醉在“孤独”中。你会感到，知识者的某些精神特征，在蒋家的家族性格中，被成倍地放大了。在这样一些赋有异禀的人们中间，出现了中国小说中罕见的家庭关系、人物关系。多么令人诧异：这部小说中众多的人物，经常是由彼此相斥的力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人都不了解、不信任其余的人，即使一母所生的姊妹，即使一道亡命的伙伴。这个世界里不存在和谐。人们“彼此怀着厌恶”，“他们都觉得自己是特殊地孤单的”。有时 “戒备”和“敌意”使他们简直类乎“宿命的仇敌”，怨鬼一样彼此纠缠，仿佛只是为了证明人与人的不能相容似的。①拆裂声在一切把人们连结在一起的地方响着。所有路翎人物的活动空间，无处不像是苦恼的渊薮。 ①如第一部中的蒋蔚祖夫妇，如第二部中的朱谷良与石华贵。本文所论的蒋纯祖，直到小说第一部第三章才迟迟出场。那是他姐姐蒋淑华的喜宴上。“一个穿短裤的、兴奋而粗野的少年跳上了门槛。他用明亮的眼睛看着大家，怀着一种敌意。”粗野，狂暴，神经质。你一下子就认出了蒋家真正的家族标志。到第一部临近结束时，你已经不能把这个青年贵族和他的哥哥蒋少祖在气质上区分开来。这个野心勃勃的少年对着世界傲然宣布： “这些是我的1 这一切全是我的！ ” 这是一个真正的蒋纯祖式的宣言。这声音所引起的，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困惑。它不像是三四十年代的，甚至也不像是五四的。陌生感推你离开人物，陌生感同时也强化印象。这后者也许正合于作者的需要。——在表达一种思想时，他要求强烈！第二部：蒋纯祖及其性格历史苏州——南京——上海，是第一部中人物活动的三角区。每一处都伴随着一种特定的情调、音乐主题，而又与一个或一组人物的性情、格调相应。旷野——武汉至重庆、演剧队——乡场，则是第二部中蒋纯祖生命史的三个段落，他性格的三部曲。它们同样不只提供了显示同一性格的不同舞台，而且彼此构成情调的对比。小说的总体结构是匀称的。旷野。旷野、漂流者，永远使作者迷恋。当第二部开始后不久，蒋纯祖就由燃烧着的南京逃出来，跟偶然遇到的朱谷良们一起，沿长江和广袤的江岸平原漂流。旷野上的蒋纯祖，令人想到法捷耶夫小说《毁灭》中的美谛克。甚至连两个人的处境都那么相像。他们都是知识者，处在跟他们的出身、教养极其不同的人们中。在《毁灭》里，那是一支“溃灭”中的袭击队；旷野上蒋纯祖所跟随的，也是一支小小的队伍，所谓“乌合之众”。两个人物的相似尤其在他们的善恶观念上。两部书都让人物面对人类生活中必然会发生的残酷。《毁灭》中的袭击队，为了不致使同伴落入敌手，不得不毒死病人；由于饥饿，不得已而劫粮。《财主底儿女们》里那一群漂流者中间，一再演出杀人的场面，比如朱谷良枪击强奸民女的国民党兵痞。两个人物——美谛克与蒋纯祖，对于这类事件有着相似的反应。毒死病人和劫粮，都使文雅的高中学生美访克厌恶。“他反对毒死病人，而并无更好的计谋，反对劫粮，而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也觉得自己不行，而别人却更不行。”①在袭击队队长莱奋生看来，美谛克不过是俄国式的生活中才能生长出的“懒惰的，没志气的人物”，“不结子的空花”。蒋纯祖也一般地对于“杀人”怀着嫌恶。因为被杀者（无论其有怎样的罪恶）“也是一个人”，而“他，蒋纯祖，爱一切的人”，在这群野蛮人中间，只有他，才“理解别人底生命底意义”。两个人物这种高贵的悲悯，在他们所处的具体场合，都不能不是虚伪的。因为这种悲悯丝毫不对实际后果负责，也丝毫不关心问题的实质方面。超越具体善恶的道德立场，只能是虚构的。 ①《＜毁灭＞后记》(1931年1月)，见《鲁迅全集》，第10卷，326页。旷野上的蒋纯祖忠实于他自己。但路钥的描写却缺乏包含在法捷耶夫的描写中的批判力量，蒋纯祖也缺乏美谛克形象的讽刺意义。这多半由于像在《财主底儿女们》所提供的其他场合那样，蒋纯祖在精神上比周围所有的人优越。朱谷良决不是莱奋生。这是个冷酷、多疑、野心勃勃的家伙。这种人物关系，使得蒋纯祖的卑怯、虚伪（当然是不自觉的），也招人怜悯。旷野上的漂流，才是蒋纯祖性格历史的真正起点。