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取消高考(教师中心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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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清健文学作品系列】（45） 假如取消高考 —— 一个时代的对话 •杨清健• （杂文） 这里说的“高考”是指公元1995年至2015年的中国国家级单一的高等教育入学的单一考试制度。不包括企业形式多样的选拔人才的各种办法，也不包括中国将来（必然）会产生的科学而人性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或者这种考试办法本身就不能制度化，要根据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改变考试方式）。“高考”只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一”，要提倡形式多样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且一个泱泱大国，什么都要求统一，是既不理智也不科学的。也许，只有不断地改变“高考”方式才是最优的“高考制度”。 ——题记 家长（父）：现在活命真难呀！想当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对生活，对爱情，对事业和未来充满了理想。可谁想，二十几年后，竟为下一代操碎了心，且财力精力都有些承受不住，别说是理想了，只要孩子能考上个好大学。什么想法也没了。 家长（母）：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读过不少书，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西厢 记》、《暴风骤雨》、《子夜》、《红岩》、《林海雪原》；外国名著如《简爱》、《牛虻》 《鲁滨逊漂流记》、《安娜•卡列宁娜》等几十部。可眼下的中学生有几位那怕完 整地读过一部？！ 家长（父）：岂此是文学作品，我还看了不少科学书籍。比如《十万个为什么》 《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天体运行论》《物种起源》《科学的价值》《人类学史》 《科学史》《自然科学史》《科学的哲学》《科学与启蒙运动》《莎士比亚、牛顿和 贝多芬》《自然组织的宇宙观》《天演论》《昆虫记》《科学的社会功能》《生命是什 么》《细胞生命的礼赞》《二十世纪的发现》《宇宙波澜》《你知道吗？—现代科学 的lOO个问题》《科学、技术和环境》《人的生死之谜》《混沌：开创新科学》 《大脑如何思维》《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宇宙的最后三分钟》《伊甸园之河》 《人类的起源》《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行星上的生命》。 中学生：我爸爸可了不得，他虽然没有读过大学，可他比博士生的学问还多。 大学生：我现在都大三了，远没有你爸爸读得书多——看得出来。 教师：现在的中学生没有时间，他们从小学开始，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读课本和做作业上。 家长（父）：这难道不可怕吗！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失去了正常的童年、充满朝气富有幻想力和想象力的青少年。这样的人长大了会有创造力？ 科学：是呀，我最清楚，虽然当今科学技术比过去发达，文学艺术较以往更繁荣， 但实际上是上一代人和上几代人研究和创造的结果，并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的贡献。 现在的年轻人缺少想象力和创造力，太现实太实际，也就是说人性的东西越来越 少，而动物性的成分越来越多了。不过，他们也挺可怜的，他们连享受现代科学 和文学艺术所带来的美好生活的时间也没有，表面看起来他们生活在优越的社会 和家庭环境里，实际上他们是不幸的，并且是很不快乐的。然而，所谓“优越的 社会和家庭环境”也仅限大中城市的学生，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是沾不到边的。 官员：（不可理解地）噢，是吗？ 教师：我赞同。他们只会模仿，喜欢用别人的成果再向他人炫耀。由于缺乏文化素质的滋养，譬如读的书少，参加的社会活动少，缺乏感悟生活的美丑是非的机遇，没有培养情感和道德的外部条件，故造成了畸形的德德观念，道德品质在急剧下降。 家长（母）：您是当老师的，您一定清楚这是为什么？ 教师：说不好。实际上我也跟学生一样，是生活在脱离自然和社会的只生活在书本上的几经人性丧失殆尽的人。我说的人性，不单指人的道德品质，而是指广义的人的社会性范畴的东西。比如，人的爱美心，人的慈善心，人的孝心，人的爱自然爱生活的情趣，人的社会责任心，人的想象力，熟悉并关注自己周围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关心亲人和邻舍居民的生活状况，关心国家和政府的发展战略以及关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条文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监督政府实行国家方针、政策的情况，以及政府执行法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社会：在中国，一个中国人要做到这些现在还很难办到，这只是你目前的一种人性化的幻想。 家长（父）：为什么？难道中国就不能走上人性化的发展道路，成为民主政治的国家吗？中国人的智商天生就低吗？ 科学：这并不说中国人天生智商低或素质低，而是社会制度使的人的素质提高不了。因为一个国家要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并在政治上有说话的权力，能真正参与管理国家事务；那只有在一个实行了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才办得到。 家长（母）：您是说，肯定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科学：在中国，这是连一般的大学生都明白的道理。中国是一个“初级阶段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政府的一种外交措词和回避某方面社会制度缺陷的遁词，包含着政府也承认的不足的社会现实。在经济方面，中国部分地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未尝不可，但还遗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的势力；在文化艺术方面既存在着大量的先进的东西，也还遗淀不少封建思想和封建的礼法。