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儒学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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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钊

    矫枉过正—人的历史

    出名的大哲学家、历史学家乔治·科林伍德说过一句真理一样的

话:“一切历史无非是人的历史。”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其它历史决定

论深深留在我们骨子里的今天,研究历史时回顾这句话,觉得好是重

要。中国历史中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可以用来做科林伍德这句话的

佐证。

    每一个从前代夺得政权的朝代,把前朝政治的失误当作前车之鉴,

力求避免蹈其覆辙,就成了贯穿这个朝代政治的中心。商朝重宗教、

好法事,周朝就拼命立文教、勤民事;从晋到六朝的阀门专政使得李

唐一代轻朝官、重藩镇,不仅导致了安史之乱,而且最终亡在藩镇上

边;宋朝有鉴于唐朝这个教训,厚文薄武、压制藩镇,终于给外族灭

掉了。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两汉,特别是西汉的政治着眼处,一直

在怎样纠正秦朝政治的错误上。

    秦靠着法家富国强兵的政治取得了天下,也因为法家重法轻人的

政治丢掉了天下。秦朝法律繁琐、刑罚严苛、官吏专政、奴役百姓,

弄得大家忍无可忍。所以,陈胜一起来,就都跟着闹起来了,使秦朝

成了历史上最短的朝代。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西汉有两个大的政治潮

流,即:以励行俭朴、简政养民、无为而治为主的道哲学思想和重文

教、重礼仪、重古圣贤的儒家哲学。高祖进驻咸阳时说:“父老苦秦

苛法久矣,……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

悉除去秦法。”这是用简政约法的道哲学来纠正秦政的第一步。后来

的文帝、窦太后和景帝都在延着这个方向努力。在这样的政治下,老

百姓在几十年战乱之后终于有了机会休养生息,所以有了所谓的“文

景之治”。但武帝开始转而重视儒家、重视教育、重视礼仪,一直到

平帝时的王莽,把儒学推到了极端。至于为什么文帝不重用满腹经纶

的大儒贾谊,而武帝偏偏要听信以讲五行灾异为专长的董仲舒,恐怕

只有天才知道。

    作皇帝的尊贵—西汉政治的儒家化

    大家一定听过叔孙通制礼的故事。高祖开国之初为了简政,废除

了一切秦朝的仪法、规矩。于是,大臣们饮酒争功,喝醉了乱叫,利

害的还拿剑敲打殿上的大柱子,弄得皇上很不高兴。儒生叔孙通看出

来了,就趁机说:“儒家虽然不能用来打天下,却可以用来守天下。

我愿意招些鲁国的儒生,一起来制定朝拜的礼仪。”礼仪制定演习完

了,长乐宫正好建成。在庆典上,王候大臣一大早就被一一引进殿门,

两边排列着兵器和旗帜,一声传令,几百人安等级分东西站好,这时

皇上才乘着辇出来。大家按演习好的规矩向皇上奉贺。人人都惊恐肃

敬,再没有人敢失礼乱闹了。高祖于是感慨地说:“我今天才知道作

皇帝的尊贵。”拜叔孙通为专管礼仪的官,并赏赐他五百金。这个故

事一来说明了在汉朝儒家的礼仪怎样地代替了法家的法规,二来它说

出了一个道理:儒家可以用来治理天下。要知道,在汉朝以前还从没

有一个国家和朝代是靠着孔孟之道来治理国家天下的,与此相比,四

九年以后大陆的搞社会主义,可以借用的经验、教训可是多得多了。

    今天的人总以为汉武帝尊儒是董仲舒的功劳(或罪过),却不知

武帝早已经明白了儒家对政治的重要性。所以他即位后没几个月就颁

布“受鬻法”,使那些或因忙于公事,或因家中贫困而怠懈了孝道的

人们,可以重作孝子贤孙。办法多少有些象今天德国的护理保险制。

“孝”当然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建元元年五月,他又诏令修祠

祭祀山川,并加重祭礼。建元五年,为研究和传授儒学经典,设置了

“五经博士”。元朔五年更扩大学校,下诏劝学,用来弘扬儒家思想。

元光元年,恢复了战国时七国后代对祖宗的祭祀。元鼎元年封周的后

代嘉为“周子南君”,来侍奉对周祖先的祭祀。孔子不是说过要“兴

废国,继绝世”吗。从建元元年十一月起,屡屡下诏,要求各郡贡举

“贤良方正极谏之士”。而且,按照丞相卫绾的建议,凡有搞申不害、

