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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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是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他又非常热心于教育。对于教育,韩愈曾经发表过很多的意见,但大多散见于他的许多文章中,专门论述教育的文章并不多,而《师说》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篇。 在《师说》中,韩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师道”。他说: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从“吾师道也”来看,“师道”是学道的意思;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来看,“师道”是以有道者为师的意思。把这两种意思合起来看,“师道”就是以有道者为师并从而学道的意思。 韩愈作《师说》,是送给他弟子李蟠的,为了表彰李蟠“能行古道”。那么文中为什么又要大谈“师道”呢?这是有其客观的政治原因的。 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是阶级矛盾相当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相当激烈的时代。在统治阶级内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佛老盛行,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严重地损害了封建的君臣关系以及与封建政权相适应的父子、夫妇等封建伦常关系,也严重地损害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韩愈是一个君权论者,又是中小地主阶级的一个代言人。为了维护封建的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关系,也为了维护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韩愈和藩镇军阀,特别是和佛老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唐代自武则天起,历代皇帝几乎都崇奉佛教。僧寺道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到了中唐时期,寺院经济更有了恶性的发展,如《旧唐书》卷一○一载辛替否上书中宗时说:“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之过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从此可见,僧寺道观侵占了多少土地,和中小地主阶级的矛盾自然十分尖锐。 在思想上,道讲“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宣扬“清静无为”。佛讲“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宣扬“清净寂灭”。而这都是对封建的君臣关系,以及与封建政权相适应的父子、夫妇等封建伦常关系的大破坏。这在韩愈看来,不论从维护君权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维护他的阶级利益出发,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大骂佛法是“夷狄之法”,佛老是“不耕而食,不工而用,不贾而资”的寄生虫,是造成社会上的“穷且盗”的总根源。祸根不除,社会自然就不得安宁了。 那么,怎样除法呢?韩愈主张“诛民”说,即:“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佛老非君非臣,自然就是民了。这样的一些民既然“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当然就应该“诛”了。然而,一则佞佛信道的人并不是很少的一些人,甚而连皇帝都佞佛,诛是诛不尽,也是不能都诛了的;再则思想信仰问题,还得用思想信仰的办法来解决。因此,韩愈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所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就是用强制的手段强迫僧、道还俗,烧毁他们的经卷,没收他们的寺庙;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就是教育的手段了。 韩愈所说的先王之道,当然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那个儒道了。儒道讲仁义,而所谓具有仁义内容的道,实际上就是韩愈所要维护的封建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文有诗、书、易、春秋,而没有佛道的经卷;法有礼乐刑政,而没有佛道的清规戒律;民有土、农、工、贾,而没有僧尼和道士;位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而没有住持和教主;服有麻丝,而没有袈裟和道服;居有宫室,而没有寺庙;食有粟米果蔬鱼肉,而没有斋饭。总之,在韩愈所要维护的社会里,没有佛老存在的地位。 儒道还讲有为,韩愈说: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俗修其身者,无正其心,俗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 这里所谓的“传曰”,是韩愈引用的《大学》中的一段话。《大学》是儒家的经典,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和佛老的学说不同,“治心”不是为了“外天下国家”,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有为,就是对维护封建的等级、伦常关系有所作为。封建的等级、伦常关系得到维护了,韩愈的目的也就得到了。因此,韩愈除强调用强制的手段之外,还主张用“先王之道以道之”这样的一种教育手段。 然而,唐代却是一个“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时代。到了韩愈所生活的中唐时代,“师道”就更式微了。正如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所说的那样:“今之世,不闻有师。”如果有人愿意确立师弟子的关系,便会遭到嘲笑,所谓“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学子“耻学于师”,学者则怕为人师。对此,韩愈非常感慨,他说:“由汉氏以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为了挽回这种颓风,韩愈曾作过多方面的努力:被贬潮州时,他曾“出己俸百千为举本”,延师建学;当国子博士时,他更上书皇帝,请求“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四门馆生员;他还积极鼓吹“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他更“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因抗颜为师”。给李蟠的赠言,所以要大谈“师道”,不过还是为了挽回这种颓风所作的一种努力罢了。 韩愈讲“师道”,其用心无非是要提倡“尊师重道”。师之所以应当受到尊敬,因为他肩负着传道这样重大的任务。在《师说》中,韩愈所说的那些话,不论是正面主张,还是反面批评,都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应当承认,韩愈的这个主张,不仅在当时反对佛老上有其积极意义,就是在今天,还是应当得到肯定的。当然,我们不讲儒道,而是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这还不重要吗?肩负这样重任的教师,还不应当受到尊敬吗?单单从这一点来看,《师说》就很值得学习。 当然,在《师说》中,韩愈还提出了一些别的有价值的观点,如“人非生而知之”的问题。他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把是否肯于从师而问,作为人之所以为“圣”、为“愚”的根本原因。他说:“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既然“圣”与“愚”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先天,而在于后天是否肯于从师而问,那么,这自然就是对儒家历来所标榜的天命观、天才论的否定了。 再如“无常师”的问题。他说:“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在少年人、贱人身上也可能有道,对于有道的人,不论其长幼、贵贱,都应该视之以为师。他还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为榜样,教训那些“君子”们。这就是说下等人也有值得上等人学习之处。这就不仅打破了天命观、天才论的框框,甚至也突破了剥削阶级的等级偏见,这显然也是十分可贵的。至于他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提倡教育者要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那就更是有进步意义的了。 韩愈在《师说》中公然声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是很明显的封建性糟粕。 《师说》在写法上也很有特点。文章很短,只有五百多字,但说服力和感染力都很强。在说理上,既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既有驳论,又有立论;既是诱导,又是批评。运用对比的方法尤为突出,如用“古之圣人”和“今之众人”作对比;用“士大夫之族”和“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作对比,等等。通过这些对比,来说明师的作用和相师的重要,令人十分信服。 相关链接:备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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