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愿贫穷”的传统与梭罗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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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永毅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今天，众多的生态主义者和追求精神自由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转向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这不是偶然的。在这本书里，他分析了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由于过分关心物质得失而导致灵性窒息的病症，开出了“自愿贫穷”（voluntary poverty）（Thoreau, 1965:19）的药方。梭罗的预见性和革命性直至二战后才被人们广泛认识到。梭罗隐居瓦尔登湖，并非像中国古代的隐士那样，是一种遁世的行为，而是一种目的明确的实验，一种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挑战甚至挑衅——他要向自己和同时代的人们证明，在没有任何通常的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情况下，他仍然可以过快乐的生活。《瓦尔登湖》就是这一实验的记录和阐释。要理解梭罗的意义，我们必须将他的思想置于整个“自愿贫穷”的传统中来审视。 “自愿贫穷”（拉丁文paupertas voluntaria）的提法出自古罗马作家塞内加[1]，但将财富视为心灵羁绊的思想决不只限于拉丁文化，而是在东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中广泛存在。梭罗显然受到了古人的影响。“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的哲学家是这样一类人：就外在的财富而言，没人比他们更贫穷；就内在的财富而言，没人比他们更富有。”（Thoreau, 1965:18）然而，就哲学而言，古代中国“自愿贫穷”的思想并不突出，用“安贫乐道”概括也许更为准确。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他并没有否定富贵，而是否定以“不义”的方式获取富贵，而“自愿贫穷”意味着即使能以符合“义”的方式获取富贵的情况下也主动放弃，这正是希腊和印度的传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个传统相信灵魂的存在。在非物质的灵魂通过内省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物质的身体对于财富的追求只能起到干扰和阻碍的作用。因此，苏格拉底过着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在讲授哲学时也拒绝收取酬金；第欧根尼等犬儒主义哲学家宣扬放弃一切世俗的财富，专注于美德的追求；印度教和佛教更是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出家苦行的传统[3]。 出于反对正统教会的原因，梭罗没有提及对西方“自愿贫穷”思想影响最大的基督教传统。耶稣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将贫穷与天国联系起来，其理由与古希腊的哲学一脉相承，只是将逻格斯（Logos）换成了天国和上帝：“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新约•马太福音6：21》）放弃对财富的追求是为了全身心地追随上帝。耶稣自己的一生也是“自愿贫穷”的典范。他拒绝利用自己的威望做一个尘世间的“王”，宁可过一种游方僧侣般的漂泊生活，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传播天国的福音中去。对于信仰耶稣的人们来说，全能的圣子在马槽降生、在木匠的家庭中长大，本身就体现了“自愿贫穷”的态度。正因为如此，耶稣对于后来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自愿贫穷”的传统具有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在历代圣徒中最具人格魅力的圣弗朗西斯 [4]是这一传统的另外一个楷模。他出身于富裕商人家庭，却选择了风餐露宿的生活，在各地传播福音。直接感动他心灵的是圣经的这一段话：“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新约•马太福音10：9-10》）弗朗西斯相信，最简单的生活是接近上帝的最好方式[5]。 梭罗将“自愿贫穷”这一古老的传统作为《瓦尔登湖》的核心思想，既与他个人的思想倾向有关，也与时代的氛围有关。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些东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思想，梭罗还直接受到了爱默生的影响。作为美国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爱默生与柯勒律治、卡莱尔等人交往颇深，他的思想中明显融会了英国浪漫主义的思想。英国浪漫主义的作家和评论家在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性的迷失。在物欲的驱动下，在机械的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剥夺了心灵成长的空间。华兹华斯说，“过去世代从不知晓的许多因素，正共同发生着作用，使得人们甄别判断的能力日益迟钝，主动思索的意愿日益萎缩，沦入一种近乎野蛮的麻木状态之中。” （Wordsworth, 1933:25）雪莱也警告说，“人奴役了自然，自己却仍然是奴隶。”（Shelley, 1931:223）浪漫主义的泛神论姿态和对想象力的推崇正是为了重新唤醒人类的灵性。美国超验主义也具有这样的倾向和使命。爱默生区分了机械的理性（他称之为Understanding）和真正的理性（Reason），他拒绝以纯物质的眼光看待自然，而将自然视为精神的象征，呼吁人通过自然与超灵（Over-soul）进行交流。梭罗认为，走向超验生活的最大障碍是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迷恋。19世纪中期，美国也在经历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英国浪漫主义者的警告在梭罗看来，已经迫在眉睫。正如苏格拉底把自己视为雅典城邦的一只牛虻，督促公民们追求美德，梭罗赋予自己的角色是一只预言的公鸡（propheticchanticleer），决心将人们从精神的沉睡中唤醒。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梭罗不惜诉诸棒喝的手段。