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世界铸就畸形人格——由鲁迅小说管测《等待戈多》的人性荒原(网友来稿)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畸形世界铸就畸形人格——由鲁迅小说管测《等待戈多》的人性荒原(网友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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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智平 [内容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戏剧舞台上，绽放了一只奇葩——荒诞派戏剧，而萨缪儿·贝克特《等待戈多》的上演所获得的极大的成功，则是荒诞派戏剧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等待戈多》全剧充满了荒诞的色彩，作者把流浪者搬上舞台，揭示了人在荒诞的处境中所感到的抽象的心理苦闷。同时代的中国作家鲁迅也把目光瞄向了社会中的底层人物，以表现“人”在社会中的尴尬地位，达到揭露社会不合理性目的。本文试图以“人性”为切入点，以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过客》三篇小说为突破口，认真审视《等待戈多》，剖析畸形的世界是如何铸就人性的荒原。 [关键词] 人性荒原非人末人错位的真实人性的悖谬人生的盲目从但丁开始，西方文坛几乎所有的大诗人、大文豪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傲视世界，并坚信人类会有一个美好的彼岸，文艺复兴代表人物莎士比亚就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波特莱尔的出现，戳穿了人是万物灵长的谎言，给极度尊严的“人”撕下了崇高的面纱，还原为一个令人恐怖的幽灵，拉开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序幕。二战以后，资产阶级趋向没落，爱尔兰小说家、戏剧家萨缪儿·贝克特继承了波特莱尔这一思想，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匠人的观点只不过是理想王国的神话而已！在他的笔下，文学中的形象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人格开始分裂，人只是“类型”，只是“符号”，只是“人类的缩影”。他把一些低贱、委琐、渺小、丑恶甚至令人作呕的人物搬上舞台，让他们徘徊在虚无飘渺的人生路上，等待着不可知的命运，突出了人与生存环境的严重脱节。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构成平行关系的鲁迅，早期就受到了尼采哲学的深刻影响，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他逐渐扬弃了尼采所说的“超人”的概念，然而对其“末人”的命题却始终坚持，并经常进行发挥。在《由聋而哑》一文中鲁迅就有这样的分析：“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他所谓的“末人”，实质就是一种耳目闭塞、精神枯涸的渺小的人。在《故事新编》的《采薇》里，鲁迅塑造了一个小丙君府上的丫头阿金姐，她轧姘头，招巷战，当洋奴，惹是非，全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鲁迅先生通过阿金这一个典型的“末人”的形象，真诚呼唤阿金不能成为中国女性的标本。一个塑造“类型”，一个表现“末人”，同一时代的东西方文学的巨匠揭露社会的笔法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不再追求人性真、善、美的理想境界，而是深入人的主体意识，揭示其心里的疮疤。透过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的形象，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人性的荒谬感。由《狂人日记》解读《等待戈多》错位的真实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一个“迫害狂”患者，《狂人日记》之《序》写道：“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①，通篇小说以狂人的视角来关照周围的人、周围的世界，从而透过病例的假象揭示出世界的真相。如同“狂人”的“狂语”，《等待戈多》里的两个主角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之间讲话断断续续，颠三倒四，支离破碎，表明了作为人们彼此沟通工具的语言，已经失去了意义，堕落成窠臼、公式和空洞的口号。梦呓般的语言再现真实的畸形心理。狂人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但无映射了一类人心理。例如，当看见七八个人站在一起时，便以为他们“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狂人的疯话深刻地体现了其内心的孤独和恐惧，表明作为“人”的生存空间已经与周围的大环境严重脱节，世界呈现给人的只是冷漠、陌生的面孔。《等待戈多》中这样一句对话：“弗拉季米尔你真该当诗人。爱斯特拉冈我当过诗人。（指了指身上的破衣服）这还不明显？”②诗人与破衣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爱斯特拉冈却把“破衣服”当是诗人的证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实质上是作者有意将生活撕成毫无内在联系的断片碎块，以表现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再如，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一会儿说脚疼，一会儿扯到两个贼，一会儿又抱怨脚疼，他们的对话前言不搭后语，让人摸不着头脑，深刻反映了二人内心的恐慌和对前途的无希望。