反映在社会现实中，譬如“官本”思想，一切以官位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二千年前孟子的“民本”思想几乎丧失殆尽。一种社会，一个民族，人人都向官位看齐，人人都想做官，肯定是个不公平的无法治的低素质而畸形的社会；这种社会必然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对人才和财富造成巨大的浪费。钱财控制在少数官僚手里，老百姓手里没有钱，货币在整个大环境里形成不了大流通，因而也就创造不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老百姓富不起来，人民没有也激发不出巨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国家永远也强大不了。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国家体制上实行的还有许多封建制的东西。有人说，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上，有“坐在奔驰轿车里的封建大臣”，一点不假。 家长（母）：那都扯远了，现在连管自己的小孩都力不从心了，哪还有精力管那些“国家大事”！辛辛苦苦一辈子，让孩子读个好大学，几乎要耗尽毕生的钱财和精力心血，不少人还要搭上早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和事业。不过，国家这样下去，等我们的孩子做了父母又要重复我们走过的“培养子女”的辛酸老路，这不是恶性循环吗？那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什么事业可言！ 教师：我想，这都是目前的这种高考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改革高考制度才有可能实现。 科学：是啊。2005年10月10日，一个不堪高考压力的花季少女，湖南17岁的高二女生李英跳楼身亡。与过往这类个案不同的是，李英的父母并不“望女成凤”，他们从不给女儿施加压力，相反，总劝导女儿“人生并不只有考大学一条路”。然而，在强大的高考指挥棒下，父母劝慰女儿的声音显得那么微弱，痛失爱女的父母悲愤问苍天：是谁逼死了我的女儿？11月2日，找不到答案的父母请来律师，准备起诉中国教育部。 家长（母）：（对其丈夫）我们可得注意，别为了上个大学，失去了儿子的性命。唉！ 科学：民警们来到李英跳下的八楼前，在她的书包里找到了她写的一封简短的遗书。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最后还是决定走了，离开这个原本不属于我的世界。对不住了。你们如果想让我走得安心，请做到以下几点：1.不要为我伤心，这不值得；2.把我浪费了你们17年的精力重新灌注到弟弟李武身上；3.我有一本日记本，其中记下了我高中一、二年级的生活，那段虚度、浪费你们一片苦心的日子。 李英 2005年10月10日下午 教师：唉。现在的学校就光知道抓成绩，忽视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 科学：接到女儿跳楼自杀的消息后，李英的父母迅速赶到现场，母亲扑倒在女儿身上，哭昏过去…… 李英的父母认为学校对孩子的死负有责任。母亲哭着回忆说：10月8日星期六下午，李英回家泪眼婆娑地告诉她，说这次月考英语只考了29分，是全班最差的一个，老师要在班上让考得最好的学生和考得最差的学生都站起来亮相，她觉得没脸见人。母亲伤心地说：“女儿读书本来思想负担就很重，曾一度有过自杀的念头，我们家长一直在宽慰她，给她减轻压力。老师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往死里推了她一把。” 社会：现在的中国，对于青少年而言，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中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常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因为学习压力而陷入痛苦的青少年屡见不鲜。这其中不乏重点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的思想压力常来源于他们对学习现状的不满和不恰当的比较，不能接受自己的现状，过分注重结果，而体会不到学习的兴趣，整个社会、整个学校都在比较的氛围中，要学生真正做到放弃比较，接纳自己的确不易。考试焦虑、厌学及学习过程中的注意力、记忆力问题等，是青少年及家长前来咨询的常见问题。这些情况在期末、期中、升中、高考、周围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如父母关系发生突变等）时更为集中和突出。有些青少年承受不了这些心理压力，有时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反抗情绪，形成家庭暴力，有极个别甚至消极自杀。现在全社会都在呼吁给中小学生减压，希望情况会有所好转。 科学：10月8日，月考成绩出来了，李英有两门功课没及格，其中英语只得了29分，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一。当天下午，英语老师在班上提出她想“认识”一下那个得了129分高分的同学之后，又提了最低分的问题，李英想，与其让老师点自己的名，不如自己主动承认，于是就举手招认。全班同学的目光霍地一齐投向了她，她羞愧得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 下午放学后，她垂头丧气地来到河边徘徊了很久，然后来到公用电话亭给爸爸打了个电话，她绝望地说：“爸，怎么得了啊，月考我数学没及格，英语也没及格，我降一级复读还是这个成绩，怎么办啊？”说着就哭了起来。爸爸立即安慰她说：“英英别急！你才去嘛，新的环境对心理上有一定影响，等适应了会慢慢赶上来的。孩子你千万别着急啊！我还是那句话，大不了回家跟我做生意，一样有出息的。” 回到寄居的姨妈家，她不好意思跟姨父和姨妈讲自己的月考成绩。姨父见她心情沉重闷闷不乐的样子，就问她怎么了。她说头有点痛，可能是感冒了。姨父嘱咐她去买点感冒药吃，根本没想到她是为考试的事发愁。 李英闷闷不乐地度过了她生命中最难熬也是最后的三天。 中学生：她的心理怎么这么脆弱，要我才不会自杀呢。大不了不读大学。 科学：是啊，各人是不一样的。对一件事，怎样的态度就决定了什么样的结果。10月10日，李英转入兰阳一中才20天，下午放学后，其他同学都陆续离开了学校，李英一个人伏在课桌上一边流泪一边写最后一篇日记：听说一个月前邻近的兰阳学院外语系一名大二女学生跳了楼。她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也是学习压力太大？