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生命的红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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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是在199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在《当代》

上看到了毕淑敏这个名字,而那个深深打动我的小说叫《昆

仑殇》。从此,我在更多的杂志上看到了她的作品,在她的

作品中,有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沉重、生命的叙述以及她对

死亡冷静的叙述等。她的小说自成一家、风格独特,冷静理

智的叙述使她的小说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毕淑敏的小说

应验了一个道理:写作在于表达,表达源于生活。

  记者:《红处方》是您的第一个长篇,而生命则在这部

小说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红处方》源何而起呢?

  毕淑敏: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什么样的小说,好像并不

是他个人做了怎样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他对生活的凝聚和

积累。我自己想写这部小说的念头已经有很多年了。一部长

篇作品的起源绝不是偶然的事,首先吸引我的,仍然是对生

命的关注。

  我想这原因是和我的经历有关的,特别是小时候就去过

西藏,在那个自然环境恶劣地方,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自然对

生命的威胁和生命的可贵。在漫长的时间里,人与自然对话

交融,这种感觉对我是太刻骨铭心了。尤其是对我这个在西

藏生活了11年的女兵来说,这种感觉绝不是一个旅游者式的。

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命令,加上我又是一个做了25年医生的

人。治病救人是我的职业。看到许许多多的生生死死,我觉

得生命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宝贵的,人只有一次生命。很

多人在谈起死亡时并没有切肤之痛的感觉,死亡并没有什么

可怕的。但是一个人拿这唯一的机会(生命)去做一件无意

义的事,有时甚至用来自我残害或者残害别人,那就是一种

非常极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

人不清楚、不知道生命的可贵、而去残忍地浪费生命、挥霍

生命甚至是破坏生命,以生命力作为一种资本去做一些残酷

的事情。这非常令我痛心。《红处方》的诞生,最主要的动

机就产生于这一点。

  记者:《红处方》的部分细节和人物似乎就是直接来源

于生活。但小说中引用的资料和医学术语的解释过多,影响

了阅读时的快感。有时候,资料插入有些生硬,打断了叙事

的流动性。

  毕淑敏:为了这个题材,我专门到几个戒毒医院去采访

过,而且亲身体验到这种生活。尽管我做过医生,但类似吸

毒、戒毒、艾滋病这些对我还是非常新鲜和陌生的。一般记

者去采访时只看到了这个过程,而对我而言,我想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有吸毒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生?吸毒是一个世界性

的大问题,不管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都有,作为人类的一个

魔鬼,它越来越猖狂。这个问题和我们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

记得一位哲学家讲过,一种幸福是一种物质。对一般人来说,

幸福是一种感觉。而对吸毒者来说,幸福则是一种物质,它

是由吗啡等物质构成的,是物质模拟的。我们知道幸福是凭

着劳动智慧得到的。它是一个缓慢争取的过程,它的释放过

程则非常短暂,这样的幸福才是珍贵的。而毒品是人用物质

虚拟而成的一种幸福,最终它会把人引向一种极端的困境。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写,但它又必须好看。因为好看非常重要,

否则读者不如去读哲学著作,那需要一种更大的悟性和耐心。

  有一位朋友对我讲,无论喜欢不喜欢《红处方》,她都

能看下去。评论家李陀的观点同你有些相似,他看了后对我

说过一回,他对这个作品比较喜欢。李陀是以一个读者身份

同我聊天的。他认为我的小说比较独特,应该在写作上对自

己有更高要求。之所以采取这种结构,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加

入资料截断故事的发展,这种作法是小说家所忌讳的。但是

我的目的是一定要让读者从故事中走出来,让大家认为它是

真实可信的。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是应该具有责任感的人。

我不认为一个作家可以随心所欲,没有一点责任感。

  记者:从小说来看,您比较善于运用自身特长,医生视

角医院题材的小说占主要地位,开始写作时、选择题材时是

否有此策略?

