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少功：N种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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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马芳芳 “晴耕三亩，雨读千年”这副对联挂在韩少功湖南汩罗乡下的书房里。“晴耕雨读”成为韩少功现在主要的生活方式。 农民韩少功 山野田园生活很自在 当电话联系韩少功的时候，他刚刚从湖南乡下的住处回到海南，东西还没有来得及放下，就开始应邀讲起他的山居生活，“我冬天就回海南，因为我还在海南文联工作，在这里拿工资。这里的冬天比较暖和，文艺活动也安排得比较多，所以我得拿出一些时间给他们帮些忙。春夏两季海南太热了，我就请创作假，回到湖南乡下去。” 韩少功在湖南的隐居生活，这几年来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对于这点，韩少功却不以为然，“‘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我这个什么隐都不能算。”2000年，韩少功携夫人一同回到他们当年插队的地方——湖南汩罗江的上游地区，那是两千多年前屈原曾经行吟的地方，离唐朝大诗人杜甫病逝之地也只有一山之隔。小说《马桥词典》中那个“马桥”就在这里，虽然“马桥”这个名字是虚构出来的。 对这种“什么隐也不算”的生活，韩少功却是津津乐道：“我在乡下起得很早，一般都是六点。其实是因为鸟叫得太厉害了，不起来也不行了。”韩少功夫妇还养了小猫、小狗和许多鸡，早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些小动物要伺候好，“猫巡逻一晚上了，早上回来也饿了。鸡也是吵吵闹闹，急着要吃要喝的。我们得先安排好它们，再干自己的事情。”韩少功提起这些小动物就像在数落自己的孩子，语气里带着疼爱和嗔怪。 至于白天干什么，则要看情况。地里有活儿就要上地，“农活就是这样，晴三天你得忙，雨三天你也得忙。多雨就要排涝，久晴就要抗旱。还有生虫发病，下种施肥，传粉嫁接，赶鸟护种，都得想办法。”如果没有什么农活儿，韩少功就在家里上网收发信件，读书和写作。在他的家里，现代电器样样具备，电脑、传真机、卫星天线，他在世外桃源中依然享受着现代通讯带来的便捷。有时候，韩少功喜欢和农友们互相串门，一起聊天，共同商议乡村建设中的一些事务。村里以及邻村的好几条山区车道，还有一个广播网，就是在他的参与下建设成功的。特困户要盖房子，失学少年想重返课堂，甚至邻里失和父子吵架，这一类麻烦也会找上门来。但这些事在他看来都是生活不可少的部分，并不令人烦恼。晚上呢，“一般就看看电视，碰到没有好电视节目，就翻翻报纸和杂志。十点半钟铁定入睡。” 在朋友眼中，韩少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除了写作、翻译、编辑，也曾经爱好拉小提琴，兴致好的时候，老歌还能一路唱到底。韩少功也是一个有闲情逸致的人，自己种出来的蔬菜吃不完，他就将其加上包装，贴上电脑制作出来的商标和条形码，送给朋友们吃。朋友还差一点被假条形码骗了，真以为这是大公司上市的绿色食品。 作家韩少功 出新书但躲避签售 今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英文版又新推出两种，目前共有三个版本，而西班牙、法国、日本等地的译本也即将出版。新作方面，继演讲谈话集《大题小作》出版之后，十月份推出了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政府》，这是继2002年小说《暗示》之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和余华为新书《兄弟》轰轰烈烈的签名售书、媒体宣传不同，韩少功的新书出版得悄无声息，异常低调，以至于让人很难将他和当年引起“寻根浪潮”、“马桥风波”的那个韩少功联想起来。 时代人物：新书的出版为什么这么低调？ 韩少功：我跟出版社合作，一般都先提一个条件，就是不参加签售。签售实在很累，而且也费时间。如果读者愿意的话，自然会来买你的书。如果他不愿意读，只是出于对所谓名人的好奇，索要一个签名留作纪念，那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作家不是什么稀有野生动物，肯定也没有演员好看，是不合适当展品的。当然，我这里也不是绝对反对签售，不能一概而论。汩罗的书店就搞过一次我的签售，我也参加了。乡亲们的邀请，我不好拒绝。 时代人物：那你觉得销售量并不重要？ 韩少功：所谓“销售量”，我觉得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是看国内市场呢，还是看全球市场呢？是看一个季度呢，还是看五年、十年、二十年乃到更长的时间段呢？如果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我的《归去来》、《爸爸爸》、《马桥词典》，一再重印，累积下来，售量可能也不算小，可能比十年前有些畅销作品还印得多一些。但这些书在当初都算不上畅销。做出版的都知道，畅销书与长销书有区别。二者兼顾当然更好，当然是最理想的状况，但在实际生活中其实很难做到，作者也不能强求。我从来就不是畅销作家，自己的作品能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也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过，作为一个读者，我买书从来不考虑书的什么销量，就像穿衣从来不看邻居穿什么出门。这事可以用打油诗来概括：畅销诚可贵，长销价更高，只要书有益，二者皆可抛。 时代人物：《暗示》和《报告政府》卖得怎么样？ 韩少功：《暗示》开机印了8万，算不错了。《报告政府》开机印1万，但在一个月之内又加印了，也还是不错了。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之下，文化生态和媒体生态正在发生急剧和深刻的变化。