不过，这倒是一个了结自己的好方法。尽管爸妈原谅我，宽慰我，但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我无脸见爸妈。我厌恶这个世界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我，我再也承受不住了，活着也没有意义了。解决问题就要快，就要彻底，今天晚上解决今天的事，要明明白白彻彻底底的。 李英写完日记又开始写遗书。写完遗书后，她背起书包低着头往姨妈家走。回到房里，她将房间收拾打扫干净，然后来到阳台，闭上眼睛纵身一跳…… 家长（母）：可怜的孩子，干吗往走绝路呀；如果是这样，——唉，干吗考那该死的大学！ 科学：经警方、学校和家属最终共同认定，李英的自杀缘于学习压力超过了她的心理承受能力。而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学校的月考和10月8日她举手承认自己考得最差，在全班同学面前丢了面子。李英自杀的事通过协调得到妥善处理后，李英的父母没再找学校的麻烦，但他们从心底发出这样的呐喊——到底是谁害死了我们的女儿？ 李向阳（李英的父亲）含着泪花对记者说：“如今，学生自杀的消息三天两头就见诸报端，许多自杀的孩子是家长望子成龙给孩子施加了压力，可我们是一个劲地给女儿减压，我们知道孩子不会读书，根本就没希望她考上大学。可她还是……你说，到底是谁害死了我们的英英啊？” 教师：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读书做学问；并不是考试成绩不好的学生就不优秀，就没有培养前途；考试成绩好的学生也未必就是优秀人才。但是现在的教育模式只以分数论英雄，以高考论成败。在强烈的竞争和压力面前，天赋较突出、心理承受能力强些的孩子就能挺过这一关。像李英这样心理比较脆弱、自尊心特强的孩子，学习上的压力很容易超过她的心理承受极限，此时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引导和调适，就极容易酿成悲剧。 科学：11月2日，悲痛的李向阳夫妇请了律师，准备起诉国家教育部。在正在起草的起诉书中，夫妇俩向中国的教育体制发出这样的诘问：用一种高考模式来要求所有不同特长、不同天赋的学生，千军万马挤一条独木桥，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是高考制度逼死了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大学能不能采取“宽进严出”的模式？能不能实行灵活多样的分类高考制，让动手能力强的学生直接读工学院；让会画画、唱歌的学生直接上艺术大学；让能写会吟的学生直接上文学院；让会玩电子游戏的孩子上电子大学…… 李向阳对记者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有这么多孩子因为读书的压力而自杀。我打这场官司不是要国家赔偿我的女儿。不管官司输赢如何，也不管法院受不受理，我只想告诉政府，孩子的血不能白流，中国的教育是该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了！” 官员：说得太偏激了吧！这些都怪罪高考教育体制！建国五十多年，我国不也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吗？在自然科学方面，不也有象华罗庚、陈景润、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茅以升、袁隆平等著名的科学家吗。我国的“神五”“神六”号载人航天飞船不也上天了吗。中国不也一跃成为第三大世界航天大国，这不是事实？这些搞航天事业的科学专家不都是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应试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尖端科学家吗？谁能全盘否定现今高考的作用！ 家长（父）：请问，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是哪国什么时候？ 官员：美国吧，时间是1957年。 教师：错了。是1961年4月12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1号”，尤里•加加林成为世界上第一位遨游太空的宇航员。 教师：（问学生）你知道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什么时候，哪个国家？ 中学生：不知道。 大学生：美国，1957年。 教师：对了一半。也是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时，世界为之震惊，一夜之间“疆域”延伸到了地球之外。自此，人类向太空的速度前所未有。23天后的5月5日，美国宇航员艾伦•Ｂ•谢泼德驾驶美国“水星MR3”飞船进行首次载人亚轨道飞行，美国成为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具有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1962年２月20日，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驾驶“水星６号”飞船绕地球飞行３圈，成为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美国人。1963年6月16日，苏联宇航员捷列什科娃进入太空，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宇航员。1964年10月12日，苏联宇航员科马罗夫、耶戈洛夫和费捷斯托夫乘坐第二代载人飞船“上升１号”绕地球飞行16圈，历时24小时17分后返回。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载３人飞行纪录诞生。1965年３月18日，乘坐“上升２号”飞船的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在飞行中进行了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太空行走。1966年３月16日，载有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的美国“双子星座８号”在飞行中与一个名叫“阿金纳”的对接舱体对接，这是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空间对接。 1969年1月16日，苏联联盟四号飞船与联盟五号对接成功，第一次实现了两艘飞船在太空对接飞行。 家长（父）：相比之下，中国还是落后的。有人说，中国底子薄，又受到战争的创伤，加上漫长的封建社会阻碍；所以中国落后西方发达国家是自然的。 家长（父）：（停顿片刻，深有感触地）其实这是借口，为自己的国家的落后找理由，不正视也不承认国家的社会现实。 