蒋纯祖在这里最显眼的，是他的要求“爱一切的人”、理解一切人的“生命底意义” 的思想。情节在继续推进中使人们看到，具有上述观念的蒋纯祖，怎样地在与环境的必然冲突中，艰难地走他自己的人生道路。武汉——重庆、演剧队。有关演剧队的描写，在小说的整个第二部中最集中也最富于戏剧性，冲突的性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明确与肯定。旷野上的蒋纯祖，向残酷的环境要求“人道”，要求对“别人底生命底意义”的理解；演剧队的蒋纯祖，则向革命组织、集团要求尊重“个性”。小说在这个环节上对于主人公的把握，仍然是准确的。你看，这就是那个置身于一个具体的救亡组织——演剧队中的蒋纯祖：他只注意他底无限混乱的内心，他觉得他底内心无限的美丽。虽然他在集团里面生活，虽然他无限地崇奉充满着这个集团的那些理论，他却只要求他底内心——他丝毫都不感觉到这种分裂。这个集团，这一切理论，都是只为他，蒋纯祖底内心而存在；他把这种分裂在他底内心里甜蜜地和谐了起来。在集团底纪律和他相冲突的时候，他便毫无疑问地无视这个纪律；在遇到批评的时候，他觉得只有他底内心才是最高的命令、最大的光荣、和最善的存在。因此他便很少去思索这些批评——或者竟至于感不到它们。这两方面——一方是以“自己底心灵”为“最高的存在”的蒋纯祖，一方是把一切个人感情(主要是爱情)都视为“小布尔乔亚”的恶劣根性，习惯于在绝不相容的对立中思考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演剧队的领导者——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这种冲突，以演剧队的批判会为顶峰，构成爆炸性的场面。在这个场合出现的蒋纯祖，俨然是一位英雄。他的雄辩的发言，借了作者包孕着激情的叙述，把他自己的某些方面(比如无视“集团底纪律”等等)自然地掩盖了。更何况站在蒋纯祖对面、组织对蒋纯祖的批判的，是一些多么委琐、褊狭、善妒、智能低下的角色：这不能不使蒋纯祖耸出于众人之上，使他的以自己的“内心”为“最高存在” 之类，也像是一种应有的权利。情况正与“旷野”相似。作者忠于他的人物。他写的的确是蒋纯祖，而且是包含了人物的全部弱点以至卑污的思想、念头的蒋纯祖，但小说提供的情势，——环绕这个人物的人们，他们之间的冲突，等等，都使蒋纯祖处于有利的地位，使他的弱点不至于显得过分刺目。也与有关“旷野”的章节相似，作者以他的大篇议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倾向：在导致冲突的主要问题上，他站在他的主人公一边。他把冲突的另一方明确地规定为教条主义者和“投机者”，而蒋纯祖这样的青年，则在普遍的投机中，“以个人底傲岸的内心拯救了自己”。人物的性格在情节发展中保持了一贯性，作者对于人物的评价，也在不断的矛盾中保持了基本倾向的一贯性。正是在演剧队里，蒋纯祖开始了一种在他是最痛苦的思考：关于 “个性”与“这个时代底教条”、“最高的命令”的关系，关于个人与革命集团的关系。小说以后的章节使人们看到，主人公把上述思考一直带到了他生命的终结。这个问题在人物一作者那里如此重要，以致它有时成为超越、游离于具体情节的东西，小说第二部的后半部，因此显得更为芜杂、滞重。乡场。在同样要求尊重“个性”，激烈地攻击“教条”，并对现实的革命持怀疑态度的蒋家两兄弟之间，毕竟有着差异。蒋少祖说：“我信仰理性！” 蒋纯祖说：“我信仰人民。” 尽管在说出这个字眼“人民”的时候（小说第一部第十五章），蒋纯祖并不真正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小说的第二部，这个人物由演剧队到石桥场，性格却确实有了某种发展。作者也显然想在这里，使蒋纯祖与他的哥哥区分开来。虽然蒋纯祖的到石桥场，令人想到的是19 世纪70年代俄国青年的“到民间去”。小说是这样描写的：初到石桥场的蒋纯祖，“只感觉到个人底热情，他不知道这和大家所说的人民有怎样的联系”；但当他具体地从事一项事业——主持石桥场小学，向绅粮们挑战——时，他总算觉得，“这里的这些不幸的生灵们需要他，他也需要他们。