无逻辑性的推理演绎病态社会的生活谬理。狂人看到赵贵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们铁青的脸，一路上的人交头接耳的议论，张开着的嘴，联想到吃人的故事。他把医生的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吩咐吃药的“赶紧吃吧”理解为别人要赶紧吃他。由“大哥管家，未必不在饭菜里把妹妹的肉给我吃”，进而推想到：“现在也轮到我自己被吃”，罪恶的吃人者不被“我”所容纳时，便开始对“我”进行迫害；加之“疯”的罪名让“我”重新屈服于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被吃）。可见，狂人之语，揭露了封建社会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同时也昭示了周围世界的真相：人与人之间互相提防、倾轧、残杀，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扼止的恶性循环。我们来看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无逻辑的推理：“爱斯特拉冈你期望什么？你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的。弗拉季米尔（若有所思）最后一分钟……（他沉吟片刻）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这句话是谁说的？”二人的这个对话，富有深刻的生活哲理：人就是这样，在漫长的一生中，都在苦苦的等待！陌生、诡异的生存环境是无法召回精神的流浪者。信仰的迷失昭示圭臬的坍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的礼教为经典，人们自觉地维护着封建礼教尊严，遵守着封建礼教的法则。到“五四”启蒙运动时期，受到新文化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质疑，体现在《狂人日记》中的是“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表示《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狂人对“仁义道德”的质疑，昭示了中国人的圭臬——“传统礼教”的坍塌。基督教曾垄断了西方人的思想，被西方人捧作圭臬。在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梦呓般的对话中，关于“两个贼”的话题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强调“两个贼”中只有一个贼得救，另一个贼“万劫不复”。这看似荒诞的对话，其实包含着深刻的思想，第一，作者写两个贼的故事主要是为了引出关于《圣经》的话题。西方的一直被人奉为圭臬的《圣经》，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对它只有模糊的记忆：“都是彩色图”，“死海是青灰色的”，标示了西方人对《圣经》态度的冷漠。第二，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谈话的大概意思是：四个使徒中只有一个说救出了一个贼，第三个使徒说“两个贼”骂了“救世主”，《圣经》对“两个贼”也 “毫无办法”，只救出了一个贼，让另一个贼永堕地狱。可见“救世主”也没有拯救天下的苍生，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对代表着基督教的四个使徒的话有理由提出了怀疑。很明显，《圣经》游离了现代西方人的视线之外，他们的信仰已经轰然倒塌。圭臬维持着社会的有序性，中西方圭臬的坍塌使两篇文章由人性的揭露升华到对社会、对世界的批判。由《阿Q正传》解读《等待戈多》人性的悖谬阿Q是鲁迅笔下典型的“末人”形象，他无知无识、毫无独立意志，社会上时髦的看法就是他的看法，流行的习俗就是他的习俗，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处处事事从众媚俗。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则是贝克特笔下的“非人”形象，他们整天迷离恍惚、浑浑噩噩，毫无可以识别的个性特征，两个人完全可以互换角色。从人性的角度看，阿Q和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有许多共同的表征：以丑为美——透视“非人”的尴尬。外形的猥琐阿Q“赤着膊，懒洋洋，瘦伶仃”的模样，且头上长有癞疮疤，扎着黄辫子，厚嘴唇，穿着破夹袄，戴着毡帽，挂着搭连……他忌痛护短，而人们又偏偏爱拿他的短处寻开心。阿Q只是国人心中开胃的“点心”，而他也自觉地维持着这丑态，以博取“鉴赏家”们一笑而得意。同样，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穿着敞怀的深色西服、圆领白衬衫，有点皱，衣衫褴褛、委琐邋遢到令人作呕的地步。贯穿《等待戈多》一剧中的另一个次要人物“幸运儿”出场时扛着沉重的行李，拱着肩、缩着头，脖子被勒得正在流脓，“幸运儿”无不是痛苦的化身。阿Q和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幸运儿”丑陋的外形，是读者眼中极不调和的色调，表明了他们穷困和受屈辱的处境，也透视了他们的生存只是作为动物性的存在，完全丧失了“一个人”应有的尊严。行为动作的怪诞阿Q与小D的“龙虎斗”，阿Q与王胡的比赛捉虱子“好容易才捉了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③，就是一幅漫画，比脏、比丑，构成了旧中国悲凉的人生画卷。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这两个流浪汉不停地穿靴、脱靴、戴帽、脱帽，胆战心惊地向波卓乞讨吃剩下扔掉的骨头，这些极度夸张的重复动作证明了他们可悲的存在，只是一种平面人物，或类型形象。