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的绝响——自杀诗人(海子)心态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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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东 正当那把人引向生活高峰的东西刚刚显露出意义时，死却在人那里出现了。 这死指的不是“一般的死”，而是“巨大的死”，是不可重复的个体所完 成和做出的一项无法规避的特殊功业。 ——施太格缪勒 1989年3月26日，年仅25岁的诗人海子，留下将近二百万字的诗稿，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我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已是4月初。当挚友恒平把这个惊人的噩耗告诉我的时候，我一下子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心里仿佛被堵上了一块沉重而巨大的石头。我长久地想象诗人海子临终前携带着四本书：《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在山海关徘徊的情景。海子死于黄昏时分，我想象着当天边浮上第一抹晚霞的时候，海子终于领悟到来自冥冥天界的暗示，毅然弃绝了一切尘世间的意念，卧轨于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鲜血一瞬间染遍了西天的晚霞。 89年4月初的一个上午，海子自杀的消息传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大学。三角地响起了喜多郎梦幻般的音乐。音乐声中，海子的北大诗友为他募捐。出身于燕园的几位诗人西川、臧棣、麦芒和郁文等人默默地伫立在募捐箱旁，向每个募助者点头致谢。中午，燕园内的民主科学雕塑下举行了海子的悼念活动，雕塑周围的空地上挤满燕园学子。我也挤在人群中，倾听未名湖畔成长起来的一代年青的诗人又一次朗诵起海子的诗作《亚洲铜》和《太阳》。春日的正午的阳光下是一张张年轻而悲伤的面孔。 海子，1964年生，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最出色的诗人之一，有“诗坛怪杰”之誉。海子的倾慕者和崇拜者有很多，其中也包括我这个并不写诗的燕园的后来者。 我和海子并无私交，只是在燕园的两次诗歌朗诵会上听过他朗诵自己的诗作《亚洲铜》和《遗墟》。印象中海子是一个沉静、内向而略有些腼腆的人，思绪总是沉浸于远方一个不属于现世的未知王国之中。这种感受后来被海子的几位诗友的回忆证实了。海子是一个拙于现实生活而耽于想象世界之中的诗人。他的生活简单、贫瘠而孤独。他所居住的一间陋室中甚至没有录音机、收音机这一类生活必需品。除了与几位挚友的交往外，写作构成了海子生活的全部内容，构成了海子生命的支撑。海子遗留下来的近两百万字的作品，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这种孤寂的生命形态中写成的。海子在一篇《自述》中这样说: “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这种成就“大诗”的宏阔理想已经部分地在他的诗作中得以实现了。然而，“正当那把人引向生活的高峰的东西刚刚显露出意义时，死亡却降临到了海子的头上。 海子——戈麦现象 海子在当代中国自杀的诗人之中，并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1987年3月，一个笔名叫“蝌蚪”的33岁的女诗人，用一把小小的于术刀割断了自已大腿上的静脉，在床上安详地死去了。 我对蝌蚪所知甚少，只知道她原名陈泮，与丈夫江河同为“新诗潮”的诗人，在写诗之余也研究佛学，还写小说。当年当我在《上海文学》上谈到她的遗作《家·夜·太阳》时，蝌蚪的名字周围已经加上了黑框。我记得当时我的唯一的反应只是: 一个诗人死了。 没料到蝌蚪的自杀竟成为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个具有魔力一般的预言。 两年后，也在3月，海子在山海关卧轨;1990年10月，浙江淳安的--个叫方向的年轻诗人决然服毒，把自己的生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又过了一年，1991年的9月，诗人戈麦，弃绝了他所挚爱的诗歌生涯，遗留下二百多首诗稿，自沉于清华园内的一条小河，时年24岁。 短短的四年间，四位青年诗人相继自杀了。 方向是我的一位从未谋面的友人。早在1987年，我读过他托人送来的一篇文章《论北岛的忧患意识》，随后彼此通过一封信，信中交流过对北岛诗歌和中国“新诗潮”的意见。从方向的来信中，我感到他是一个诚挚的诗人。此后便音信杳无。谁料如今与他永远无法谋面了。 自杀的四位诗人中，我最熟悉的是戈麦。