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浅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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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gang 作者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为人刚直不阿,有“矫世变俗之志”。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出任江浙诸省地方官达十七年之久。在这期间,使他有机会了解了一些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弊病,并提出了改变朝政的主张。公元1058年,王安石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如不改弦易辙,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王临川全集》卷39)但赵祯并没有接受王安石建议。煦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提拔做副宰相,开始推行新法,次年十二月又晋升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企图通过变法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宋王朝。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民族矛盾极其严重的时候进行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他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推行新法,给大地主、大官僚的特权作一定限制,因而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被迫两次罢相,晚年退居江宁(今南京市),于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忧郁死在南京。 王安石的作品很多,尤其散文成就较大,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主张文学的作用“务为有补于世”。因此,他的文章目的性明确,写作态度严肃,其散文多属政论性,具有语言简洁雄健,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等特点。他的著作收在《临川先生文集》里,共一百卷。 《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早年的代表作,是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任舒州通判时写的一篇游记。收在《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三。这是一篇游记形式的说理文。作者以游褒禅山见闻为喻,慨发了议论,说明了在生活中,要实现远大的志向、伟大的事业、或研究学问,在客观条件(体力与物质条件)许可下,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坚持不懈,目标始终如一,要不避“险远”,还要讲究方式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富有哲理的真知灼见,在今天仍然可供借鉴。 《游褒禅山记》可分三部分。从开头至“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游之乐也”为第一部分,主要记叙游山的见闻和经过;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也”为第二部分,主要是游山感想体会;最后为第三部分,记游友和时间。 第一部分可分两层(即两个自然段)。第一层,交待所游山名,介绍“褒禅”山名之由来,记游山重点华山洞的位置及命名的原由,考证“华山”原名叫“花山”。在这一自然段里作者首先破题,“褒禅山亦谓之华山。”这样既正面回答了问题,又给读者造成了悬念。为什么褒禅山也叫华山呢?下文紧扣这一问题的提出,说明是因为唐朝高僧慧褒最早筑庐定居于华山脚下,最后又埋葬于此,才更名为“褒禅山”。接着作者又把我们带到游山起点“慧空禅院”的位置上。“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既对“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作了补叙,又起了承上启下作用。承上是对褒禅山名称来由的补充说明,启下是由“慧空禅院”为游山起点,生发开去,引出“华山洞”的方位——“院东五里”,命名原由——“乃华山之阳名之。”这样,就如同电影的推镜头一样,从褒禅山全景向华山洞推进,使游山重点更引人注目。这样的写作方法,使读者看来方位分明,行踪清楚。“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一段文字,对“华山”原为“花山”的考证,叙中有议,不仅照应前文,而且为第二部分后一自然段的议论埋下伏笔。可见作者游山并不沉醉于山水风光的欣赏,而是着重考察事物的原委。 第二层紧扣游字,主要记叙游华山洞的经过。在记游方面文字洗练,惜墨如金,处处为下文议论作铺垫。作者游记的重点是在“后洞”,因而写“前洞”一笔带过。“其下平旷,有泉侧出”,仅八个字就简洁扼要地概括出前洞的地理环境。既是游览名胜,就有游客,因此“记游者甚众”一句,不仅道出了游者多寡,而且为下文游后洞作比较、发议论设伏。我们知道,在这篇游记中,作者以游“后洞”借题发挥,因此,在记叙后洞的“概况”时,为了使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写法上又处处与前洞作对照。“由山以上五六里”,笔锋一转,由前洞“其下平旷”的常态而进入“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的后洞奇观。相互映衬,险者更险,夷者更夷。作者用简洁的语言叙述了前后洞概况后,顺势而下,详细地记叙了游后洞的情景。在这叙述中,紧随洞之深而层层展进。