从热情的思索里不能得到的这种联系，这里就得到了”。终于在一个雨夜，他的灵魂喊出了：“让我和那些慢慢地走着自己底大路的善良的人们一同前进吧！” 但这不是主要的。乡场上的蒋纯祖，他的精神生活的主要方面，是演剧队的冲突在他个人理念活动中的继续。他更其猛烈地攻击着人的“平庸、迂腐、保守”，因为“他们崇拜偶像，他们底头脑里全是公式和教条；生活到了现在，他们战战兢兢，生伯自己触犯了教条，他们所能做的工作，是使一切适合于教条2 他们虐杀了这个世界上的生动的一切”。处在乡人中间，更能吸引他的题目，仍然是“人底完成”。即使这样，石桥场上的蒋纯祖，毕竞走出了在他是重要的一步。如果像蒋纯祖这样的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绝对的孤独者，都感到了“人民”的吸引，意识到他所寻求的力量在那些朴素而粗野的人们中间，那么这引力本身，该是何等强大1 底层生活在这个贵族青年那里激起的“混乱的激情”中，确实出现了把这个人由原来的思想轨道、生活方式中拔出来的可能性。尽管小说第二部结束时的蒋纯祖，不但没有达到某种科学的理论认识，甚至没有修正自己认识中的重大谬误，他却确实走到了其他蒋家儿女即使在想象中也没有达到的地方。推动这种进步的，是生活本身的力量。无论如何，作者通过主人公“内心底狂风暴雨”，甚至通过主人公思想与感情的“混乱”，使人们感到了这种力量。这个从崩溃中的财主家庭走出来的青年知识者，孤独，神经质，狂躁，野心勃勃，终于在旷野上，在演剧队，最后，在乡场上，经历了现代人生惨烈悲壮的一幕，以他的方式，触摸到了“这个壮大而庞杂的时代”，对自己的精神优势发生了一度的动摇，受到了一个乡村女儿朴质、善良的道德力量的吸引。这些都是小说所描写的，——没有越出人物性格变动的可能幅度。如果人们由这个形象，不仅仅看到了一个顽固的“个人主义者”，而且看到了一个缓慢变化中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一段精神历程，看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克服自我过程中的苦难，那么这是符合小说本身的实际的。蒋纯祖的痛苦与毁灭毕竟不仅仅是个人的。他的追求中毕竟包含着严肃、重大的东西。因此，他的痛苦才是剧烈的，他的毁灭才是悲剧性的。 ……这蒋纯祖觉得是动人的、惊心动魄的一切，简直是震碎了他底神经使他在夜里不能睡眠。他是燃烧着，在失眠中，在昏迷、焦灼、和奇异的清醒中，他向自己用声音、色彩、言语，描写这个壮大而庞杂的时代，他在旷野里奔走，他在江流上飞腾，他在寺院里向和尚们冷笑，他在山岭上看见那些蛮荒的人民。在他底周围幽密而昏热地响着奇异的音乐，他心里充满了混乱的激情。在黑暗中，他在床上翻滚，觉得自己是漂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他心里忽然甜蜜，忽然痛苦，他忽然充满了力量，体会到地面上的一切青春、诗歌、欢乐，觉得可以完成一切，忽然又堕进深刻的颓唐，恐怖地经历到失堕和沉没—— 他迅速地沉没，在他底身上，一切都进裂、溃散；他底手折断了。他底胸膛破裂了。在深渊里他沉沉地下堕，他所失去的肢体和血肉变成了飞舞的火花；他下坠好像行将熄灭的火把。这简直是一种奇异的景象，现代文学中不曾响起过的狂暴的“心灵之歌”！作者希望给他的人物一个更像“结局”的结局，他抵抗不了这个念头的引诱，企图使人物超越他的某些局限，在弥留中变得圣洁，以至描写浸染了点宗教意味。但蒋纯祖自己给人们留下的，却更多的是关于他的困惑。我们重又听到了蒋纯祖沉痛的声音：“。…· 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的吧，……”我们要追问：怎么样了？石桥场上的蒋纯祖，关于这个最使他不安的问题，思考得怎么样了？他在石桥场上的细小的变化，是否真的使他逼近了结论，而他所谓的“神圣的真理”又指什么？ ——作者掉过头去。他没有回答。三这是一个经历史提出，而又未曾提供完满答案的问题。