戈麦原名褚福军，生于1967年，黑龙江萝北县人。198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职于外文局中国文学出版社。我和戈麦几乎同时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曾多次在一起“侃山”。戈麦是一个性格极其内向的人，很少有人能窥进他的内心城池。平时少言寡语，唯有当话题转移到诗歌上时，他的话才多了起来。我们曾一起谈过北岛、海子，也谈布罗茨基和博尔赫斯。从聊天中我感到戈麦对诗歌有着奉若神明般的热爱，我还感到戈麦是一位有着自己的执着信念的人。但是除了诗歌和文学之外，我很少知道他还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我隐隐地觉察到他内心深处有着很沉重的内容，但这一部分内容甚至连他最好的诗友西渡也所知甚少。记得与戈麦的最后一面是91年7月，戈麦匆匆赶来约我写一篇关于沈从文的稿子，随后顺便说起了他的庞大的阅读计划，便又匆匆告别了。这一别便是永诀。 戈麦的死已经使我不再仅仅从孤立的个体生命的消殒这一狭窄的角度来考虑诗人之死的问题了。与死去的诗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都有责任去深思这一现象。 诗人的自杀引起了巨大而持久的反响。89年4月，燕园内举办了海子的诗歌座谈会，中国学界最高理论批评刊物《文学评论》也作同时发表了题为《诗人之死》的专论，引起广泛关注。90年的夏天，诗人恒平和西川相继在北大讲堂举办海子诗歌的讲座，能够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挤满了听众。海子生前挚友骆一禾和西川为海子遗作的出版募集资金。由燕园出身的几位诗人创办的诗歌刊物《倾向》，为海子出版了纪念专号。《花城》、《十月》、《作家》等刊物陆续发表了海子的组诗。到了91年，南京的一家出版正式出版了海子的纪念专集。春风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海子的长诗《土地》。 诗人戈麦的弃世，激起了同样的冲击波。戈麦的母校北大举办了两次戈麦的悼念活动。中文系系刊《启明星》上刊出了戈麦的诗歌遗作，同时登载了戈麦的生前好友西渡的纪念文章《戈麦的里程》。92年11月，由北大五四文学社主办的“戈麦生涯”的座谈会在北大文化活动中心举行，与会者提出了“海子——戈麦现象”，把诗人之死提升到了一种中国诗坛的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一角度来进行讨论。 与此同时，山东济南的诗人胥弋也在致力于整理、出版已故诗人方向的遗作。 如今，把诗人自杀视为一种群体现象，这已经成为当代诗坛的一种共识了，这便是“海子——戈麦现象”。 超越个体的角度去思考“海子——戈麦现象”背后的文化内蕴，这将是本世纪的最后光阴留给中国诗坛的一项课题。 死亡诗章: 自杀之谜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一开头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 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一个人“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 加缪的后一段话对于海子而言只说对了一半。从海子的遗作《太阳》中，可以分明地感受到，海子对自己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并不是没有觉察，而是极端自觉的。对于海子，自杀似乎是一个必然的宿命。他一定很早就萌动并酝酿着自杀的意念，正象他酝酿诗剧《太阳》一样。当他对于死亡的沉思终于趋向一个极致，当他承载着关于死亡冥想的长诗《太阳》一旦问世，海子便迎来了一个契机。于是诗人死了，诗人以自杀实践了他在诗剧中的预言。 《太阳》是海子遗留下来的诗剧中的一幕，它使海子的诗歌在力度和质感方面达到了巅峰状态，它思索的是人的形而上存在的痛苦与绝望，以及在灭绝的气氛中的挣扎与毁灭。 诗人为诗剧悬拟的时间是:“今天。或五千年前或五千年后一个痛苦，灭绝的日子。” 实际上，这种时间的设定是超时间的。它带有鲜明的末日审判的意味。可以说，当这部诗剧的大幕尚未拉开，诗人已经为这出诗剧奠定了死亡的总体情绪背景。 诗的开端是盲诗人的独白: 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也有人类的气味—— 在幽暗的日子中闪现 也染上了这只猿的气味和嘴脸 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 诗人一再咏叹“我走到了人类尽头”，整部诗剧，也正在诗人把人类置于行将灭绝的境地而产生的绝望的歌吟。这是一种直面死亡的体验和震撼。 海子《太阳》中对死亡的歌咏和体验固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海子自已的真实意图，但《太阳》中的死亡意识却分明启示给我以一个海子自杀的契机。