科学：中国科学的落后有其政治制度的和文化历史的原因。 家长（母）：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何科学落后？ 科学：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繁荣昌盛的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政治思想十分活跃，诸子百家人才辈出。汉朝以后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首创者孔子就是在此时发表他的“德政”学说的。 但是，孔子著作基本上是适应封建王朝统治者的需要而写的政治说教。他的中庸之道的思想内容也是保守性多于创造性，妥协性多于竞争性。历代皇帝都利用他的思想作为工具来束缚士人的行动，把上千年的士人学者的智力引导到对“孔孟之道”的理解、注释和背诵上，形成缺少创新、贫于立异的书蛀学风，很少有摆脱孔孟的说教、发扬科学精神与学术思想的。中国历史上虽然也不乏人仁志士立志于改革，但由于封建统治势力的强大和儒士维护旧礼教习气的束缚，使改革者屡屡失败，始终没有形成改革的巨大洪流，这是我国科学技术在1543年以后明显地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师：是啊，一种制度加上一种相应的文化思想，就会决定某种社会的进步或落后。 科学：不错。制度可以决定思想，但某种强大而先进的思想也可以反过来促使先进制度的产生。不幸的是，中国孔子的影响之大、之远可与西方的弗兰西斯•培根相比；但其社会效果却相反，前者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后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智力源泉。 教师：1898年中国的戊戌变法就是一个明证。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最后，变法只实行了103天就失败了。 科学：与中国不同，虽然日本也是一个封建色彩很浓的国家，19世纪60年代资产阶级的明治维新运动也保留了不少封建残余，但明治维新毕竟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日本的资源极端贫乏，发展工业先天不足，又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使日本几乎成为废墟，经济处于崩溃的境地，日本产业革命比英国晚了一个世纪；但它不仅实现了工业化，还挤进了工业发达国家的行列，这是值得我国注意研究的课题。日本在战前用了七十年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战后二十年，日本平均每年产值增长13%，其增长速度比联邦德国还快一倍，是美国的三、四倍，平均每人每年产值增长率是美国的九倍，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教师：制度是生产力。可见，先进的国家制度加上开放的思想文化，是决定国家繁荣昌盛的根本。 家长（母）：那中国的教育和高考制度究竟有什么问题？ 教师：请允许我用语文教学来打比。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吕叔湘先生曾说，“语文教学更多地像农业，而不是工业”。依我的理解，那就是语文教学是种庄稼，而不是做产品；语文课堂是庄稼地，而不是流水线；语文教师是农夫而非工人；语文教育是春种秋收的整体，而不是各司其职的零部件生产；师生间是农民对种子的期盼与热情，而非工人与车床对零部件的冷漠。在语文教育的庄稼地里，理应有和风细雨，有日月星辰，有花团锦簇，有果实芬芳。而不是机车的刺耳轰鸣，不是千人一面的“合格产品”，不是千篇一律的沉默，不是一丝不苟的规矩。我们希望学生都能自由地呼吸、快乐地生长，享受语文的智慧、吮吸语文的营养，让生命拥抱语文，用语文滋润生命。 社会：仔细想一想现在中学生的语文水平，我们就会感到着急：一名高中生，已学了近十年语文，却写不对一张请假条，表达不清一个意思，写不好一篇文章，读不通一段文言，提不出一个问题，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的问题。汉语水平低下已不是个别现象，语言错误不仅出现在中小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之中，甚至出现在大学生、硕士、博士的口头和书面表达之中；不仅出现在书报杂志、广告标牌和电视屏幕中，甚至频频出现在学位论文、学术著作和字典辞书中。“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论文”已是司空见惯。所以科学、严谨的训练是必须的。但是语文训练不等于做题，单纯的做题就把学生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 科学：学语文的人是需要一点感情的。麻木的人只会学死板的语文，当然也学不好语文。语文教育更讲一个“趣”字，一个“情”字，一个“活”字。我们常常高喊采用诱思教学，吸引教学。但我们往往少了些耐心，少了点童心。 教师：比如，在教学盲人女作家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篇文章时，我们因为课时紧，任务重，也因为料想学生不太感兴趣，大概都是作为自读课文让学生自己看看了事。恐怕我们很少有人会像吉林长春五中的肖礼老师那样去做：他抱着一个大纸箱走上讲台，顿时引来学生一片好奇。他要学生自告奋勇地蒙住眼睛，然后从座位上到讲台前去抓取箱中的东西，然后用手摸，用鼻子闻，猜出它是什么东西。学生的猜测五花八门，有不少都猜错了。这样做了以后，肖老师才让学生进入课文。课后一位学生写道：“我感谢我们的语文老师给了我海伦似的感知世界的机会，感谢通过这样的感知，让我对现实生活充满了以前并不珍惜的爱。” 大学生：我感觉知识是可以传授的，但感受必须体悟，而我们的语文课也常常把体悟的东西当做传授的内容，这样就难免死板。英国一所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扮演一天残疾人，有扮演盲人的、也有扮演瘸子的、还有扮演聋哑人的。校长说，爱心是需要感受的，只有自己曾经是“残疾人”，才会有真正的感受。并且只有这样，将来面对残疾人时，才能从人性的角度平等地帮助他们、爱他们，因为自己曾切身感受到别人的帮助。 中学生：学生想听的，很多不是老师所讲的；而学生要说的，老师又无暇去倾听。讲什么、怎样讲，基本上是老师说了算，学生几乎成了一块橡皮泥，任由老师去塑造。长此以往，学生变乖了，听话了，但我们又不得不痛心地发现，我们也越来越呆了，越来越不听话了。 科学：如果把责任都推到语文老师身上，显然有失公平，因为语文老师其实也越来越呆了。大家可以想想，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的心是不是都有些浮躁了，我们的眼光是不是都有些“势利”了，我们不再悉心关注学生从文字中、从文学中得到了多少营养，享受了多少愉悦，我们过多地关注他们的结果，过多地盯住他们一堂课学到了哪几点知识。