因此，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是作者眼中西方社会人们精神状态的象征性符号，昭示了人生就是这样不断机械重复的过程，加重了人性的荒诞感。生存处境的诡异阿Q 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短工为生。阿Q是一个十足的流浪汉，甚至没有姓名，“有一回，他似乎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因为赵太爷说认为“你怎么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世人的眼里，阿Q是虫豸一个，可以任人欺凌，阿Q 只能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的谎言中度日。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也是流浪汉，他们没有家，“在一条沟里”过夜，常常被人揍，如爱斯特拉冈所说“揍我？他们当然揍了我”，他们卑微、低贱，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就是连死都不可能，想“手拉手从巴黎塔顶跳下来”，可是“他们甚至不放我们上去”。阿Q及两位流浪汉的生存处境是如此的卑下与尴尬，他们生存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不能用人的标尺来衡量、无法用人的语言加以说明的地方。”④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就是虚无，人在荒诞的世界里毫无价值可言，生存环境的诡异导致了作为底层人物的阿Q、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精神的荒漠。鲁迅与贝克特通过刻画丑陋、畸形的人物，从思想艺术上对他们作出独特的审美评价。“荒诞的审美意蕴往往同艺术的夸张、变形、幻想和讽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⑤透过这些悖逆常理的人物——畸形的外表、畸形的心态，使读者在探秘、破译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心痛的“怪味美”。麻木的乐观——面临生存困境时自寻有趣的释放。喜剧性的活法张显人性的绝望与《等待戈多》一样，《阿Q正传》也是一部悲喜剧，阿Q善于把痛苦当成快乐，把失败说成胜利，当别人说“阿Q真能做”时，他不思考自己牛马般生活的根源，反而高兴；当他对别人说“你还不配”，仿佛他的癞头疮也成了一种标志。阿Q这种自寻快乐的活法，深刻反映了封建末期国民已经丧失了内在的自我。作品是在喜剧的外衣里包裹着一个悲剧性的事件，“阿Q之死”就是用喜剧的形式包裹起来的中国群众的深沉悲剧。在等待戈多到来时，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玩上吊，让读者感到好笑，但在这笑声中，同样让人在潜在中感受到了人生的绝望。健忘以求自慰阿Q的健忘，体现在对所受到的屈辱的态度上，当闲人们抓住他的辫子逼着他说“人打畜生”时，他连忙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吗？”侮辱转化为快乐，在快乐中迷失自我，在健忘中扭出人性。关于戈多什么时候来，爱斯特拉冈对弗拉季米尔说过这样的话：“可是哪一个星期六？还有，今天是不是星期六？今天难道不可能是星期天？或者是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五？”他们忘记了等待戈多的时间，不知道到底是星期几，甚至对等待戈多的地点都忘记了，可依然快乐地坚持着等待，作者这样写主人公的健忘，加重了他们人生的悲剧性。荒诞、虚幻的存在——定位世界的无序性。在《阿Q正传》里，鲁迅先生以其犀利的笔揭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这一虚幻的存在：阿Q“恋爱的悲剧”见其精神的荒芜，阿Q的出逃，见其生存环境的荒芜。而文中最荒诞的是具有戏剧氛围的“革命”：阿Q参加革命只是因为“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赵秀才和假洋鬼本来是互不买账、“素不相能”的，在革命到来时，他们勾结到一起，到尼姑庵砸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后，便宣布他们已经“革命”了，是“革命党”了；革命党进城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等等摇身一变都成了“革命党”。政权、军权仍落在封建军阀、官僚的手中，作威作福的仍是这班人。革命本身是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到阿Q生存的空间里俨然变成了一场闹剧，作者意在借“革命”揭示世界的偶然性，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在《等待戈多》的第一幕剧中，波卓随意虐待“幸运儿”，称之为“猪”，傲气十足。在第二幕剧里，波卓的眼睛瞎掉了，求救于两个流浪汉，当弗拉季米尔问他什么时候瞎了眼睛，他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一天，任何一天。有一天他成了哑巴，有一天我成了瞎子，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聋子……”，“天下没有一件事情说得定”。波卓的人生经历说明了命运是变化无常的，生存就是死亡！贝克特就是通过荒诞不经的舞台形象来实现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人物表面麻木不仁实则异常痛苦，透露着深刻的内心苦闷与恐惧感。他深层挖掘了“物”对人的压抑和否定、人的异化、人的孤独感和陌生感、人与人之间无法克服的隔膜等社会问题，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文明畸形发展，表面一片繁荣景象掩盖下的重重矛盾和潜在的危机所作出的揭露和剖析，破除了资本主义永恒秩序的神话。