或许可以说，海子自尽的念头已经在他心中酝酿很久了。 《死亡诗章》是诗人戈麦写于1989年末的一首诗，诗中也是冥想死亡: 从死亡到死亡 一只鼬鼠和一列小火车相撞 在这残酷的一瞬 你还能说什么 在另一首《誓言》中，诗人也表达了一种弃绝一切的意念: 所以，还要进行第二次判决 瞄准遗物中我堆砌的最软弱的部位 判决——我不需要剩下的一切 从这种义无反顾的誓言中，我似乎可以隐隐理解了戈麦最后的弃绝并非是偶然的。也许死亡的欲念中有一种近乎“鬼打墙”的魔力，一旦走进这个迷宫，非大智大慧者很少有人再度走出。 许多人都试图想象自杀的诗人死前的心境，是什么促使死的渴念战胜了生之欲望，但自杀永远是一个谜。它的谜底已经由逝者永远地带到另一个世界中了，我们只能凭藉遗作去揣摩死者的心理动因。这无疑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我手头没有蝌蚪和方向的“死亡诗章”，如果找到了他们的材料可能更有助于澄清诗人的自杀之谜。似乎可以断言，他们的自我的深层动机根源于一种深刻的心理与文化危机。这或许可以使我们的思索转向时代与文化层面。而这一点，却是笔者的能力所无法达到的了。 想写一首诗 诗人方向死后安葬于千岛湖畔，一片美丽的风景将会常年慰藉着这颗孤寂中飘然远逝的灵魂。在方向的墓碑上刻着他遗书中的最后一句话: “想写一首诗。”这是一句令人潸然泪下的墓志铭。 方向在临死之际流露出的是对诗歌事业的挚爱，对生命的无限留恋。 我想起戈麦，想起他聊天时对诗歌所表露出来的赤子般的执迷，想起他对中外文学巨著中的成就的无限景仰以及他所构想的庞大的创作与阅读计划。 我又想起海子，想起了他挂在他的陋室中的仅有的一幅装饰画:梵高的油画《阿尔疗养院的庭院》。我想起了海子生前写的一篇文章《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可以说，梵高和荷尔德林是海子最景仰的两个人。海子把抒情诗人分为两类，第一种诗人热爱生命，“但他热爱的是生命中的自我，他认为生命可能只是自我官能的抽搐和分泌。而另一类诗人，虽然只热爱风景，热爱景色。热爱冬天的朝霞和晚霞，但他所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是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梵高和荷尔德林就是后一类诗人。他们流着泪迎接朝霞。他们光着脑袋画天空和石头，让太阳做洗礼。这是一些把宇宙当庙堂的诗人。” 海子正是这样一个诗人，他的全部生命哲学可以归纳为“热爱”。这种“热爱”的哲学构成了海子诗歌的真正底色。正象他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所说，“这诗歌的全部意思是什么，要热爱生命不要热爱自我，要热爱风景而不要仅仅热爱自已的眼睛。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这秘密既也括人兽之间的秘密，也包括人神，天地之间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 但似乎无法理解的是，海子，这位热爱生命，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却放弃了生前的权利，选择的是与生命截然相反的另一条道路，这使我联想起里尔克的一句话: “只有从死这一方面——如果不是把死看做绝灭，而是想象为一个彻底的无与伦比的强度——那么，我们只有从死这一方面才可能彻底判断爱。”或许可以说，海子的死构成了他对生命之爱的最富于强度的完成。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方向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想写一首诗”，为什么海子有生之年充满激情地表述了对生命，对“人类秘密”的挚爱。爱与死，这生命的两大主题就这样似乎矛盾地统一在自杀的诗人身上。以死为参照的爱充满了生命的激情与力度，而以爱为背景的死才更加显得耀眼与辉煌。 我一直坚信，死去的诗人们是怀着对生命的巨大的热爱远逝的。作为幸存者的我们，能够从这一点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想起了诗人欧阳江河悼念埃兹拉·庞德的一首诗《公开的独白》: 他死了，我们还活着。 我们不认识他就象从不认识世界。 他祝福过的每一棵苹果， 都长成秋天，结出更多的苹果和饥饿。 我们看见的每一只飞鸟都是他的灵魂。 他布下的阴影比一切光明更热烈， 没有他的歌，我们不会有嘴唇。 但我们唱过并且继续唱下去的， 不是歌，而是无边的寂静。 在这“无边的寂静”之声中，回荡在我的耳际的，是自杀的诗人们留下的永远的绝响。 （选自吴晓东著《阳光与苦难》上海文汇出版社）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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