一切严肃的、郑重的、思考着的现代知识者，都无法使自己完全绕过这个问题。他们事实上由各个角度、侧面，直接或迂回，率直或含蓄，大胆或小心翼翼地，触碰着它。但使问题显得那样尖锐、无可回避的，还要算是《财主底儿女们们》吧。仅仅这本书提出问题的方式，就够叫人惊讶的了。作者突出、强烈地渲染人物某些与时代思想显然相悖的精神特征，其描写足以冒犯一般知识者的道德感情；同时毫无掩饰地同情以至钟爱自己的人物。这样描写着的作者，不会纯粹为了艺术上的冒险。但他确实是在冒险：在人们认为“合理性”、“正常性”的边缘上，以至边缘之外，他把问题以从未有过的刺眼的方式提了出来：要由怎样的道路，才可能使历史的进步不至于以“个性”的牺牲为代价，怎样的革命才能在自己的任务中包括了“个性解放”、“人底觉醒”？问题是极其现实的。“我”是一种现实存在。无论是出于理性自觉加以抑制了的“我”，还是像蒋纯祖那样放您任情的“我”。当作为个体的“我”必须纳入集团的意志、目的、利益、纪律之中时，冲突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乎逻辑地发生的。“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①认为“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 汇合而成的“总的合力”，导致了历史的创造。上述思想，恩格斯还在其他文章中表述过。②政治集团固然较之散漫的人群，拥有更为集中的意志、明确的行动目标，即使如此，个人意志仍然不可能绝对地消融在集团意志之中。鲁迅早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③一文里谈到过这一点。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243-244 页。 ②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 月21-22 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478 页。 ③《鲁迅全集》，第4 卷。抗日战争期间，大批知识者拥入革命组织，这种情况对于两个方面——革命组织和知识者个人，都是一种冲击，使早已存在着的矛盾表现出空前的尖锐性。知识者狭隘的民主要求，固然要与严酷的斗争环境、与革命组织有关“集中性”、纪律等等的要求发生冲撞，而知识者的民主观念，也势必使得一部分革命组织内部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的问题骤然突出来。矛盾出现在蒋纯祖的人生经历中，不能不带有某种特异性质。“以个人的个性为最高的统治者”一类西欧资产阶级早期思想，的确弄敏了这个青年的感觉，使他比之一般人，能更细致地体验专制的痛苦，这种痛苦又是现实的而非心造的；但这位雄辩家却完全不懂得使中国从一切专制下解放出来的现实道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早期资产阶级使用过的理论武器与抗日战争的具体任务统一起来。路翎跟自己的主人公一起陷入了思考的困境。因为他和自己的人物一样，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他抓住了一种弊病，——压抑个性，缺乏民主传统，却不了解这种弊病赖以发生的条件。在石桥场，他与主人公一起，像是初次发现了广大的底层社会。对于底层社会的观察，应当有助于人物和作者脱出困境，因为压抑个性的弊病的存在，依赖于社会经济条件，依赖于整个生活方式的落后性。可是这种发现在小说中并没有与人物原有的思路衔接起来。蒋纯祖更像一个架空的思想者。人的历史主动性有其得以实现的条件，而贵族式的骄傲对于实际运动毫无意义。蒋氏兄弟不能以他们的力量真正作用于历史，这是可悲的。蒋少祖说到过自己追逐的主要目标：“不过想找一条路罢了。” 他狂妄地想：“给我一个支点，我能够举起地球来。”问题恰恰在于： “支点”在哪里？蒋纯祖也在“找一条路”。