在废存奴隶制成为全国关注焦点的时刻，他振聋发聩地指出，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自己最残酷的监工（slave driver），驱使自己为无穷的物欲做西西弗一般的苦役，根本无暇采撷“生活的甜美果实”（1965:13）。他无情地嘲笑人们为一个遥远的将来拼命工作、拼命攒钱的行为，因为他们最后会发现，等“遥远的将来”到来时，他们又得为更遥远的将来奔波了。科技的进步丝毫不能让他惊异，所谓“现代的设备”，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为着一个并未改进的目标而改进的手段”而已（1965:43）。在未实现内心充实的情况下，诸如电报、报纸之类的东西只能成为传播无聊信息的工具。只有“自愿贫穷”的生活方式才能将人们从这种荒谬的处境中拯救出来。 另一方面，梭罗又苦口婆心地劝诱读者改变价值观。他祛除了“自愿贫穷”的宗教色彩，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独特视角作了新的阐发。他意识到，苏格拉底以来的许多哲学家在劝人向善时，总是从幸福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宣扬只有遵行内心善的知识或律令，才能获得幸福（happiness）。然而，普通人往往贪恋快乐（pleasure），常常为了眼前的快乐忘记长远的幸福。因此，在《瓦尔登湖》里面，梭罗着意突出“自愿贫穷”的快乐。 首先，他用大量事例让读者意识到，畏惧贫穷、追求财富的生活并没给他们带来快乐，反而使他们长久地限于苦恼甚至苦痛之中。因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需要人们浪费大量的时间做对身心毫无好处的事，而且患得患失的心态会使他们错过许多最美妙的东西，虚度短暂的一生。其次，他澄清了读者对“自愿贫穷”的误解。“自愿贫穷”并非某些宗教徒所选择的苦行，并不是一种厌弃生活的否定姿态。恰恰相反，“自愿贫穷”的选择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它并不是故意剥夺自己享受物质的权利，而是当生活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将心灵的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更有价值的领域。梭罗用植物的比喻阐述了物质基础与精神追求的关系。正如植物向下扎根是为了“更自信地向上伸展”（1965:19）， 积累物质财富最终也是为心灵的修养提供外在的条件。他解释说，自己到瓦尔登湖隐居，是因为“生活太宝贵”，他要“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吸吮生活的精髓”（1965:69）。 《瓦尔登湖》大部分的篇幅都用来描绘梭罗在这样一种生活中发现的乐趣。为了颠覆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以宗教般的虔诚记录了许多人们觉得毫不起眼，远不如政治、商业重要的细微事物。颜色、气味、声音、湖水的涨落，他都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并以近乎学究气的准确语言呈现给读者。梭罗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只有过一种简单的物质生活，人们才有可能找到自然的这些微妙美丽、不可穷竭的财宝。不仅如此，自然还有一种疗救的效用，它可以让人们从世俗事务的焦虑与紧张中摆脱出来，逐渐领悟到自己内心的真实。觉醒的心灵能从日常的生活中洞见数不尽的快乐，而且不会被病态的情感压得奄奄一息，这都是迟钝的心所无法企及的。这样的心灵即使在孤寂的处境里，也不会感觉孤单，因为它总能同自然或自己交流。 梭罗注意到，人们不敢或不愿过“自愿贫穷”的生活，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何为“必需”（necessity）、何为“传统”（tradition）这两个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在对“生活必需品”的定义中，他提出了两条标准：一是“从最开始或者由于长期使用，已经变成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二是“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试图放弃它们，无论是因为社会还未开化，还是因为贫穷或者哲学观念的缘故”（1965:17）。按照这样的标准，人们生活中许多追求衣食住行的努力都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并非“必要”。梭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人们可以在只有很简单的食物、衣服和住所的情况下，过上健康、充实的生活。关于另外一个障碍——人们对传统的依恋，梭罗知道，在许多人看来，“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已经被前人走过了”，但是他指出，新的可能性就像“从同一圆心引出的半径”那样多（1965:16）。梭罗利用了美国梦的精神层面——不断寻求新的复兴，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宗教和社会意识的冲动——来鼓励当时的读者勇敢地冲破传统，获取精神的独立与自由。 《瓦尔登湖》最深刻之处在于，梭罗没有把“自愿贫穷”思想的重心放在“贫穷”上，甚至也不在“自愿”上，因为刻意的贫穷，哪怕是“自愿”的，也会将注意力放到物质财富的多寡上，这与“自愿富有”恰好殊途同归。至于像圣弗朗西斯所警告的那样，以贫穷的生活换取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整日沾沾自喜，更是违背了“自愿贫穷”的初衷。“自愿贫穷”的精髓在于超越这种物质多寡的算计，摆脱为物质利益而奔忙的被动局面，将生命的重心放到追求精神独立和自由、丰富自己的心灵上来，做自己生命的真正主人。改变汲汲于名利的心态仅仅是“自愿贫穷”的第一步，探寻真理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梭罗并不认为自己在瓦尔登湖的实验全然成功了。就证明“自愿贫穷”的可行性而言，他达到了目的，但从精神探索的角度看，他对自己并不满意。在解释自己为何离开瓦尔登湖时，梭罗将他自己在木屋和湖滨之间踏出的小路称为“传统和陈规的辙印”（1965:270）。或许这是因为他所选择的方式与古代的隐士雷同，没有多少新意。他明确地告诉读者，像他这样在林间隐居绝非促成心灵觉醒的唯一方式。换言之，对于接受了“自愿贫穷”原则的人来说，从事何种工作，选择何种具体的生活方式，都是无足轻重的；关键在于是否意识到精神世界的重要性，是否肯为自己心灵的健康承担责任。 一百多年过去了，梭罗的“自愿贫穷”思想不仅没有贬值，反而显得更加珍贵。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来说，他的这笔遗产至少有三方面的价值。首先，对于作为个体的人，他指出了一条与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对抗、保持精神独立的道路。