由《过客》解读《等待戈多》人生的盲目鲁迅先生的《过客》中的“过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走着。不清楚自己从何而来，也不清楚到哪里去，他的脚走破了，仍然继续不停地走，“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⑥。老翁知道前面是坟，但坟的后面是什么？他不知道，连见过坟地并在坟里欣赏过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孩子也不知道，但是过客依然要走，他想知道坟后面是什么。就这样，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预定的计划，过客独自踟躇在人生之路上。过客不停地在走，《等待戈多》中的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却一味在等。他们对戈多的“等待”，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戈多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一种物质、一种渺不可见的希望，或者直接理解为叫人大失所望的明天。他们不知道这种等待毫无结果，还是一味虔诚地等待下去，并表现出一种毅力，这无疑是一种人性的悲剧。过客、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一个是在寻找精神的皈依，一个在等待精神的皈依，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不可知的命运。这种有悖人情的行为，深刻揭示了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普遍性：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始终在等待什么，人类正是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憧憬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鲁迅给其笔下的狂人、阿Q、过客标上封建社会末期的标签，既是一种社会形式的挽歌，更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而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整整一代人（特别是敏锐的知识分子）惴惴不安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危机，标志了资本主义文明已出现不可调和的杂音。因此，鲁迅小说里的这几个人物走着与《等待戈多》中人物相似而不相同的生存轨迹：狂人与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虽都胡言乱语，但是狂人有着清醒的反抗意识，面对现实，积极地抗争，而两位流浪汉安于现实的生活，等待着救世主的拯救。狂人在意识到自己即将被吃时，高呼“救救孩子……”，阿Q在临刑前，直叫“救命，……”，深刻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人性正在觉醒，同时，也是人们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认定；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却始终没有治好精神的贫血，标示了西方人性也将继续沉沦。过客的“走”，是对“绝望”的反抗，世界的乖谬、死亡的威胁、内心的孤独、虚妄的真实、自我与环境的悲剧性对立，不仅没有使他陷入无边无涯的颓唐的泥潭，恰恰相反，却使他在紧张的心灵抗争和精神搏斗中摆脱随遇而安的存在意识，坦然地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而两位流浪汉生命里始终只拥有无奈的等待，在等待中耗掉生命，在徒劳挣扎后的绝望中饱受痛苦。深刻揭露人性的错位与背谬、剖析国民性以唤醒民众，成了沟通鲁迅和萨缪儿·贝克特的心灵的桥梁，也铸造了东西方文学中两座不朽的丰碑。两位作家生活在两种不同社会环境中，所受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熏陶，他们的作品自然也刻上了中西方文化的深深印记。注释： ①《鲁迅选集·小说散文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第1页（文中有关《狂人日记》的引文皆出于此）。 ②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12页（文中有关《等待戈多》的引文皆出于此）。 ③《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林志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第10页（文中有关《阿Q正传》的引文皆出于此）。 ④《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吴昌雄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9页。 ⑤《现代小说美学》，张德林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 ⑥《鲁迅选集·小说散文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第385页。作者邮箱： huangzhiping@163.com 相关链接：备课资料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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