于是，春风化雨少了，条分缕析多了；自由生长少了，拔苗助长多了；体味把玩少了，条条框框多了；开怀大笑少了，忧愁烦躁多了；畅所欲言少了，恭敬倾听多了。最后，学生的喜爱少了，厌倦苦恼也多了。功利的语文教育把分数与位次作为学语文的第一目标甚至终极目标，语文的生命必将枯萎。 教师：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语文就是生活。把学生引向生活，把生活带进语文，让学生触摸鲜活的、亲切可感的生活化语文，学生便能感受到语文的生命脉动。陈奂生离我们远去了，但千百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还在；“烛之武退秦师”的惊心动魄远去了，但朱总理答中外记者的妙语连珠还在；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远去了，但装在分数里的学生还在；买人血馒头的华老栓远去了，但对僵化的国家高考体制麻木不仁的各级教育行政官员还在。 家长（母）：那考试怎么办？ 科学：谈这个问题，我想要澄清一个认识误区。我们常说高分低能，其实，想一想，那些成绩好的同学能力是否就低呢？分数低的同学能力就高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能力和分数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搞素质教育不能惧怕应试，但也不能为了应试而扼杀了学生在情感、思维方面的天性。要保证学生真正学有所得，还应该加强语文训练。语文能力的提高，是以一定数量的语言材料积累和反复多次的语言实践为基础的。考试采用试卷只是考试的形式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形式；或者，试卷的形式是次要的，其他的形式反而应该是主要的。美国心理学家做过一项实验：假如一个人的能力指标有10项，用试卷顶多只能检测出2项，其他7项用试卷的考试方式是检测不出来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如此热衷一纸试卷而定终身实在是个悲剧。 社会：这是因为中国的各级教育行政官员不愿做大量的调查研究，不愿针对我国教育现状做大量的细致工作所致。你想，出一张试卷，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大学取向，而且直接于社会挂钩，等于决定了一个人的终身。对政府官员来说，这是多么省事呀！另一方面，他们也听不进专家学者的意见，只是盲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寻求中国科学的高考办法，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政府部门不愿做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工作。 大学生：中国为何就不能研究出一种选进的教育体制。教育体制的落后肯定会决定教学方法的落后。归根结蒂，还是观念的问题。 教师：不久前，我在美国听了一节小学生的自然课，课题是“蚯蚓”。假如在我们国内，一般不外乎教师先板书“蚯蚓”，然后出示蚯蚓的图片或投影，再是介绍它的身体的特征，最后讲它对人类的益处。美国的老师怎样上这节课呢？ 一上课，老师先说明要讲的内容后，就请同学们准备一张纸，上来取蚯蚓。同学们捏着纸片纷纷上讲台盛蚯蚓。许多蚯蚓从纸片上滑落下来，学生们推桌子挪椅子弯腰抓蚯蚓，整个教室顿时乱成一团，老师却一言不发，任其混乱。课后老师对我说，上了一节“蚯蚓”课后，假如连蚯蚓也抓不住，那么这节课还有什么意义。同学们抓住了蚯蚓回到座位后，老师开始了第二个教学环节：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蚯蚓的外形等有什么特征，看谁能把它的特点最后描述完整。经过片刻观察，学生们踊跃举手。 学生：虽然看不见蚯蚓有足，但它会爬动。 学生：不对，蚯蚓不是爬动而是蠕动。 老师：对。 学生：蚯蚓是环节动物，身上一圈一圈的。 老师：对。 学生：它身体贴着地面的部分是毛茸茸的。 老师：对，你观察得很仔细。 学生：我把蚯蚓放在嘴里尝了尝，有滋味。 老师：对。我很佩服你。 学生：我用线把蚯蚓扎好后吞进了喉咙，过一会儿把它拉出来，它还在蠕动，说明它生命力很强。 此时老师的神情变得庄重起来，激昂地说：“完全正确！同时我还要赞扬你在求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勇敢行为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同学，我远不如你！” 整堂课结束了。如果就这堂课把我国老师的教法和美国老师的教法作比较，哪种方法让学生学得有趣、生动，对蚯蚓的体验更深，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教师怎样讲，怎样启发，不妨就参照美国教师的这堂“蚯蚓”课。 中学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有趣的课，更没有见过。我们上课没有一点意思，特别是上语文课。 家长（母）：孩子，你要知道，读书不是看电影，也不是玩游戏；读书是苦的，不吃苦中苦，何为人上人呀！ 中学生：我喜欢看小说和散文，一看下去就啥不得放手，可怎么有心思安心地看下去？哪有那么多时间，即便有时间，父母不允许，老师不允许。一天到晚就是该死的作业、作业，有时真觉得活着没意思；可不知咋的，散文的阅读一到了试卷上变成阅读题，就没有一点趣味。我恨做题目，我讨厌读死书！ 家长（母）：这孩子！你…… 家长（父）：哪有那么多屁理由，我们都不是为了你吗，等你考上了大学，你就是看小说看三天天夜我们也不会限制你，把一年的书看完都行！ 社会：2006年3月14日上午10时，在长沙市火车东站货物调度室北110米处，一名18岁的高三学生因感觉学习压力过大，一时想不开竟钻进了快速行驶的货运列车，当即身亡。专家称，高考的残酷竞争对孩子的折磨再次凸显，学校、家庭和社会应给孩子减压，并多给予关怀。而孩子若不能承受压力之重，应及时向心理专家咨询。也许，我们社会的确有责任，不能责怪孩子。 科学：中国的教育与政治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源渊关系。50多年来，我们没有培养出一个像鲁迅、郭沫若这样的文学家，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甚至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像陶行知、黄炎培、陈鹤琴、晏阳初这样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教育家。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都会使国人感到难以面对，迄今我们尚与这个奖无缘。