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实甫的身世与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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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星 不甚了了的身世与创作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鸯花寨明飓飓（注：无法排版）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以上这首词是明初的贾仲明为追吊大戏剧家王实甫而写的。其中的“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云云，指的便是所谓的“勾栏”，那是元代官妓聚居的地方，是演出杂剧的地方。可见王实甫是个“书会才人”，与关汉卿同样是为伶人编写剧本的人。从中还可看出他擅长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为当时文人所称服。不幸的是，王实甫的身世比关汉卿更渺茫，只知道是大都人（今北京），甚至真名也不甚了了，只有天一阁本的《录鬼簿》（明抄本）上写：“王实甫，德名信”。有的专家认为这是倒置了，应作“名德信”；有的专家则认为“德名”，等于“尊讳”，也就是说王实甫大名是“信”，王信。这就是封建时代轻视剧作家的结果，没有任何“正史”一类的记载所造成的遗憾。根据一些专家考证的结果，大致有这么个轮廓： “王实甫，名德信，元易州定兴人。约生于1255一1260年，曾作过某地县宫，声誉很好。后来升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由于‘和台臣易不和’，四十多岁就弃宫不做了。他在弃官后不久就完成了不朽的剧作《西厢记》。在六十岁时，他用散曲套数描写他退隐后的生活。生活颇为优裕，诗酒琴棋，笑做林泉，但在恬静淡泊的情怀深处，蕴藏着久难平复的政治创伤。”“卒年约在1336一1337年问。” 以上文字是摘自冯沉君《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一文，尚不是定论。不过，看来他的生活似乎要比关汉卿好些，虽同处异族统冶下的元代前期，但没有留下像关汉卿那么多的激愤。现在我们来看看他晚年退隐之作——套曲《商调集贤宾》中的几支曲子： ［商调集贤宾］捻苍髯笑擎冬夜酒，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免饥寒桑麻愿足，毕婚嫁儿女心休。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笑频因酒醉，烛换为诗留。［全菊青] 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自发青衫此地游。乐桑麻榆酬诗共酒，酒侣诗侍，诗潦倒酒风流。［梧叶儿] 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虑休，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 从曲文中知道，此时王实甫已年过六十，儿婚女嫁，衣食充裕，然而最后一首说了不少消极话，这是把悲愤与牢骚寄寓在退隐生活中。特别是“见香饵莫吞钧，高抄起经绝大手”两句，明显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情绪。 然而，这些也大多是些推论而已，其身世还是不甚了了，更遗憾的是，关于他的创作，我们还得再说声“不甚了了”。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记载，玉实甫著有十四种杂剧，以《西厢记》为首。现在尚存完整的有《崔鸳鸳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三种，外加残篇《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韩彩云丝竹芙蓉亭》两种。《破窑记》写宋代吕蒙正的发迹故事，富贵人家女儿刘月娥，抛绣球给穷书生吕蒙正，结果被父亲赶出大门，随吕蒙正在破窑中度日。后来吕蒙正中了状元，父女方才和好。虽说是“大团圆”的模式，但有些动人的场面，如吕蒙正得官后，刘氏还叫丈夫不要忘了过去的苦日子：“那时节寻不的一升儿米，觅不的半根柴。兀的不误了斋。麻鞋破脚难抬，布衫破手难揣，牙关挫口难开，面皮冷泪难揩。呀，你记的满头风雪却回来？”此剧曲词相当本色，与《西厢记》秀雅的风格泅然不同，天一阁本《录鬼簿》王实甫名下并元此剧目，所以，是不是王氏的作品还很难说。《丽春堂》写金代右丞相乐善与右副统军使李圭在朝延上明争暗斗的故事，剧情松弛，水平与《西厢记》相去甚远。难怪明代的戏剧理论家王骥德会在《曲律》中说：“王（实甫）于《西厢》、《丝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剧多草草不称。”问题还在于作为王实甫代表作的《西厢记》，到底是不是王实甫写的也有争议！虽然，元代钟嗣成《录鬼簿》与明初朱权《大和正音谱》都说《西厢》是王实甫写的，但明代前期百余年，社会上流行关汉卿作《西厢记》的说法。明中叶以后，又有大文人王世贞诸人倡“王作关续”说，一直影响至今。此后，《西厢记》关作、王作、王作关续、元后期集体创作、无名氏作云云，不一而足。与其说，这是王实甫的不幸，毋宁说是中国戏剧史的不幸——从中反映了戏剧这一来自社会底层的形式如何为封建统治者所轻视，演员与剧作家如何为封建统治者所鄙视。他们是大石头下求生存的小草，或是弯弯曲曲地挣扎、生长，或是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这是悲剧后面的悲剧。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西厢记》是王实甫一人所作。 莺莺“飞”到西厢 我国有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是经过长期流传，才水气凝成露珠似地成为巨著杰构的。如《三国》、《水浒》，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莫不如此，《西厢记》也有个演变到凝定的过程。 唐德宗贞元末年，约公元802一804年之间，名诗人元稹（唐德宗贞元末年，约公元802一804年之间，字微之）写了传奇小说《莺莺传》，说的便是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故事。这是《西厢记》情节的源始。传中有莺莺的诗《明月三五夜卜“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也就是《西厢记》命名的由来。