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他们法家那一套的,一概不用。元光元年下

诏歌颂周朝礼教,求能“明于古今王事之体”的人,让他们把好主意

都写出来,以便皇上亲自查阅。这样,董仲叔、公孙弘才冒出来的。

    武帝以后的昭、宣、元、成、哀诸帝,都继续推行政治儒化的过

程,使儒家政治越来越完备,传播儒家思想的太学越来越庞大。直到

平帝时,王莽把儒化推到了极端,制度必古,官名必古,言必“六书”,

行必礼乐。他终于觉得汉家的天子儒得还不够,于是干脆改朝换代,

自立为天子。西汉就这样以儒家兴旺,又亡在了儒家上边。

    挂羊头,卖狗肉—两汉的儒学

    一个思想体系要成为政治的基础,去指导政治,除去纯粹的哲学

思辨外,还需要很多具体、琐细的东西。汉朝需要的儒学是可以作为

政治的依据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不仅《论语》那样不成章节

的片言只语不够用,就是孟子的大而又深的哲学体系也远远满足不了

需要了。汉朝急切地需要古代典籍和政治理论,所以,自景帝时,就

开始征集天下的书籍、学派。到了武帝时更是广开才路,并给献书和

学说的人很高的官位。《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

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

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盍禄利之路然也。”

    这样高官厚禄的奖励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是所有的学说,包括

黄老,甚至儒家的大敌法家的学说,都挂上了儒家的招牌,成了儒学

的一部分。这样一方面大大地丰富了儒家理论体系,使它真正成了可

以用来治国平天下的东西,另一方面却把儒学变成了一个大杂烩,理

论不再那样壁垒森严了,有了很多容易给人批评、指摘的漏洞。孔子

本来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而到了写《汉书》的班固时就

成了:“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唐颜师古注:六艺谓易,礼,

乐,诗,书,春秋。)。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

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儒者必须是政治上的全才了。

    第二个后果是“献书热”:大家争着把自己家藏的,或者不知道

哪里挖出来的古籍拿出来,假充是古时候的圣贤书,或是把年代说早,

或是伪称是孔子所作。更恶劣的是,弄不着老书的就干脆自己瞎编,

伪造圣贤书。两汉学术上有两多:一是假经、假书多;一是注经、注

书多。西汉时最出名的伪造经书案是张霸编造的《百篇尚书》。因为

世传古《尚书》有百篇,而当时发掘出来的远远不满这个数,就有

“东莱张霸,分析二十九篇(秦博士伏生所传)为数十,又采《左氏

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两篇。……以中书校之,非是。”

(《汉书·儒林传》)当时还没有考古学,幸好有人用心拿皇宫中收

藏的底本来校对,看破了张霸的伪经,否则我们今天就又多了一个

《尚书》的版本。

    儒学的盛世

    两汉不仅是儒学全面走向成熟的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

儒家思想作为政治的理论基础的朝代;同时两汉又是历史上是第一个

人光是靠着读书就可以作大官的朝代;两汉的儒学研究和传播也是空

前绝后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儒家思想绝大多数是在两汉时定型的,我

们今天见到的儒家典籍绝大多数是汉以后的人伪造或篡改过的,我们

今天研究先秦思想的材料几乎都是汉人留下的。两汉的经学给了后世

的儒学根本性的影响,汉人对儒家典籍的翻译和解释两千年以下还被

认为是最权威的。譬如毛亨解释《诗经》的《毛诗》,马融、郑玄给

《尚书》作的注,郑玄注的《礼》,当然还有出名的许慎的《说文解

字》。离开了汉儒的这些注解和研究成绩,我们今天就会面对古书,

束手无策。所以说:两汉是儒学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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