有人说，这是西方国家仇视我们社会主义的结果，就是拿不到这个奖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不敢说那些长着蓝色眼睛、棕色头发的诺贝尔奖评委们的头脑里没有一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作祟，但是我想说的是，苏联在解体之前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它曾经拿到了13项诺贝尔奖，那些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并没有因为当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一个奖都不给它。我们要承认，这里面有我们自身差距的因素在里面。 教师：现在这种高考制度，实际上学生的学习完全是为了高考，所谓“学习知识”成了地地道道的“最恶劣的知识枷锁”。这样一来，学习就无兴趣可言，无兴趣而苦读就成为了学生的负担，而且完全是从书本到书本。 大学生：现在的学生为写高考作文非常痛苦！老师每天教授按格式作文，学生每天在拼命揣摩与模仿，为的只是能赢得阅卷老师的赞许，这不也是在压制人才！八股文的程式化规定，其一重要作用是提供一个统一规范的阅卷标准。全国参加科考人数成千上万，如果每一个考生都各写各的，那么各种各样的文章都有，老师该用什么标准来批改，另外，老师数量有限，如何有时间来得及批改？为了方便阅卷、方便考生备考，却用程式化扼杀了人才，试问，这种公平的意义何在！ 教师：“八股文”到底是“人类发明的最恶劣的知识枷锁”，还是维持科考公平、保证科考效率的必然选择？林白和朱梅苏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史话》中称八股文是“狗吠”一样的愚民产物。扬州大学教授黄强匆匆讲完《朱熹在中国科举史上的地位》后，突然说：“我还要讲八股文，这真是一个害人的东西，破题、承题，都有规定好的条条框框，甚至连一句话写几个字都给规定好了，哪里还有创造性？”黄强说。“像这样，永远只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问题之争。”八股文，其命题全部来自于《四书》、《五经》。据启功著《说八股》介绍；八股文开始部分由“破题”、“承题”、“起讲”三个小部分组成，称为“冒子”；“冒子”仅是为了说明题意；后半部分把这个题意从上下、前后、正反、左右来条分缕析，常常用八条。通常，每条会随加上一条作为陪衬，用以加强此条观点，使其不致孤立。两条相对、好比人有两股（腿），一篇最多不过八条，所称为八股。 科学：出不了一流乃至大师级人才的原因何在？当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出在我们的教育模式上。多少年来，我们的教育模式过于整齐划一、缺乏弹性，吕型伟先生曾用“求全责备，求同去异，扼长补短”三句话来概括，是不无道理的。迄今为止，在很多人观念中，全面发展就是全科发展，就是门门课应该达到80、90分以上，现在一些地市评选“三好学生”就是这样要求的。这样，学生即使在某一学科上有特长、有优势，他也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伸展”他的长项，他必须“忍痛割爱”而“移情”其它学科，把大部分时间、精力去补他的弱项。其结果很可能是，长的被截掉了，而短的未必能补得起来，最后是哪门课都知道一些，但哪门课都知之不深，冒尖人才始终不得出现。1997年，在湖北，有一名曾获全国数学联赛一等奖的考生参加高考，因总分没有上线而被武汉大学拒绝录取。这件事，在湖北乃至在全国教育界都引发了一场争论：只一科拨尖，取不取？解放前，吴晗报考北京大学，国文考100分，数学得0分，当时负责录取工作的教务长很矛盾，便请示校长胡适，胡适调阅了他的国文卷，马上拍板：这个考生就是数学0分也要把他取进来！换到今天，你吴晗做梦也别想上大学；毛泽东当年在湖南读书，他的数学成绩也是一般的，他的数学老师后来回忆说，每次考试都是送点分让他过关。事实上，吴晗并没有因为当年数学得0分而影响他日后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毛泽东也并没有因为当年数学成绩一般而影响他成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 社会：事实上，当今中国的人才，遍及世界各国。如东南亚最繁荣的部分，大半是华人或华裔搞起来的。台、港、新加坡的大财神王永庆、蔡万霖、张荣发、李嘉诚、包玉刚、郑裕彤、李兆基、李光前等名列世界首富级的人物；在印尼，以林绍良为首的华人商界，掌握了印尼80%的商业实力；在马来西亚，控制吉隆坡的十大企业家，有职有7个为华裔大王；在泰国，目前经济深受巳故第一号银行家陈弼臣和“天南金融巨头”郑午楼为首的40多个华人家族控制。此外，多巴哥总督何才、圭亚那总统亚瑟•钟、尼日利亚共和国酋长兼首席工商业长老朱南杨、新几内亚前任总理陈先生等均为华裔。象他们那样，在世界各地“称王称霸”的杰出华裔人才难以数清。其中，以美国的表现最为突出。在数理、语言、工程技术、电脑等方面的一群美籍华裔学者，早巳举世瞩目。美国目前约有12万第一流学者，华裔约占1/4，美国的华侨约108万，其中有10多万知识分子，当教授的有1500多人。美国前总统卡特就明确说过，美国每一个国防科学的要害部门都有中国人。美国人甚至说，“没有中国教授的大学，不成其为第一流的大学；没有中国医生的医院，不成其为第一流的医院。” 科学：这些人换了在中国，能不能成为人才？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血淋淋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近几十年来灌输的“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理论，是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现代化的两条基本文化因素。这两种因素广泛而顽固地扎根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头脑中。例如，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与教条主义的“高度集中统一”、“全盘计划经济”相融合，形成了一种认为权力、思想、经济、社会生活越集中、越划一，社会进步程度越高的偏见，反对侵权，反对民主，害怕任何形式的自由、创新、多样化。 家长（母）：也就是说，高考制度与政治体制有密切的联系？ 科学：表现在高考制度的统一、划一、教条，实际上是政治体制的直接反映。 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不仅经济体制改革、意识形态和教育改革无法深入，而且会出现象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近几十年多次出现的情况：随着政治领导人的改变或他们看法的改变，改革跟着告吹，甚至出现大倒退。 