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牡丹亭》(教师中心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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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牡丹亭》

湘子

《牡丹亭》,又名《还魂记》,是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于十六世纪末创作的一部描写爱情的杰作。一百多年以后,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了“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一回,写林黛玉听了悠扬婉转的《牡丹亭》曲词,竟“心动神摇”、“如醉如痴”。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以一种特殊的形式——通过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一个生活在黑暗王国之中,开始觉醒、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少女的心灵感应,对《牡丹亭》作出了评价。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很高的评价。时间又过了两个多世纪,它仍然能够打动人心,对我们具有认识的和审美的价值。



剧中的男主人公柳梦梅,在第二出《言怀》中即已登场,但在“自报家门”并唱了一番将来要登科发迹的理想以后,即一闪而过,直到第十出《惊梦》,才再次出场,在那如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朦胧的梦境中倾诉对杜丽娘的爱情。其间,剧本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女主人公杜丽娘的身世、家庭、教养、环境,并揭示出由此而形成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的构思和结构安排,表明了剧作者非常重视爱情同人物思想性格以及人物的思想性格同环境的关系。

首先来看看杜丽娘生活的环境,看看在她周围给予她的生活和思想以巨大影响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物。

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一个正统的封建官僚,严格遵守封建礼教的一套规范,并按照这种规范的要求去塑造自己的女儿。在他眼里,诗书女工是名门闺秀的必修功课,“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是要把女儿培养成像东汉的班昭和晋朝的谢道韫那样的贤淑之女,以便“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训女》)“知书”是为“知礼”,是为培养性情,铸造灵魂。因此,有些书是不让读的。杜宝说:“《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其余书史尽有,只可惜她是个女儿。”(《延师》)所以,在延师就学以前,囿于父教,杜丽娘就已经“男女《四书》”都能成诵了。那末,为什么还要为女儿延师呢?他说得明明白白:“我请陈斋长教书,要她拘束身心。”(《诘病》)所以开学第一课,便是从“开首便是后妃之德”的《诗经》学起的。所谓“拘束身心”,就是用一套封建教条去扼杀一个活泼泼的少女的青春与心灵。这便是杜宝为自己的女儿所铺设的生活道路。而迂腐可笑的塾师陈最良,便是杜宝特意请来的杜丽娘生活的领路人。

陈最良是一个迂阔而又顽固的腐儒,他除了诗书教条,别无所知,也别无所求。他按照孟夫子“求其放心”的教导来修炼自己,也用它来教训和管束学生。听说杜丽娘要游园伤春,他竟然大惑不解,大惊失色,对春香说:“你师父靠天也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个伤春,从不曾游个花园。”(《肃苑》)单是这么一句话,这个人物就够令人感到可悲、可怜而复可叹的了。他用来在饮食起居、行为举止方面拘束杜丽娘身心的,就是诸如“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闺塾》)以及“论娘行,出入人观望,步起须屏幛”(《肃苑》)等从《礼记》和《闺范》一类书里搬来的教条。伴读丫头春香对此曾给予一针见血的揭露:“昔时贤文,把人禁杀。”(《闺塾》)“把人禁杀”就是杜宝所说的“拘束身心”,只是由于两人立场不同,因而所用的语言和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便很不一样罢了。

杜丽娘的母亲杜夫人,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慈母形象。她虽曾被杜宝指责为“纵女闲游”,但其实对女儿的管束和防范是极严的。她这样训戒春香和丽娘:“凡少年女子,最不宜艳妆戏游空冷无人之处。”“女孩儿只合香闺坐,拈花翦朵。”(《慈戒》)甚至看见女儿裙衩上绣着成双作对的花鸟,也禁不住引起她的骇怪和警惕。她用的语言跟陈最良差不多,她的思想本质上和杜宝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严父慈母”,在表现形式上有些不同。她爱女儿,却又害她,摧残她;摧残她却又不自知,还以为是真心实意地在爱她。这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正是从这带有浓重悲剧色彩的“慈戒”里,作者预示了生活为杜丽娘安排的不幸的命运。

这就是《牡丹亭》所揭示的杜丽娘的家庭、教养、环境。这是剧作者为我们展示的一个时代,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令人窒息的时代。杜丽娘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中,她和柳梦梅的爱情就是这样薄瘠而布满荆棘的土地上萌生出来的。



杜丽娘是一个热情大胆的反抗女性,但她同时又是一个生活于理学统治的中世纪的贵族妇女。“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知鸟乎?”(《肃苑》)这是杜丽娘怨愤的呼声。“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寻梦》)这是杜丽娘对自由生活的憧憬。这种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呼喊,深沉有力,却又凄楚哀怨。我们分明看到那个令人压抑的、不自由的时代在杜丽娘的思想性格上投下的暗影。