  毕淑敏:好多搞文学的人都当过医生呢,鲁迅和郭沫若

也学过医,但是还没有给人正式看过病就改行了。我在文学

上自然不足挂齿,但我从医20多年,一直做到内科主治医师,

业务娴熟,是个不错的大夫呢。俗话说,靠山吃山,我写小

说的时候,就经常写医生的故事,非常自然,没有什么考虑。

我认为用什么样的笔触来写作很重要,作为修炼是一部分,

但最重要的是一些东西在心灵里活了很久了,这是关键。

  记者:以前你的作品大都是讲述青春、苦难、严寒、死

亡,我以为在你的生活历程中,一定也有另外一面,如:欢

乐、幸福、温暖这些记忆。

  毕淑敏:我脑海里有很多想法,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会

慢慢去做,你的建议非常好。我最近还给少年儿童写了一个

长篇《雪山上的女孩》,基调都是快乐的,这个长篇的设想

起源于台湾一家报纸的编辑,他们为我开了一个专栏。专栏

后来集结成书,很受欢迎。

  记者:对于《红处方》第一部长篇的完成,有没有什么

遗憾?

  毕淑敏:《红处方》有一个严重的错误,结构基本上是

以对话支持一个近30万字的长篇,这个办法太累。回过头来

看,这是一个明显的缺点。我想在以后的写作中我会更加从

容,在叙述上,在结构、叙述、语言上把握会更合理更好一

些。

  记者:你的创作和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真是应了

一句话,经历是想象无法代替的。

  毕淑敏:我自幼生长在北京,一个乖乖的中学生,突然

到了最荒凉的地方,环境巨大的反差是我无法想象的。当时

电讯也不发达。没有电视,广播报纸这方面的也不多,我根

本不知道共和国还有这样的无人区。从北京到西藏辗转火车

汽车经20天才到。但我要面对很多差异,比如自然环境的对

比、文明的对比、生理状况的对比。曾有一个评论家做了一

个有趣的比较,他把我作品中有关“寒冷”、“缺氧”、“

生命”、“残酷”这类字眼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同西藏本土

作家相比,我作品中的这类字眼比他们多得多。他们的作品

都是写对文明的向往,极力张扬西藏也有了红绿灯、酒吧、

歌舞厅等东西。

  记者:由北京这个中心城市到了荒凉的雪山无人区,精

神上的打击是不是很大?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在那样一个

年代里,能当兵一定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毕淑敏:的确,精神上的疼痛和情绪上的失落感特别重,