科学：但在美国，他们非常重视人的实际才能，只要你能对美国社会作贡献，就是人才。这是最现实最科学的人才观。如果在中国，你有实际才能不顶用，非得先看文凭不可，真是“书迂子”人才观。我的一位商界朋友，45岁的时候移民去了美国。大凡去美国的人，都想早一点拿到绿卡。他到美国后3个月，就去移民局申请绿卡。 一位比他早先到美国的朋友好心地提醒他：“你要有耐心等。我申请快一年了，还有批下来。” 他笑笑说：“不需要那么久，3个月就可以了。” 朋友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以为在开玩笑。 ３个月后，他去移民局，果然获得批准，填表盖章，很快，邮差给他送去绿卡。 他的朋友知道后，十分不解：“你年龄比我大，钱没有我多，申请比我晚，凭什么比我先拿绿卡？” 他微微一笑，说：“因为钱。” “你来美国带了多少钱？” “１０万美元。” “可是我带了１００万美元，为什么不给我批反而给你批呢？” “我的１０万美元，在我到美国的３个月内，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投资，一直在使用和流通。这个，在我交给移民局的税单上已经显示出来了。而你的１００万美元，一直放在银行里，没有消费变化，所以他们不批准你的申请。” 原来如此。美国是一个十分注意效率和功利的国家，你要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美国才会接纳你。在美国拿绿卡，只有两种人可以：一种是来美国投资或消费；还有一种，就是有技术专长。这位商界朋友前不久回国，给我讲了一个他在美国移民局亲眼目睹的事，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美国。他在美国移民局申请绿卡的时候，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位中年妇女，从她被晒黑的古铜色皮肤看，可以断定是一位户外工作者。出于好奇，他上前和她搭话，一问才知，她来自中国北方农村，因为她女儿在美国，才申请来美。他只读完小学，汉语都表达不大好。可就是这位英语只会说“您好”“再见”的中国农村妇女，也在申请绿卡。他申报的理由是有“技术专长”。移民官看了她的申请表，问她：“你会什么？”她回答说：“我会剪纸画。”说着，她从包里拿来出一把剪刀，轻巧地在一张彩色亮纸上飞舞，不到３分钟，就剪出一群栩栩如生的各种动物图案。美国移民官瞪大眼睛，像看变戏法似的看着这些美丽的剪纸画，竖起手指连声赞叹。这时她从包里拿出一张报纸，说：“这是《中国农民日报》刊登的我的剪纸画。” 美国移民官一边看，一边连连点头说：“ＯＫ。” 她就这么ＯＫ了。旁边和她一起申请而被拒绝的人又羡慕又嫉妒。 这就是美国。你可以不会管理，你可以不懂金融，你可以不会电脑，甚至你可以不会英语。但是，你不能什么都不会！你必须得会一样，你要竭尽全力把它做到极限。这样，你会永远ＯＫ了！ 教师：但在中国，目前高考的总分“一刀切”制度过分注重公平，忽视个性、特长的显露，所谓的特长生往往由于某一门功课特好，而总分平平，被堵在大门外。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靠的是不断在各个领域打破常规，发现新知。有特长的人比各门学科平均用力、知识结构平均化的人更易取得特长领域的突破，应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这样讲，我们现有的教育模式不改变，一流的人才就难以脱颖而出！在今天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把教育模式的转变作为当务之急，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那么，如何建立起一个比较理想的教育模式呢？ 科学：1、在如何认识专才与通才的关系上，我们的观念必须转变。当然，一个人能够集广博和专深于一体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问题是这样的要求未免过于理想化了，对绝大数平常人来讲这是很难做到的。社会有分工，我们可以要求一部分人成为专才，一部分人成为通才。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学校可以也应该让学生在各门功课达到一个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偏点科”，这不是坏事。相反，我觉得每门课都差不多，平均用力、齐头并进反而不正常。 多少年来，我们遇到问题总是喜欢作“平面思维”，觉得二者非此即彼，比如我们在理解“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启发式教学”与“灌输式教学”等的关系时就是这样的，把二者看成是不共戴天的冤家。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法，对问题作“立体思维”，可能会有新的收获。 或许还有人会说，你这话虽然不错，但中学是基础教育，学生是不能偏科的，要偏科也得等上了大学以后。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人总是有某种兴趣爱好的，明知学生有特长，却一定要让他把这个特长搁置几年，非等他上了大学才去培养，恐怕经过几年的“截长补短”，等到他上了大学，他的这个特长很可能不“长”了。 我始终感到不好理解的是，我们对艺术、体育的特长生可以宽容大度，高校录取时，总分可以低许多，为什么对其他方面的特长生则如此苛刻？我不知这里面到底有何原因。其实，对各方面的特长生，都应该像现在选艺术、体育尖子生一样，网开一面，开通总分不达标的特长生的上大学之路，有关方面应该在每年新生录取中划出一定比例给特长生。或者，教育部指定某些大学进行招收特长生的试点。1999年夏天，复旦大学就录取了一名语文特长生，要有这样的尝试，高中、初中、小学教育才敢走个性成材之路。 顺便指出的是，要求学生在其它课程达标的前提下发展特长，这个达标的“标”不宜定得太高。拿数学来讲，现在中学的教学内容很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是以数学家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学生的。事实上，对许多工种来讲，只要求具备一些基本的数学知识就够了，学生所学的许多东西日后根本就用不上。苏联数理科学博士、教授波斯特夫尼科针对苏联中学教学计划中数学课占了全部教学大纲1/5的分量的现象，主张减少数学课的教学内容和课时。有人不理解，质疑他：你身为数理科学博士，为什么还主张减少数学课的课时？波斯特夫尼科提出了两个反问：在不是专搞数学的人当中，有谁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哪怕使用过一次三角形的内角定理？哪怕解过一回二次方程？他说，生活中需要多少数学，就应该占用儿童相应的学习时间，既不要太少，也不要太多。确实，如果在一些学科上降低难度，只要求他达到一个基本的要求，然后他可以偏点科，着力去发展他的优势学科，还愁特殊人才不冒尖吗？