《闺塾》一出中,两人进馆稍迟,招来陈最良的训斥:“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春香当即针锋相对地投以尖刻的嘲弄:“知道了。今夜不睡,三更时分,请先生上书。”而杜丽娘却只回答:“以后不敢了。”对于陈最良迂腐可笑的解诗,春香是无所顾忌地打趣、趣笑,弄得师父狼狈不堪。而杜丽娘却是彬彬有礼、轻言细语地说:“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只是含而不露地透出一丝不满。她分明跟春香一样怨恨那枯燥无味、拘束身心的读书生活,而向往于“花明柳绿”的美好春光,但当春香偷进后花园而引起陈最良的恼怒时,她却娇揉作态地斥责春香:“死丫头,唐突师父,快跪下。”半真半假地训戒她:“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甚至还拿“夫人堂上那些家法”来进行威吓。师父一走,却又迫不及待地问“花园在哪里?”听春香说景致十分美妙,又情不自禁地惊叹:“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春香有意挑逗,问她读书困闷时如何消遣,她是“一会沉吟,逡巡而起。”心有所向往而口不愿说,不敢说。当春香直接提出“到后花园走走”时,她又娇骂一声:“死丫头,老爷闻知怎好?”春香提醒她老爷早已下乡,她于是“低回不语者久之,方才取回历书选看”佳日良辰。看她扭扭怩怩,半推半就,含蓄而近于矜持,娇羞而近于层懦。这就是杜丽娘独具个性的反抗与追求。她有怨恨,有不满,她在寻求光明与自由,然而步履维艰,每迈出一步都是那样的沉重与困难。反抗与追求,跟思想上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相抵触,构成了杜丽娘内心世界的深刻矛盾和苦闷。但她又毕竟是一个勇敢的反抗者,并未被精神的重负所压倒,她在不断的追求中逐渐地克服着内心的矛盾,挣脱封建礼教加在她身上的枷锁。



《牡丹亭》是一部浪漫主义名作。扎实而深刻的现实主义描写,跟大胆奇异的浪漫主义想象在剧本里是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

杜丽娘和柳梦梅爱情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并表现为一种极为特殊的超现实的幻想形式。这也是由时代条件决定的。除了顽固的父亲杜宝和迂腐的塾师陈最良,她没有跟异性接触的任何机会。于是便出现了《惊梦》所写的那种更为特殊的形式:梦中相爱——未实见而即钟情。然而好梦不长。醒来以后,热恋的情人象烟雾一样地飘散,无踪无迹,留下的照旧是包围着着她的冷冰冰的世界。于是有《寻梦》。梦哪里能寻?寻梦不着,因情而病,感病而死。表面上看来,杜丽娘之死是由于一个痴情女子得了莫名其妙的相思病;仔细想想,就知道她实际上是被封建礼教拘禁压迫而死的。人死了,但是青春和爱不死,活的生命附丽到本来并不存在的幽魂上。于是又有《幽媾》。人鬼(富有人情的、美的鬼)之间实现了爱的结合——为人间所无而为人们所普遍渴求世界,又经历了种种磨难曲折,最后才得以团圆结束。《惊梦》、《幽媾》和《回生》中的情节,纯属虚构,在现实世界中是绝然不可能有的。但它并没有离开生活的土壤,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虚幻的曲折的反映。

幻想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在剧中形成鲜明的对比。剧中人物柳梦梅这样唱出他的真切感受:“叹书生何幸遇仙提揭,比人间更志诚亲切。”(《冥誓》)杜丽娘的幽魂与柳梦梅相爱是那样的主动、大胆、热情,而一旦复生就重新受到束缚。柳梦梅求她“便好今宵成配偶”,杜丽娘竟搬出那“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说什么“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婚走》)。可见,只有在幻想的世界里,她才可以跟自己理想的情人自由地接触,才可能真正挣脱精神枷锁去热烈地相爱。相比之下,更显见现实世界是多么的不合理,多么的冷酷无情,多么的可诅咒!显而易见,幻想的世界产生于对现实世界的强烈不满,并且是为抗议和否定(某个方面和某种意义上的否定)现实世界而存在的。这就是《牡丹亭》浪漫主义的幻想产生的依据和它合理性的基础。它是大胆、虚幻甚至是荒诞的,但它的产生和存在又完全合乎情理。



汤显祖虽然属于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的代表,但他毕竟是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人物。正象他笔下的人物一回到现实世界就不大自由一样,剧作者本人在为剧中人物安排出路的时候,表明了他自己也同样受到封建思想的羁绊。

第二出《言怀》,写柳梦梅忽然做下一梦,“梦到一园,梅花树下,立着个美人,不长不短,如送如迎”,对他说:“柳生,柳生,遇俺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这不只是为了说明“梦梅”得名的由来,还为了给主人公安排命运,为后文的情节发展张本。作者后来在《惊梦》、《冥判》等出中反复强调了这种命中洽谈室的“姻缘之分”。宿命论的思想明显地影响到全剧的艺术构思。强调命中注定,作者的目的本是为男女主人公的最终团聚找到一个非人力能改变的合理的基础。

其次,杜丽娘和柳梦梅仍然走着《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走过的那条老路——功成名就,团圆成亲。功名富贵的庸俗思想,同样纳入了全剧艺术构思的整体之中,而不是单纯是一个结局的安排。柳梦梅一上场就抒发他“必须砍得蟾宫桂,始信人间玉斧长”(《言怀》)的怀抱;杜丽娘在自画像上题诗:“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写真》)几句唱词,直射剧终。追求功名富贵,实现夫荣妻贵,这是他们的生活理想,也是他们爱情的归宿。

末一出《圆驾》,那个超迁相位、身分显赫的大官僚杜宝坚持“门当户对”,问女儿“看上柳梦梅什么来”?那时杜丽娘已稳坐了状元夫人的宝座,便乐不可支地唱道:“是看上他戴乌纱象简朝衣挂,笑,笑,笑,笑的来眼媚花。”读者在这里看到的不是美,而是闻到了一股令人产生厌恶之感的庸俗气息。所谓的大团圆,不是民主思想对封建思想的最后胜利,而是适应于地主阶级的需要,在封建思想基础之上的大妥协,大融合。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最终结合,并没有有超出封建婚姻的范围,连思想没有丝毫改变的顽固派杜宝也是可以甚至是乐于接受的。

主人公有那样的思想志趣并不奇怪。对于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汤显祖来说,作这样的艺术处理,实在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他要使剧中的人物在现实世界中也实现团聚,而不愿或不忍心将它写成一个悲剧,舍此好象也找不到别的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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