为穷极游兴,“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这句话,表达了多层意思:作者以及同路人;游洞借助的物质条件——火;“愈难”,“愈奇”的前提是“愈深”。既是对游洞经过的高度概括,又是为下文议论铺设事实依据。这里作者没有顺势而下,写出洞到底有多深,继续前进有多艰难,而是笔锋一转,写出洞的原委:“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出便出罢,但作者并不是以记游为重点,而是借题发挥,以抒发感想为重点。文章到此更不作罢,而是“峰回路转”,一波三迭,笔锋又转入回忆游洞时所见,作者一行所游到的地方,就是那些喜欢游的人也“尚不能十一”,看看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洞越深而游者越少。然而,决定从洞中退出时候的情形是作者“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因为同游的“怠”者欲出,而盲目跟随,难怪作者慨叹“不得极夫游之乐”的遗恨。这里作者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不得极尽游兴,因此游的方面记叙得少是合乎情理的。总之,第一部分写游前、后洞,是为第二部分议论作铺垫。 第二部分(三、四自然段)是文章的议论部分,是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写游山所悟出的哲理:在生活中要得到光辉的成就,必须在艰险的道路上经过长途跋涉;在人生的旅途中,要成功任何事情,都必须有“志”,有“力”,有“物质”帮助;研究学问必须讲究方法,“深思而慎取”。“于是余有叹焉”,承上启下。承上,使文章由第一部分自然过渡到第二部分;启下,是第三自然段的统领。接着,作者就游华山洞不能“极夫游之乐”的遗恨,抒发感慨,纵横古今,层层披露出游山所悟出的哲理。作者先分析“古人观于天地、山川……”“往往有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只是观,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能“求思之深而无不在”。进而联系对照自己游山的所见所闻:“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由此,作者得到启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真是学林探路贵险远,无人迹处有奇观。进而,作者又以自己游后洞不得“极夫游之乐”的教训中体会到,要想达到人迹罕至的险远,欣赏“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撷取瑰丽之奇葩,“非有志者不能至”,“力不足者,亦不能至”,“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这里作者揭示了“志”、“力”、“物”这三者的辩证关系,首先要有志,虽然有矢志不渝的决心,但力量不足也不能至,尽管志向坚定力量充足,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境地,如果没有外物相助,也不能至。这是作者写这篇游记所要阐明的道理,是本文的中心所在。既强调“志”,又重视力与物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作者向上的,积极进取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正是基于在“志”、“力”、“物”缺一不可的认识基础上,作者认为有力量可达险远,而没有至,别人就会讥笑,自己也应悔恨,如果尽了力而没有力量达到的,别人无法讥笑,自己也问心无愧。这里,作者用“此予之所得”作这段议论的小结,照应段首“于是有叹焉”,使文章前后呼应,首尾连贯。 第二层(第四自然段),这一层是第一自然段,关于考证仆碑的回声。再借仆碑发挥,阐述做好学问要深思而慎取的道理。“余于仆碑”照应第一自然段“有碑仆道”,接着触景生情,感慨万千,“悲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而提出了本文另一主要观点,任何做学问的人都“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这样,就使第一层提出的要至人迹罕至的“险远”,“志”、“力”、“物”三者缺一不可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充实,更加周严。即研究学问不但要有坚定的志向,具备客观条件,有力,有物,而且还要讲究方式方法,得法者事半功倍,“深思而慎取”是做学问的良法。 最后一自然段为第三部分,这是游记的结尾,记叙同游者的名字和游山时间,既照应前文,又对“余与四人拥火以入”补叙。这种记叙方法,可使文章紧凑,增强感染力。 《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的代表作之一,充分体现了作者为文“务为有补于世”的原则。这篇游记的写作特点是:一、把记叙和议论紧密结合在一起,前后照应,记叙为议论服务,议论部分是记叙部分的照应,记叙部分为议论部分设伏。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本文重点写游华山洞的经过和体会,着重记叙游后洞的经过。在阐述“志”、“力”、“物”三者关系时作者用墨如泼,而在阐述“深思而慎取”的道理时,却又惜墨如金。这种写法,重点突出、观点鲜明。 在这篇游记中,作者借游褒禅山的经过,说明无论建功立业,治学或是办其它事情,都要矢志不渝,尽力而为,物尽其用,人尽其力和讲究方式方法,“深思而慎取”才能成功。文章强调了“志”,同时又重视“力”和“物”的作用,这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应该肯定。另一方面应看到,他的“志”当然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思想范畴,这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志是无法相比的。另外,他的“深思”和“慎取”这种严肃认真的从政和治学态度是应该肯定的,但也应看到他的“深思”和“慎取”基本上也没有离开书本知识的范畴,这是他的阶级局限。 相关链接:备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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