中国一句俗话说，是锥子总会出头的，但如果你把它装进一个铁盒子里，它恐怕就出不了头。我们要给它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把它们放进布袋子，它们才会冒尖，才会一个个脱颖而出。人的成长也是同样的道理。 2、在考试制度上，建立一种鼓励学生发展特长的机制。现在，很多学生不是没有特长，而是不敢去发展他的特长，。因为，你一旦费时费力发展特长，很可能就会顾此失彼，导致某些学科成绩下降。而一旦在高考中有那么一两门学科拖了后腿，才考六七十分，你就真的全盘皆输，谁敢拿自己的前途甚至命运去开玩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埋没人才，是否可以采取给某一学科有特长的学生加分的办法，根据他特长的程度，加100、90、80分；或者，在录取时，将某一非特长学科的成绩作为参考，不计入总分（像现在，艺术类考生录取时，不是将数学成绩仅仅作为参考吗）。这样，他有这个分数在那里做基础，即便其他学科考分低一点，也不用担心名落孙山，而可以把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到他的特长上。 当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人情因素，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不去改革。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胡瑞文同志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超市的小偷比柜台百货店更多，但不能因此不开超市。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实行过程中，我们有关方面要提高政策水平，从为国选才的高度来看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科学管理，严格标准，客观公正，把好质量关，杜绝人情因素。 3、教育改革必须进课堂。应该说，我们现在的课堂教学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陈旧落后，难以“面向世界”。德国一个博士生为了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不远万里，来中国考察教育，在看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学校后，他用两句话评价了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教师是全世界最能讲的，中国的学生是全世界最能考的。”虽然有些偏颇，但亦不无道理。确实，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教师像我们的教师这样上课，从打上课铃讲起，到打下课铃为止，甚至许多教师打了下课铃都还未必停止，还要拖堂。课堂里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这只能是众人头脑对一人头脑的依赖。像美国的课堂里，一节课中，教师可能只讲10分钟、1刻钟，然后就是学生分组讨论、动手实验、做游戏，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动手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以及合作精神都得到很好的锻炼。而静听的教学方式是很难达到这样一些目的的。在静听的教学中，如果这个教师有知识、有思想、有人品，那还好说；如果他自己本身就只有半桶水，那又怎么样呢？聪明的学生就会被他教蠢，活泼的学生就会被他教呆，长此以往，又怎么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4、与教育模式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标准答案。多少年来，我们从小学到大学，考试都有标准答案。如果说自然科学中“1+1=2”，这个2就是标准答案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的标准答案又是什么呢？谁说的就一定是对的，谁说的就一定是不对的？一位留德学者说，如果老师提出一个问题，10个中国学生回答，答案基本上是一样的，而这种现象在外国学生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他们10个人或许会讲出20种答案，其中不乏一些非常离奇的解释。在这里，我不想评论到底是1个答案好还是20个答案好，但是，如果一个人从小在思维上就受到这样一种束缚，凡事都要考虑是不是符合“标准答案”，这样久而久之，他的头脑就会僵化，就会唯唯诺诺，就会惟书、惟上。若此，有思想，有创见的人才又从何而出？ 5、要建立一个开合灵活、进出自如的教育体系。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过于制度化，小学5年或者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5年，而且都是年级制。尽管可以跳级，但是真正跳级的学生毕竟是极少数；其结果是，成绩好的学生被拖住了，成绩差的学生被拖死了。法国一位专家在安徽呆了一年多，他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竟有那么多的农村孩子不读书，不愿读书，也没有书读。确实，许多青少年因此而失去了发展的机会，甚至被不良因素所引诱而误入歧途。美国、法国等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他们的学生可以随时出来，也可以随时进去，所以他们不存在“留级”、“失败”的概念。良好的教育体系应该是能够“使每一个人通过获得他所缺少的知识在任何时候都能‘赶上去’。”正如埃德加•富尔所说的：“当教育一旦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时，人们对于成功和失败的看法也就不同了。如果一个人在他一生的教育的过程中在一定年龄和一定阶段上失败了，他还会有别的机会。他再也不会终身被驱逐到失败的深渊中去了。”确实，如果我们的教育体系是开放性的，我们的学习制度是有弹性的，那么，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走出失败的阴影，走向成功的明天。 【注】在本文最后“科学”的论述中大量地引用了叶存洪先生的 《现有教育模式的弊端及改进之断想》一文。 2006-5-4•南昌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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