故事中的张生，有诗人元稹自己的形子，同时代人杨巨源也写过《崔娘诗》，李公垂写过《莺莺歌》。可见这个故事在当时还相当流传，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张生一天到蒲州普救寺游玩，巧遇崔氏孀妇携女也寄居此寺，崔氏还是张生之姨母，值当地驻军将领去世，军士四出骚扰。崔氏因家财较多，颇见惶骇。张生因与蒲将有过交情，设法护卫，使崔家幸免于难。崔氏酬谢设宴，让女儿莺莺拜见张生，张生从此迷上莺莺。张生私求莺莺的婢女红娘，为他献策，可以用诗喻情。张生大喜，写了《春词》两首，让红娘转交莺莺。莺莺则写了上面引用的《明月三五夜》作答。张生猜出含义，于十五日晚上逾墙赴约到了莺莺所住的西厢房。不料莺莺“端服严容”将张生训了一通。张生绝望之余，却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被红娘推醒，原来莺莺主动来了。此后张、崔二人经常“朝隐而出，暮隐而入”，直到张生到长安赴考，终于诀别。张生科举未中，留在长安，曾寄信莺莺。莺莺回信凄婉，并捎来玉环、青丝等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但张生却将信拿给朋友们看，还发了一通议论，认为女色是祸水，自称“予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为自己抛弃莺莺造舆论，在座的朋友也都说张生“善于补过”。一年后，莺莺嫁了人，张生也别娶。故事结束。 由于元稹的《莺莺传》文辞华艳，哀婉动人，情节也颇为曲折有致，所以不过数千字的传奇吸引了后世多少文人，以此为题材进行再创作。如宋代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畴的《商调蝶恋花》。赵作是采用民间说唱文艺中的鼓子词形式写的，又称《蝶恋花鼓于词》，让这一故事“播之声乐，形之管弦”，使崔、张故事走向民间，并对故事由传奇过渡到戏剧起了桥梁作用。宋金时期，终于产生了《西厢记诸宫调》。因为作者是董解元，所以又叫《董西厢》。 《董西厢》的意义，首先在于思想内容的突破，“始乱终弃”的主题一变为追求爱情的年轻人获得圆满成功，“负心汉”张生成了与莺莺共同反抗封建礼教的斗士。除了《董西厢》，当时南宋与金代都有各种有关说唱和戏文流传，如《莺莺六幺》、《红娘子》、《张珙西厢记》等。 王实甫正是在前人基础上写出他那“天下夺魁”的名剧《西厢记》的。首先，玉实甫从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对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大胆挑战。在他笔下的“相国小姐”崔莺莺，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以贵族少女的身份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典型。 崔莺莺一上场，就是个怀春的少女，她唱道：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肃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这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伤春。因此，当她在佛殿第一次见到张生，便明对红娘实际上是向张生口诵了“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的诗句。这可是一石击起春池千层波呵！当红娘唤她回去时，她临下场还做了个“回顾觑未（未是男角）”的动作，张生的反应便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爱情的种子播下了。 然而，莺莺毕竟是个相国千金，王实甫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她那矛盾复杂的心态：明明是她利用红娘传书递简，但当红娘带来张生的回帖时，她竟会说：“小贱人，这东西那里来的？我是相国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东西？我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的下截来！”明明是她用“月明三五夜”的简帖约了张生来私会，但当张生真个逾墙来践约时，她却又说：“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然而，她对爱情的渴望终于使她战胜了“教养”，大胆、主动地与张生结合了。当老夫人打发张生上京考试，活生生要将她与他拆散时，她吐露了感人肺腑的真挚爱情： ［正宫］端正好二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情疏林挂住斜晖。马儿现实边这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驯；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什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只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温着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己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 心情愈矛盾，性格愈复杂，道路愈曲折，形象就愈感人。王实甫以忠实于客观的笔，为我们留下一个最有艺术生命力的丰满形象。 红娘子与“傻角儿” 《西厢记》里另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是红娘。王实甫对她的外形描写只很吝啬地勾了几句： “可喜娘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编素裳；胡伶渌老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 禄老，就是眼瞳；胡伶，本字当作“鹘鸰”。有云：“这双鹘鸰也似眼中睛”，可知是形容眼珠子的灵动，所以下面会写她“眼挫里抹张郎”——只用眼珠儿斜了张生一眼。这眼风传出红娘伶俐且颇高做的神气儿。的确，红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你别想瞒过她什么。莺莺一见张生，两人眉来眼去，红娘可都看在眼里了。正是她，将张生自报家门：“年方二十三岁……并不曾娶妻”的讯息以闲谈形式告诉了鸯鸳，并说：“姐姐，我不知他想甚么哩，世人有这等傻角！”