作家当然应该贴近读者，包括那些有购买力的读者和根本一时远离市场的读者，但没有必要迎合那些花花绿绿的、短命而多变的阅读时尚。几年前，我们在很多机场书店里还能看见几本严肃的哲学、历史和文学。但现在那些书店里，几乎只剩下拜金的书和猎艳的出版泡沫，这是不是一个严重的信号？说明我们的机场旅客在发生什么变化？老实说，如果我的书也出现在那些花里胡哨的书架上，只能给我一种误入不正当场所的感觉，不是我的光荣。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书畅销，这不是问题，但低俗的畅销应当加以警惕。 时代人物：读了《报告政府》，感觉和以前的写作风格很不一样，从《爸爸爸》到《马桥词典》，一直到《暗示》，觉得你在小说的语言和结构上是不断试验的，可是现在感觉《报告政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比较强一些，好像有回归现实的写法，这点你认同吗？ 韩少功：你说的这个感觉也许是对的。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冲击出来以后，很多作家都在小说的形式上试验，取得了很重要很积极的成果，但是普遍的反应是作品难懂，有点张牙舞爪，有点空中楼阁，有点形式大于内容，需要作家们反省。我们常说，最好的形式就是没有形式，从非常用心，非常刻意的形式追求返回到一种比较朴素、比较放松、比较自然的表达。这种质朴返童，不是完全否定现代主义，也不是完全回归传统模式，需要我们不断尝试新的方向。 媒体人韩少功 办杂志总是轰轰烈烈 韩少功无疑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媒体人，当年的《海南纪实》发行量曾经达到百多万册，这在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难企及的数字。 1988年，海南建省。韩少功与一帮“湘军”战友，包括当时著名的小说家叶蔚林、张新奇，现在著名的小说家与编辑家蒋子丹，一起下海南，打算创办一份综合性的刊物。他们把读者定位在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群体，刊物内容上一半做新闻，一半做文化。韩少功回忆道，“当时也是希望做一些思想解放的推动工作，同时也展开一些对‘反右’运动的回顾，对知青生活的回顾，对历史给予发掘和再现。那是一本图文并茂，强调思想深度的杂志。”但是当时的市场专家们很不以为然，断定他们的杂志既没有色情，也没有武侠，不可能打开市场。而韩少功和同事们的执着，最后证实这种新类型杂志不仅有市场，而且构成了市场持久性的热点。这本杂志的创刊号就发行60万册，后来每期都由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20万册。 “现在你们再去看那本杂志，可能会觉得并非那么好看，甚至不乏粗糙和幼稚。所以说那个杂志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比如大量使用图片新闻，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每期100多张图片，很抢眼。”韩少功说，“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度背景报道，这种报道类型在中国以前很少见。我们提供对立观点的组合式报道，让读者自己去辨别和判断，这在中国以前也很少见。应该说，当时我们引入了很多新的元素，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事隔六年之后，韩少功再一次暂时放弃了写作，1995年，他与主编蒋子丹一起开始操办《天涯》。提起办《天涯》的初衷，韩少功说到：“90年代中期的期刊状态不能令人满意，很多刊物只是逮住名人稿子就发，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对当时很多重要的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和思想文化上的问题，很多杂志表现得非常麻木。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很着急，提出要以刊物立心，立人，立国，办出一份方向性比较强的刊物，提倡问题意识，保护边缘声音，希望思想解放在新的层面再次展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天涯》再一次实现杂交：一半是文学，一半是思想理论。如“三农”、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社会公正、权力寻租、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很多后来媒体逐渐关注的问题，都在《天涯》发出先声。“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思考，当时频遭非难，但很早就得到《天涯》的大力支持和推介，其文章在最显要位置发表，被韩少功冠以《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标题，以鲜明对抗那种照搬的和权贵的现代化。在韩少功看来，那是他拟出的最好标题之一。全国范围内有关中国“现代性”的学术大讨论，也是由《天涯》最先点火与引爆。 《天涯》最著名的栏目应该是“民间语文”，将人们收藏于箱底的日记、书信、检讨书、揭发信、总结稿等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里面既有“钱基博的自我检讨书”，又有“芙蓉姐姐的自我告白书”。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曾经做过一次活动，询问北京的大学生们爱读什么文学艺术刊物？现场回答的几个人异口同声：“《天涯》！” 2000年，韩少功辞去《天涯》社长一职。但《天涯》在韩少功的眼中，却有着非凡的地位。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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