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忧患,情切兴亡——读柯灵抗战时期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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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 1942年后,柯灵出版了散文集《晦明》、《望春草》、杂感集《市楼独唱》等。在《晦明》一书中几乎每一篇都在揭露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当时日本要以武力征服中国,其空军除了袭击贫民,还把火力集中在对文化教育机构的摧残,“迫使人类回到莽原,把文明踩在脚下”。《回到莽原》一文记录了从卢沟桥事变到10月15日,仅仅三个月,上海就被日寇空军袭毁的大学14所,中学27所,小学44所;博物院、图书馆、体育场等社会教育机关8处。除了上海,全国被摧毁的还包括天津、河北、保定、南京、南昌、广州等地一共有23所著名学府。“最令人愤怒的,是他们所加于中国文化人的特别待遇。”日寇“凡在难民中看出有些知识分子模样的,就特别加以拘禁,施以种种酷毒的刑罚,有许多是被剥光了衣服,倒挂在电杆木上,从鼻孔里灌进煤油去,最后浑身浇上煤油,用火活活烧死。” 作者在文末痛心疾首地呼出:日寇憎恨文化,就像枭鸟畏惧光明一样。逼得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为了自卫,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举起了抗战的烽火!同时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维护公道,我们举起了反抗的义旗! 《苏州拾梦记》是一篇悲凄哀伤的抒情散文。写他73岁的寡母(其实是他的婶娘,养母),熬过了悲惨辛酸的大半生,50年后,才企盼地第一次回苏州母乡寻根,又大海捞针似地见到了旧侣金妹,圆了一场倦鸟恋旧枝的梦想。但是不久,苏州沦陷了,作者对居住在落入魔掌家乡孤零零的母亲发出了伤痛的呼叫:可怜的母亲,我可以告诉您吗?您的母乡正遭受着空前的浩劫! 日寇的侵略,造成了当时文学队伍的大流迁,作家为抗战奔走呼号,在连天炮火中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孤岛”上海,有许多作家和柯灵一起在坚持战斗,甚至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青年作家陆蠡,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当编辑,曾写过《海星》、《竹刀》、《囚绿记》著作。1942年因该社出版了靳以的爱国反日长篇小说《前夕》和进步刊物《文学丛刊》被查封,陆蠡因此被日寇宪兵队逮捕。在狱中他承识自己是“爱国者”,威武不屈,严词谴敌,最后遭酷刑致死,年仅35岁。柯灵在《永恒的微笑》这篇悼念文章中赞扬了陆蠡的为人:敦厚、温静、谦和;肯定了他的文字:认真切实、一丝不苟、朴实中蕴藏着丰深。就是这样一位纯静的作家在敌人面前“正直毕竟使他在苟活与成仁中选取了后一条艰难的路。” 艺术家丰子恺在国破家亡之后,告别了被摧毁的住宅“缘缘堂”,辗转流离,逃难逃到桂林。但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用漫画和诗歌的方式进行战斗。在一副老少逃难的画图上,其题词是:豺虎入中原,万人皆失所,但得除民害,不惜流离苦。丰子恺又作歌《我们四百兆人》:我们四百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我们四百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崩!哪怕小东邻!我们四百兆人,齐出阵,/打倒小日本!/我们四百兆人,睡狮醒,一怒而天下平。 柯灵在《丰子恺在战火中》一文中,对丰子恺的勇敢、乐观 给以发扬光大,称他为“一位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可敬的战士”,抨击了“扯淡家”对丰子恺的污蔑。 当时被柯灵所颂扬的抗战文化人还有:沈西苓、周木斋、蔡楚生和梅兰芳等。 柯灵在抗战时期的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百分之百与抗战有关。他以杂文驱遣愤怒,以散文抒发忧郁。在编辑《民族呼声》、《世纪风》、《茶话》、《浅草》和《万象》等报刊中,又团结上海广大进步作家,不畏强敌,仗义执言,敢于抒发爱国激情。他的刊物对作者的要求是:写出各阶层爱国人民的心声,写人民大众的苦难,写争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惨烈,也是足以自豪的光荣一页。作家柯灵没有辜负这个痛苦而辉煌的时代,用他手中的一支笔强烈地抒发出对祖国的热爱,对日寇的仇恨,对胜利的坚信。柯灵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 相关链接:学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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