实际上她很清楚张生这傻角儿“想什么哩”！同时，她也明白“相国小姐”心里“想甚么哩”。她深知“相国小姐”脸皮儿薄，所以，当张生托她将诗简传递给驾营时，红娘心想：“我待便将简帖儿与她，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哩。我只将这简帖儿放在妆盒儿上，看他见了说甚么”。果然，莺莺见了便闹将起来：“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东西？我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红娘便反唇相讥，唱： “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 于是便闹着要将这简帖儿向老夫人出首去，弄得莺莺做假不得，只好说：“我逗你耍来”，再三央求。当然，红娘可爱之处不仅在伶牙俐齿，更在于她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当她看到老夫人背信弃义，要赖掉张生与莺莺的婚约，便决心成全这一对有情人。正是她，主动为张生献策，让他用琴声打动了莺莺，使有情人成了眷属。在“拷红”一戏里，面对老夫人的责打，她一面说：“夫人休闪了手，且息怒停嗅，听红娘说。”先缓和气氛，一面揭出老夫人的丑来： “……道老夫人事己休，将恩变为仇，着小生半途喜变做忧。” 她索性实话实说：“他俩个经今月余只是一处宿”；“他们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这其间何心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她深知老夫人怕出乖露丑的心理，便进一步进攻道：“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什这字字句句都击中了一治家严肃”、势利的老夫人的要害，不得不承认：“这小贱人也道得是。”可以说，没有红娘，张、崔的爱情便要流产。有人说，红娘的戏是“戏胆”，说得好！ 再看看那位张生。王实甫将《莺莺传》中的“负心汉”改造成一个多情却又颇为憨厚的才子。他一见红娘就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六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惹来红娘的一顿抢白：“谁问你来？”后来，当红娘来请他赴宴席，刚说了个请，张便连不迭他说：“便去，便去”！又惹红娘的一阵嘲笑： “‘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可早莺莺根前，‘姐姐’呼之，喏喏连愿声。秀才每闻道‘请’，恰便似听将军严令，和他那五脏神愿随鞭橙。” 张生的“傻”字中不是隐含一个“痴”字吗？正是这个“文魔秀士，凤欠酸丁”，对莺莺的一往情深甚至达到不顾一切的地步。当老夫人赖婚时，不啻是晴天打了个霹雳！张生在应付事变的能力上显得有勇元谋，只会恨天恨地，想寻个自尽。然而这一“痴”字中，不又饱含着他对莺莺至死不渝的爱情么？张生这个“傻角”可钦敬之处在于此。 《西厢》不了情 《西厢记》的出现，引起了文学史上的“多米诺”效应，改偏的、续作的、仿造的，纷至沓来，历久不衰。什么《续西厢》、《翻西厢》、《锦西厢》、《新西厢》、《后西厢》、《西厢印》、《南西厢》、《不了缘》……不一而足。其中明人李日华的《南西厢》适应南曲演出，至今昆剧所演的《西厢记》就是依据他的改偏本。《西厢记》的研究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单明、清两代对它作过评点或校注的，就有王伯良、李卓吾、王世贞、徐文长、汤显祖、罗擞登、凌漾初、阂遇五、汪然明、陈眉公、唐伯虎、焦猗园、毛西河、金圣叹等人，其中不乏文坛名家巨匠。尤为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学问”，它已经走向市井民间，成为封建时代渴望爱情的青年男女心中的火种。《红楼梦》最动人的篇章之一“黛玉葬花”的前奏，便是两玉合读《西厢》： 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即《西厢记》），走到沁芳闸桥那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宝玉又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儿，来到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儿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黛玉来了……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的藏了，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过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己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西厢记》在他俩心中引起的强烈共鸣，也正是封建时代青年男女的共鸣。难怪封建卫道士要视之为“移人性情”的洪水猛兽，明、清两代统治者都曾明令禁毁，甚至道光二十四年浙江学政还在省城设局收毁之，后来类似情况还不断重演。一些封建帮闲还大造舆论：“《西厢》、《玉簪》等，诸淫亵之戏，亟宜放绝，禁书坊不得yu卖也”。他们说《西厢记》是“淫书之尤者”，“看了《西厢记》，到老不成器”，千方百计诋毁之。更有甚者，他们还瞎编什么《西厢记》作者“嚼舌而死”，死后被打入阿鼻地狱不得超生，连那些推崇者如李卓吾、全圣叹，也因评点《西厢》而不得善终云云。这些无耻文人还不择手段假造了郑恒与崔莺莺的“合葬”和墓志铭作伪证，以便证明崔莺莺是郑恒之妻，“四德兼备”、“与郑府君白首相庄，生六子一女”，并无与张生的一段恋情。他们无非想以无稽之谈来抵销《西厢记》在青年男女心中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当然，这是无补于事的，《西厢记》仍以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催发着那黑暗年代青春的种子。 文学家、诗人郭沫若曾经说过：文艺母亲的女孩儿里，“要以《西厢》最完美，最绝世了。《西厢》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 王实甫就活在他的《西厢》里。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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