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夏回忆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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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日当空、闷热难当之际,忽然收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寄来一套《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八本,顿觉一阵凉意扑来,沁入肺腑。作为参与编选工作的一员,更有一种“终于印出来了”的轻松感。一看到封面上“名誉主编柯灵”字样,并且用老人签名手迹,想起他逝世两周年祭刚过去不久,不觉又引起许多伤感和怀念。这套书编选过程中,一直受到柯灵先生的关怀和鼓舞。他的几次谈话,由沈寂辑录,作为“卷首语”。一开始他就明确指出:

编选《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这套丛书很有意义。也很重要。人们对上海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缺少应有的重视。这套系列的出版可以弥补中国文学史的一段空白。

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化界,情况非常复杂,然作家阵容泾渭分明。文化汉奸和附逆文人鼓吹“大东亚和平共荣”,而有民族气节、坚持爱国立场的新老作家,置生死不顾,千方百计,发表揭露罪恶、反抗强暴的作品。

我们几个人正是本着老人的训诲,认真地阅读和挑选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品,兢兢业业地从事这项“弥补中国文学史上一段空白”的工程。那段时期,大家都好像又返回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回到那个“一边是严肃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的极不寻常的岁月。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开始练笔学步、蹒跚地走进文学园地的年代。好几位朋友又都先先后后、程度不同地受到柯灵老人的关怀和扶持。饮水思源,他们总难忘培育之恩。

我自己虽然中学时代就读过柯灵先生的散文集《望春草》,喜爱他主编的后期《万象》,每期必读,但是有缘“识荆”已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初,那时他在主编一份进步的时事文化性的综合周刊《周报》和《文汇报》的“读者的话”。我第一次去拜访柯灵先生,并非作为文学青年去拜见前辈,而是手持我们大学老师当时被誉为“民主教授”的林汉达先生一封介绍信,送一份稿件给《周报》的。他们二位当时正同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诸位先生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直到上海解放,尤其在我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以后,才接触较多。报纸副刊上需要哪方面的稿件,去信约请,一般都不会拒绝。一时有事不能执笔,也必定来信委婉说明,诚挚谦逊的态度,总使我们年轻的编辑引为美谈。

同柯灵先生接触更多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的二十年。八十年代中我去上海,总要去看望巴金和柯灵两位老人,他们住处也相近。柯灵先生每年来北京参加人大和政协会期间,有时也去他的住处相晤,谈谈北京和上海文坛近事,询问我写作情况,多所鼓励。1987年初,我离开工作岗位时,曾向许多熟识的师友和同行发信禀告,感谢他们多年来的热诚帮助。几天后即收到柯灵先生回信:

袁鹰同志:

得离休讯,欣然,亦复惘然。欣然者,肩仔一轻,佳作可待,对作家来说,闲裕的时间是很可贵的,告别繁剧,是一大好事。惘然者,多年与《人民日报》文艺栏打交道,未免有些去思,亦不无岁月催人之慨也。

近日小恙,一池春水吹皱,亦颇感徒乱人意。聊泐数行,遥祝新岁百吉,身健笔健

柯灵

1987.1.20

捧读手书,怅然许多,前辈的关怀和鼓舞,自然衷心铭感。“一池春水吹皱”句,对当时春寒气候感慨良深,也道出许多人共同感到“徒乱人意”的惶惑而忧虑心情。九十年代中,传来老人摒除杂务,着手从事《上海百年》的鸿文巨著的消息,曾为之雀跃。大半生在上海浮沉,亲身经历上海的风雨沧桑,亲身参与上海的惊世巨变,苦乐相依,荣辱与共,写百年上海,可以说“非公莫属”。可惜老人年事渐高,体质渐差,不再有十几年前那样的精神和体力,更无复四十年代那种身处荆棘丛中仍能从容应付的韧性,终于未及全部写成,留下了千古遗憾。

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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