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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儒学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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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钊矫枉过正—人的历史出名的大哲学家、历史学家乔治·科林伍德说过一句真理一样的话：“一切历史无非是人的历史。”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其它历史决定论深深留在我们骨子里的今天，研究历史时回顾这句话，觉得好是重要。中国历史中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可以用来做科林伍德这句话的佐证。每一个从前代夺得政权的朝代，把前朝政治的失误当作前车之鉴，力求避免蹈其覆辙，就成了贯穿这个朝代政治的中心。商朝重宗教、好法事，周朝就拼命立文教、勤民事；从晋到六朝的阀门专政使得李唐一代轻朝官、重藩镇，不仅导致了安史之乱，而且最终亡在藩镇上边；宋朝有鉴于唐朝这个教训，厚文薄武、压制藩镇，终于给外族灭掉了。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两汉，特别是西汉的政治着眼处，一直在怎样纠正秦朝政治的错误上。秦靠着法家富国强兵的政治取得了天下，也因为法家重法轻人的政治丢掉了天下。秦朝法律繁琐、刑罚严苛、官吏专政、奴役百姓，弄得大家忍无可忍。所以，陈胜一起来，就都跟着闹起来了，使秦朝成了历史上最短的朝代。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西汉有两个大的政治潮流，即：以励行俭朴、简政养民、无为而治为主的道哲学思想和重文教、重礼仪、重古圣贤的儒家哲学。高祖进驻咸阳时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这是用简政约法的道哲学来纠正秦政的第一步。后来的文帝、窦太后和景帝都在延着这个方向努力。在这样的政治下，老百姓在几十年战乱之后终于有了机会休养生息，所以有了所谓的“文景之治”。但武帝开始转而重视儒家、重视教育、重视礼仪，一直到平帝时的王莽，把儒学推到了极端。至于为什么文帝不重用满腹经纶的大儒贾谊，而武帝偏偏要听信以讲五行灾异为专长的董仲舒，恐怕只有天才知道。作皇帝的尊贵—西汉政治的儒家化大家一定听过叔孙通制礼的故事。高祖开国之初为了简政，废除了一切秦朝的仪法、规矩。于是，大臣们饮酒争功，喝醉了乱叫，利害的还拿剑敲打殿上的大柱子，弄得皇上很不高兴。儒生叔孙通看出来了，就趁机说：“儒家虽然不能用来打天下，却可以用来守天下。我愿意招些鲁国的儒生，一起来制定朝拜的礼仪。”礼仪制定演习完了，长乐宫正好建成。在庆典上，王候大臣一大早就被一一引进殿门，两边排列着兵器和旗帜，一声传令，几百人安等级分东西站好，这时皇上才乘着辇出来。大家按演习好的规矩向皇上奉贺。人人都惊恐肃敬，再没有人敢失礼乱闹了。高祖于是感慨地说：“我今天才知道作皇帝的尊贵。”拜叔孙通为专管礼仪的官，并赏赐他五百金。这个故事一来说明了在汉朝儒家的礼仪怎样地代替了法家的法规，二来它说出了一个道理：儒家可以用来治理天下。要知道，在汉朝以前还从没有一个国家和朝代是靠着孔孟之道来治理国家天下的，与此相比，四九年以后大陆的搞社会主义，可以借用的经验、教训可是多得多了。今天的人总以为汉武帝尊儒是董仲舒的功劳（或罪过），却不知武帝早已经明白了儒家对政治的重要性。所以他即位后没几个月就颁布“受鬻法”，使那些或因忙于公事，或因家中贫困而怠懈了孝道的人们，可以重作孝子贤孙。办法多少有些象今天德国的护理保险制。 “孝”当然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建元元年五月，他又诏令修祠祭祀山川，并加重祭礼。建元五年，为研究和传授儒学经典，设置了 “五经博士”。元朔五年更扩大学校，下诏劝学，用来弘扬儒家思想。元光元年，恢复了战国时七国后代对祖宗的祭祀。元鼎元年封周的后代嘉为“周子南君”，来侍奉对周祖先的祭祀。孔子不是说过要“兴废国，继绝世”吗。从建元元年十一月起，屡屡下诏，要求各郡贡举 “贤良方正极谏之士”。而且，按照丞相卫绾的建议，凡有搞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他们法家那一套的，一概不用。元光元年下诏歌颂周朝礼教，求能“明于古今王事之体”的人，让他们把好主意都写出来，以便皇上亲自查阅。这样，董仲叔、公孙弘才冒出来的。武帝以后的昭、宣、元、成、哀诸帝，都继续推行政治儒化的过程，使儒家政治越来越完备，传播儒家思想的太学越来越庞大。直到平帝时，王莽把儒化推到了极端，制度必古，官名必古，言必“六书”，行必礼乐。他终于觉得汉家的天子儒得还不够，于是干脆改朝换代，自立为天子。西汉就这样以儒家兴旺，又亡在了儒家上边。挂羊头，卖狗肉—两汉的儒学一个思想体系要成为政治的基础，去指导政治，除去纯粹的哲学思辨外，还需要很多具体、琐细的东西。汉朝需要的儒学是可以作为政治的依据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不仅《论语》那样不成章节的片言只语不够用，就是孟子的大而又深的哲学体系也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了。汉朝急切地需要古代典籍和政治理论，所以，自景帝时，就开始征集天下的书籍、学派。到了武帝时更是广开才路，并给献书和学说的人很高的官位。《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盍禄利之路然也。” 这样高官厚禄的奖励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是所有的学说，包括黄老，甚至儒家的大敌法家的学说，都挂上了儒家的招牌，成了儒学的一部分。这样一方面大大地丰富了儒家理论体系，使它真正成了可以用来治国平天下的东西，另一方面却把儒学变成了一个大杂烩，理论不再那样壁垒森严了，有了很多容易给人批评、指摘的漏洞。孔子本来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而到了写《汉书》的班固时就成了：“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唐颜师古注：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儒者必须是政治上的全才了。第二个后果是“献书热”：大家争着把自己家藏的，或者不知道哪里挖出来的古籍拿出来，假充是古时候的圣贤书，或是把年代说早，或是伪称是孔子所作。更恶劣的是，弄不着老书的就干脆自己瞎编，伪造圣贤书。两汉学术上有两多：一是假经、假书多；一是注经、注书多。西汉时最出名的伪造经书案是张霸编造的《百篇尚书》。因为世传古《尚书》有百篇，而当时发掘出来的远远不满这个数，就有 “东莱张霸，分析二十九篇（秦博士伏生所传）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两篇。……以中书校之，非是。” （《汉书·儒林传》）当时还没有考古学，幸好有人用心拿皇宫中收藏的底本来校对，看破了张霸的伪经，否则我们今天就又多了一个《尚书》的版本。儒学的盛世两汉不仅是儒学全面走向成熟的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儒家思想作为政治的理论基础的朝代；同时两汉又是历史上是第一个人光是靠着读书就可以作大官的朝代；两汉的儒学研究和传播也是空前绝后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儒家思想绝大多数是在两汉时定型的，我们今天见到的儒家典籍绝大多数是汉以后的人伪造或篡改过的，我们今天研究先秦思想的材料几乎都是汉人留下的。两汉的经学给了后世的儒学根本性的影响，汉人对儒家典籍的翻译和解释两千年以下还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譬如毛亨解释《诗经》的《毛诗》，马融、郑玄给《尚书》作的注，郑玄注的《礼》，当然还有出名的许慎的《说文解字》。离开了汉儒的这些注解和研究成绩，我们今天就会面对古书，束手无策。所以说：两汉是儒学的盛世。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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