他最终的迷悯仍然是： “他感到他可以毫无顾忌地一直向前走：但他要走到哪里去呢？” 我们现在也许更容易明白，作者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主人公，为什么由小说第一部起，就在他的所有人物那里，最后，更集中地在蒋纯祖那里，表现一种个人的主观的精神力量。他企图在知识分子中，发现强大的个性力量，这种力量将使他们有可能经由自己的探索，独立不倚地达到“神圣的真理”。为此，他不借把这种力量在描写中加以夸大。然而作者愈是写下去，就愈是感到，他的人物并不是他所发现的弊病的真正对立物，他觉察到他不能使人物既保持“个性”，同时又具有历史感，拥有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其实作者早已处在了矛盾的境地。他不但一再使人们看到，以“精神独立”自傲的蒋纯祖，在实际生活中怎样软弱，思想力如何贫弱，而且让人们看到了，这个解除了任何束缚的‘‘个性“，会表现出何等可怕的自私，保人物那两次恋爱（先是和演剧队的高韵，后来又与乡场上的万同华）中表现出的那样。这是作者的主观意向所无能为力的：只要给人物以感性形式，使人物处在具体环境中，发生具体的人物关系，人物本身的否定性，就会违反作者的意愿呈露出来，——即使作品中的生活是作者精心选择过的。像是跋涉过了极其崎呕的长途，你陪着一个迷失了的灵魂在微弱的星光下颠跟。你希望人物早一点结束他的精神痛苦，你希望小说描写的这梦属般的一切有个了结。人物死在他年轻的时候，你却像是看着他活过了几个世纪。应当说，折磨着作者和人物，使他们遭受那样多磨难的矛盾，在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你已经有可能比人物也比作者更容易地把握住那些错杂纷乱的文字间的逻辑。尽管如此，当你读这部小说时，仍然会不胜其烦扰。当你看到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像蒋纯祖这样，有着旧时代、旧家庭两重负累的知识分子），为了经由自己的模索、奋斗而达到“真理”所经历的精神苦难，你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你不会对他们的挣扎投以冷冷的一瞥，仅只满足于给人物的观念以某种“判决”，也不会轻薄地玩赏他们的精神创伤，嘲笑他们未能在死亡之前一把抓住全部真理。当然，今天的读者不至于再全面重复他们的命运，今天的作者也没有必要以路翎的方式展览这类苦难和创伤，但他们却有必要重新思考由蒋纯祖思考过而没有达到结论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因历史的推进而变得陈旧。当然，他们会把自己的思路与蒋纯祖的自然地区分开来。人总是越来越聪明。人类的认识活动就其总体而言，也愈益接近于真理。这是大可乐观的。四倘若你肯费心作一点统计，你就会惊讶地看到，这部小说的大半篇幅，被人物狂热的内心独白和作者同样狂热的心理解说占据了。人物说了那么多，作者关于人物说了那么多，在这一方面，也难以找到另外一部现代小说与之相比。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谈到路翎式的叙述，在这里应当说，那种叙述之所以显得破碎，跳荡，缺乏连贯性，多半是因为，这种叙述中容纳了过量的心理内容。路翎不是讲故事的人。他是人物心灵图像的不厌其详的解说者。我曾谈到过老舍小说的心理刻绘，——笔致活泼而决不作大幅度的跳荡。那是曲折而绵绵不断‘的；。即使陡起转折，也非凭空而起， ——转折而不失连续性。这正与他的整个叙述风格一致。路钢关于心理过程的叙述，也与他的小说整体风格和谐。他不尊重“连贯性”。人物的内44蒋纯祖论心图像，被突死地推到你的眼前。尤其是主人公蒋纯祖的内心图像。愈到后来，这个人物的内心生活愈狂热和神经质，人物的意念，像是由作者一个个抓住，朝你掷过来，砸过来，沉重地，恶狠狠地，使你禁不住想要逃开去。