在多元化的表象之下，商业社会的价值具有明显的趋同性和从众性。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还是作为消费者，人都被当作再生产循环的一个环节，丧失了独立的、与经济算计无关，与成本、利润和交换价值无关的独立价值。在现代社会里，一方面人的地位与尊严明显与其收入层次挂钩，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日复一日地对人进行洗脑，在贫穷与罪之间创造出一种潜意识的、阴险的联系[6]，贬低任何不可数字化的、人赖以安身立命的那些精神价值。“自愿贫穷”思想让人跳出这种框架，冲破商业意识形态的重重包围，在真实的根基上滋养自己的心灵，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不被流俗所左右。“天主教义工运动”创始人Peter Maurin认为“自愿贫穷”是一种解放的力量（liberating force），“贫穷”（poverty）不同于“贫乏”（destitution）（Day,1997:178-179）。穆尼尔讲得更为透彻：在个人伦理的层面上，我们认为有一种贫穷是个人生活的理想经济准则。但我们所说的贫穷并不是指不恰当的禁欲主义或者可耻的吝啬。我们指的是对奴役人们的物欲的鄙夷，对单纯的渴望，一种强大的适应力和自由的状态；它并不排斥对自己的宽裕和对他人的慷慨，甚至对财富的某种追求，只要这些努力不是被贪婪所驱动。（Mounier, 1938:192） 其次，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自愿贫穷”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救助密切相关，甚至是改变社会不公的重要途径。选择“自愿贫穷”的人们没有普通慈善机构那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态度，因为他们并不以贫穷为耻，不拘泥于世俗的差等观念。他们不仅能够把自己的财产捐给社会或者直接捐给穷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用亲手的劳动来帮助他们，并且以完全平等的博爱情怀无微不至地关心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事实上，二战以后，“自愿贫穷”已经成为影响日益深入的一种精神运动，不只在印度教和基督教传统深厚的地区和群体中，许多没有宗教背景的人也抛弃了舒适的生活，加入到全球性的各种义务救助组织中去。“自愿贫穷”的思想有助于消除许多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促进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 第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愿贫穷”反对建立在消费欲望基础上、将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准作为终极目的和唯一标准的发展观。在人类环境面临严重危机、地球已经不堪重负的今天，这一思想具有格外迫切的意义。“自愿贫穷”是环境保护最可靠的基础。人类的消费欲望每退缩一步，恢复生态平衡的希望就增加一分。“自愿贫穷”的观念在人的心里为自然设下了一道防线，因为相信这一观念的人们会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心灵境界上，而不是物质生活上。而且，只有当人们的注意力从个人的物质得失中转移出来，他们才可能有精力、有意愿去关心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才能在人与自然的亲密交流中体会到万物活的价值，而不是将它们视为仅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或潜在商品。 因此，梭罗的意义在于，他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将“自愿贫穷”的古老思想呈现在现代的读者面前，迫使人们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关注自己的精神状态。通过他，人类哲学和宗教中的这笔财富被更多的人意识到，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人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Thoreau, H. D. Walden and "Civil Disobedience"[M].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Wordsworth, William. Poetry and Prose[M].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33. Shelley, P. B. Poetry and Prose[M].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31. Day, Dorothy. The Long Loneliness[M]. San Francisco: Harper Collins, 1997. Mounier, Emmanuel. A Personalist Manifesto[M].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1938. 【注释】 1 Seneca，Epistula XVII，Liber II. 2 《四部丛刊经部：论语集解•述而第七》。 3 时至今日，在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的情况下，在中年之后将全部收入捐给社会、然后浪迹四方的“自愿贫穷”行为在印度仍然颇为流行，而且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 4 St. Francis of Assisi（1181-1226），圣方济各会（St. FranciscanOrder）的创始人。 5 1933年由Peter Maurin和Dorothy Day创立的“天主教义工运动”（the Catholic WorkerMovement）和特雷莎修女组建的“慈善教士团”（the Missionaries of Charity）都明显继承了St. Francis of Assisi的传统，将宗教内涵与社会救助结合起来，将“自愿贫穷”的个人生活方式与争取人类普遍幸福的努力结合起来，在当今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6 这种联系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贫穷群体与犯罪率的联系；二是贫穷国家与动乱的联系；三是通过广告等手段让人产生无法拥有汽车等“现代化标志产品”是可耻的意识。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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