对一个16岁的少女而言。我当时是应届初中毕业生,69届。

在当时年轻人只有两种出路,要么上山下乡,要么去参军。

一些有背景的年轻人进了工厂,当时北京68届毕业生留在北

京本地的人比较多。我父亲在军队,母亲在法院工作,当兵

对我是自然而然的。但我参军没有靠父母,也没有背景,唯

一的原因是我可能比较幸运吧(笑)。但是没有想到我会分

到西藏去当兵,而且我不想当卫生员想做医生,我最愿意作

通讯兵,但当时也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我被分到了阿里军分

区。那里生活着一些流动的牧民。我们的任务是救治病人,

对象是十几个边防站所的战士和这些游牧部落,主要是打针、

发药、做急发病手术。

  记者:在那里生活了11年,一定有一些终生难忘的事情,

让你永远怀念,刻骨铭心。这些大概就是您当初写作的动机

吧。

  毕淑敏:那里有着终年不化的雪山,刺骨的冰河。在我

们之前,只有印度人在那里行过医,一盒清凉油可以换一头

羊。当地非常冷,没有苍蝇蚊子。但当地老百姓因为冷,有

关节炎,特别喜欢清凉油。我们去给他们看病。有意思的是

除了心脏检查外,他们居然要用听诊器听听大腿和脚,让我

们哭笑不得,但也只好由着他们,这样他们心里能有个安慰。

当时学习特别困苦。那时所有的大学都放学干革命了。但医

生总要学习知识啊,如尸体解剖,怎么办?藏族有一种天葬

的习俗,一到当地有人死,老医生就会和他们讲,我们帮你

们天葬。开始是汽车,带着我们和尸体一块走。后来汽车走

不了,马车也走不了了。再用担架抬尸体,一直抬到山顶。

我个子大,经常抬担架后面,特别沉。有时候,尸体会滑下

来,撞到我的身体,我经常看着尸体的双脚在面前晃动,心

里可害怕了。到了山顶,教师把尸体一块块分开,教我们分

辨人体器官的形状,如何做手术,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恐慌,

对16岁的我而言,不学也得学啊。

  记得有一次边境发生战斗,牺牲了好几名战士,都是特

别年轻的战士。一般收拾遗体不让女兵去。一是比较残酷,

二是男女有别,但那次要求快速处理遗体,点名要我去。我

是班长,后来看到战士的遗体时,我惊呆了,都是那么年轻

的生命,它像美丽的开得正艳了的花朵,瞬间便凋谢了。我

们为这些战士换上新衣、新鞋帽。当我看到尸体的前面是苍

白如雪,而后背却是发黑呈紫蓝色以及那些子弹伤口时,我

吓得毛骨悚然。但作为一个医生和战士,你得真实面对生命

的死亡和恶劣的天气、单调的自然环境还有枯燥的生活。

  记者:所以你成为了一名作家。有时候,苦难对一个真

正的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尤其是一个有了那么多经历

的人。这些难忘的事中肯定对你有着巨大的影响。

  毕淑敏:是啊!这些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所以我活得

比别人洒脱超然,不大会为一些名利所累。一个人经历了那

么多生与死之后,对于身外之物就不会那么在乎了。在高原

地带,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刹那间生命之火就熄灭了,仅仅

是因为一个感冒,过程之快让人无法挽救。有一次,牺牲了

几名战士,做花圈自然是我们女兵的事。一群年轻的女兵连

夜赶做,好不容易做到了凌晨3点钟,花圈都扎好了。突然电

话铃响了,原来,几分钟之前又有一位战士去世了。大家再

接着做花圈。死亡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却无能为力,这是一种巨大的刻骨铭心的疼痛啊。

  正因为我对生命充满了挚爱,我才会写《红处方》,年

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控制力特别弱,由于种种原因染上毒品,

这非常可怕。毒品是从人的生命结构开始破坏的,依照现有

的技术对此都束手无策。当我看到戒毒所里那么多年轻鲜活

的生命奄奄一息时,我的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我想起了那

些在雪山上长眠的战士,这种疼痛是无法用言语说明的。

  记者:像您这一代人,许多人出于理想、信仰等原因,

热衷于自愿上山下乡到边境地区去。现在时间一晃过去30年

了,您的儿子都已经上大学了。价值观念、理想、信仰也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必您一定感慨颇多吧?

  毕淑敏:我个人认为,现在年轻人的理想要比我们那一

代高很多,而且我觉得两代人的理想主义也不一样。那时的

理想主义就是英雄主义、集体主义,而现在年轻人的理想可

能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独立个性的张扬。我对这些年轻人很

看好。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物质条件最好,教育程度也最高

的一代,而且他们对世界的了解是多方面的,思想视野比较

广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对思想的统治和对思想强

制性的灌输、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而现在是多元化了。这

一代没有经历过恐吓、背叛、告密等这类事情,社会环境发

生了巨变。在思想和物质文化的把握上,这一代人是最蓬勃

最有活力的。但两代人的本质是一样的。没有经历过磨难的

人,他会更善良,防人之心就会少一些。我觉得推动社会发

展的正是正义、友善、文明。所以尽管今天这代人里也不乏

阴暗丑陋的一面,但比较起来,还是文明、希望、前途多一

些。总的来说,这一代人的质量要比上一代人强得多。

  (摘自1999年5月4日《生活时报》,作者:江熙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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