你被人物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给弄得疲惫不堪，以至有时候麻痹了感觉和理解能力。但你仍然得承认，路钥有着一种捕捉人物心理的瞬间变幻的异乎寻常的才能。小说第一部第一章，蒋少祖与他所爱着的女人王桂英，被庆祝 “一。二八”上海抗战胜利的人流所裹挟。群众的热情与力量，居然暂时地感染了这个青年贵族。但当王桂英跳上演说台，以她热烈的演讲吸引了公众的时候，世界的形象在蒋少祖眼里突然改变了。在王桂英演说的时候，蒋少祖对她有了不可解的、仇恨的情绪。他突然觉得一切都是无聊的；王桂英是虚荣而虚伪的，群众是愚蠢的。他未曾料到的那种强烈的嫉妒心在袭击着他，使他有了这种仇恨的情绪。他注意到面前的一个男子为王桂英底演说而流泪；他注意到周围的人们底感动的、惊异的面容。人群感动愈深，蒋少祖对王桂英的仇恨情绪愈强。他开始反抗他底这种心理，但这反抗很微弱，然而在王桂英羞辱地跳下岗位台来的时候，这种情绪便突然消逝了。显然的，王桂英在纷乱中走下岗位台来时的那种寂寞的意味令他喜悦。王桂英迷惑地走向他，睁大眼睛看着他，好像不认识。人们向这边跑来，蒋少祖冷淡地向街边走去，王桂英，好像被吸引着似的，跟着他。街上奔驰着车辆，人群散了，蒋少祖冷淡地走着，不知要到那里去，但希望王桂英从他得到惩罚…… 你一定会不习惯于人物的这种乖张。但你相信，作者写的，是那个极端虚荣、野心勃勃的蒋少祖。，蒋少祖应当以这种方式感觉世界。艺术的世界，情况也像生活世界一样复杂。这个往往忽略整体性的作者，偏偏以另外的方式（而且多半是在一个局部、片断之中），表现出对于整体性的兴趣。他不但希望人物的心理在他的叙述中，不失去其全部丰富性以至任何微妙之处，而且企图用文字复制出具体的感性环境。他试着以自己的叙述方式打破一重障碍，——以文字传达人物的意念以及创造一个活生生的感性世界时，通常所遇到的表现能力的限制，使人物内外两面的生活更统一、更逼近于实际状态。他追求的不止是生动的感性，而且是立体性。这种意图不但在描写大的场面（如蒋淑华的喜宴、蒋捷三的葬仪），而且在描写小的场景时也表现出来。前房有活泼的脚步声，接着有兴奋的喊叫声，面孔发红的蒋秀菊提着精致的皮包跑了进来。在她底后面，她底新婚的丈夫掂着脚走路；新的坚硬的皮鞋吱吱地发响，脸上呈现着文雅有礼的，和悦的笑容。兴奋而快乐的陈景惠抱着小孩从院落里追了进来。床上的男孩被惊醒，猛烈地啼哭。这种试验并不总是成功的。作者的刻绘（不论对人物还是对场景）有时过细，细到足以使人忽略主要的东西；这个作者还常常表现得过分珍爱自己细腻的感觉，在他所喜爱的事物上留连不已，以致由于对情调的迷醉而忘了“意图”。更其令人难耐的是那些随意插进的大段解说。它们像是舞台演出中乐队筑起的“音墙”，隔在读者与人物之间，人物自己的声音反而模糊不清了。问题更集中在人物的抽象思考与感性活动衔接的地方。抽象内容只有与感性的活力结合起来，才可能具有“个性”的标记。作者有时并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更多的时候，由于过分热衷于传达他本人的思想，而忘掉了使思想着的人物彼此区分开来，以至他们的内心语言也常常是相似的。毫无疑问，作者在这两个方面——理性思维和感性创造——都有相当的秉赋。可惜当两个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发展的时候，它们反而互为障碍，使作品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失去了平衡。这是一个有着雄心的小说家。他在自己尚未成熟的时候，写了这部不成熟的书。随后，又在走向成熟的途中，在事业上过早地天折了。我们只能希望人物和作者的悲剧，真正成为历史的陈迹；希望作者的有关创作意图，能经由更成熟、在抽象思维与形象感受方面发展得更为均衡的作者，在全新的水平线上实现。历史，会提供这一切的！ (本文为《艰难的选择》下篇第五章)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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