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李敖关于文章的两篇文章(教师中心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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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李敖一本名为《我将归来开放》的作品选集。其中有几篇作品论及或谈及文章。了解他的一些说法，对作文教学不无裨益。 首先是《自画像的一章——文章•讲话•人》这一篇。文章中说：“我的做人比我的讲话好，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到我的讲话，你便会觉得我比我的文章可爱；等你对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会更惊讶：在李敖那张能说善道的刻薄嘴下三十二公分处，还有着一颗多情而善良的心。”看到这段话就想起，一篇《狂人李敖》的文章提到关于李敖才高于德和德高于才的说法，真是有其因必有其人，有其人才有其文。“李敖之个性主要体现在其作文中，其作文真是其个性之体现。”我觉得李敖是个理想的人物。因为我心中的理想人物能立法、立言和立功的，而是有个性的、独行特立的公民型的。 另有一篇文章题为《语出何典，何能不检点？》，针对台湾79年大专职考国文作文题“忧劳所以兴国，逸豫适足亡身”的纰漏有感而发，认为出题人起码得先知道考什么人及题目的真正背景意义，尤其“用典”考人时，必深思、慎思“语出何人”，否则即为无知侮辱人。 再有一篇文章就是《看谁的文章写得好？》。其中说他曾以给“成功中学小毛头”改作文“维生”，收入不恶，精神痛苦。因为每赚一元就得跟狗屁文章纠缠至少三分钟。并且 改二十本，他人生乏味，自己的文章被熏得退步，也被洗脑洗得做不好了！那么他以为“小毛头”作文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千篇一律的滥套，没有个性，没有特色，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而“狗屁”的原因，他认为是白话文的正字基础太弱，并且其起步一再误入歧途，使“小毛头大受污染，种屁得屁。 就在这一篇文章里，李敖还谈到文章新标准和中国文学史。他认为文章的基本问题有两个——即你要表达什么和你表达得好不好，因为看文章“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而只“问要表达什么，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个新标准，才可开拓万古心胸，推倒千古豪杰，凡不能使人读得起劲、看得痛快的文章，就不必人云亦云地说它好，或歌颂它是什么大家，都可骂之为狗屁。例如他认为韩愈文章虽排名老大，但思路不清头脑很混，好用之奇文作气势奔放状，却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废话一堆。说到中国文学史，他以为中国人喜欢写政府喜欢的有制度（凭写文章做大官）的背景和遗传在，“现在的高普考、大专联考，不过是科举的摩登化，片言点破，一切可如是观”。又认为文言义不是最好的表达工具，跟白话分裂是活人说死话，至梁启超“成功”突破白话文，有划时代意义，最后由胡适等白话文带领风骚，开始了中国文章的正宗白话化。而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显出神入化，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 以上就是李敖文章对文章的一些说法。最令人感佩的是他那种评文章的气概。现代中学生读书太少，妄想通过读几篇文选来提高作文能力。但文选上选的那些文章写得如何呢？即使不错，能读懂文章的老师怕也不多，能真正领会起精髓的更少，至于学生更不用说了。何以课文教学都变成了大谈文选之文如何精妙的事？实际上老师、学生以至社会上种种人等无不拜倒在铅字之下，奴气十足，哪有什么勇气骂那些狗屁文章呢？ 李敖评文的勇气让人联想起陈独秀。陈独秀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道德文章的标准下他都能淘新淘旧，推陈出新，说得又实质又明白。只说文章吧，其《文学革命论》雄视千古，至今令人读之，仍感到其切中文弊，振聋发聩。 由陈独秀、李敖二人之论文联想到今人作文教学之问题。种种问题不一而足，括而言之谓言不由径可也。学生既无思想经验之积累，又乏丰富感情之培养，乃作文病根，加之作文教学一不看重学生自发之言论，二以文法大帽子压人，让学生视作文为畏途，不仅不善作，首先不敢作。学习文章首先要学习文章思想内容，要感而知之而非知而不感。由此，所知所感既多，便会发而为文。一切文病之根不在于不谙作文之技巧，而在于思维之道，况且作人比之作文更为重要。今之作文教学妄想投机取巧，灵丹妙药是不行的，要踏踏实实才行。另外也不可轻视写作对思维的促进作用。写作的过程并不在熟能生巧，更在于其锻炼思维之作用。思维明确了，写得就更好了。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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