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的囚徒和肉体的枷锁(网友来稿)[本站吐血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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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汉川 刘俊 一 几千年来，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倒在一种文化的悲剧里，倒在了缺乏精神滋养的半路上，倒在了散发几缕青烟的精神废墟上了！ 确切地说，我们已失去了精神的家园，已变成了精神的囚徒，我们在祖先无限神圣的文化光环里褪尽了本色，我们流浪在一个失痒的精神荒原上，我们成了地地道道的精神哑巴。 陶潜先生并非想“采菊东篱下”，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又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时，使得他不得不回头皈依佛道、返朴归真，来要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解。 陶潜先生的人生道路以及他的文化选择颇具代表法，许多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归自然，以求得自然的解脱。苏轼、李白、王维、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文人都是如此。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众多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把尊儒作为猎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如果门未敲开或敲开口又被挤出门去，仕途不顺意，他们又往往用老庄的虚无主义思想，甚至以印度进口的佛教义理来安慰和麻痹自己，众多文人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战战兢兢地站在凶狠的主子旁，心里害怕，便别过脸去，保全他们一丝丝可怜的性灵，他们服服贴贴，浑浑噩噩，拥挤在一条幽暗不明散生着浓香霉味的暗道里，除了捡些虚假的“秕谷”，得不到精神的食粮，他们蜷伏在一个个虚饰的人间凡胎的塑像之下，做卑微的羔羊完全丧失了精神的原创，变得既“聋”又“哑”，变成了尼采所说的“末人”。为了摆脱孤独与无助，在不堪忍受的路上倒退，他们不断否定自我，他们在自欺中自我麻醉，他们通常向佛教求教，走向所谓的“超然”。 多么惊心动魄的精神大溃灭呀！ 多么可悲的灵魂出窍呀！ 二 中国文人天生就有一种天真的明智，很早就意识到宇宙的苍凉无情，人在宇宙面前无限渺小，如苍海一粟，没有任何意义，都是纸做的祭品。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早熟的文明孕育早熟的智慧，而这智慧却像毒针和大麻，认同了这种智慧，人们开始丢弃他们认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包括许多有意义的形而上的探究。 这是一种缺少变化的模式。 逃避纷争的现实，减少磨擦，维护了人和外界的和谐，是一种苟活姿态，以主体人性扭曲为代价，在极端的克制下，导致了人和心理不健全，而这一切缘于中国的文化传统。 三 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道德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不要寻找，不要追求，不要创造，“天塌压大家”、“枪打出头鸟”，注重群体的和谐，轻视个体的独立，长此以往，中国人就敷敷衍衍，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中国就变成了一个懒人国。 儒家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它把中国封建宗法制度权力结构伦理化和神圣化，并把人的存在价值规定为这种宗法结构形式的服从和服役，即使掌握某种权力，也应当服从与服役这种政治形式，而道家文化精神，特别是经过郭象改造和修正了的道家文化精神，又变成了儒家文化的重大补充，最后变成了与世推移随遇而安的苟且精神，变成了一种驯服人生的处世指南，这种以退缩、回避、逃脱、遁隐的方式对待生存的挑战哲学，与儒家哲学构成了一种互补结构，造成了中国人严重的精神萎缩，无法激起人们追求自身的意志目标和民族的理想价值目标，连鲁迅这样精神界战士，感到的也是呐喊的无助与彷徨。 四 严格说来，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表面上挂羊头（儒），暗地里卖狗肉（道），光靠说教（儒）不行又用硬手段（法），依我看，中国人是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虚无党，这个民族过于沉溺于迷信、金钱、权力、美色；一个特别崇尚权力的民族，大家都有一个心愿：渴望拥有权力，权力就是一切！大家都渴望当上皇帝“大”一把，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军如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洪秀全等，他们最终的目的恐怕不是建立什么高尚理想的国家，他们最敢兴趣的是当“皇上”。这种理想是动物的理想、阿Q式的幻想，他们皇帝的目的是要金钱和女人，可怕的是带着仇恨。烧杀抢掳，如项羽。 早熟的文明培养的往往是天生的软包和天生的悲观，天生的悲观如贵族和奴隶主，天生的悲观如愚民、奴隶。 中国人的智慧可以说是充当奴隶的智慧和奴才的智慧，学会了当奴隶和奴才，自然就知当主子的智慧了。 五 从宋玉开始，中国文人便已学会“悲秋”了。 “秋”在文人笔下，含蕴着孤独、萧条、凄凉、凛冽、调零、衰竭的意象，四时更替，风声虫鸣、草木凋哀，瑟瑟秋风中，代表着生命和青草的绿意凄然向尽，一年又快到终结了。作为一个敏感的生命个体，意识到这片茫茫的世界立身之所何在，由自然的枯败联想到人的寿命，感到空虚孤独。 文人悲秋就是悲伤自己，感怀将逝的生命，看似无奈却充满着深刻的生命关怀。 文人悲秋又何尝不是祭奠一种衰落的文明呢？ 六 中国文人爱吟月。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唯独张若虚的明月，携着沧海桑田的变迁，突破时空的拘囿，缓缓地孤悬于夜空。 这轮明月已洗去了思妇的惆怅和游子的感伤，它高洁超尘，寄托着诗人对人类的命运的关注。 诗人驻足江岸，从庸琐的思绪中突围出来，一个人孤独地投向天穹中的月亮，一不小心，一个幽绝、谬廓、遥渺、遂远的旷大境界展现眼前。 孤月一边，聚集了许许多多的诗人。 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写月的何其多，他们把玩月亮，悲叹自己，他们以月娱情，打发时光，他们从幽暗的内宅看月亮，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月，一个叫张若虚的唐代诗人站在江边，偶尔注视苍穹，绣口一吐，便是千古绝篇。 几千年的呤月诗篇，只裸露了庞大的繁琐和悲哀。几千年来的文学史，没有大气磅礴的作品。中华文学史，至多是一首浅淡的呤月诗，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先生当年呤诵“月有阴晴圆缺”，只不过给自己寻找做人的安慰，他关注的是“月圆月缺”，他只是祈求上天给一轮圆月，圆了人世残缺的梦。几年来，中国文人像是宫中的笼中鸟，他们太老实、太沉稳、太内向，从不敢胡思妄想，心里老是想着自己的脑袋和饭碗，他们那已被完全驯服的脑壳里再也容不下任何大气的诗歌里。 七 不是禄蠢，就是出家。甄士隐去了，无非悟透“好了”，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禅语）。 这是一个“克隆人族”，几千年来的精神模式被克隆至今。 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大刑柱上也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的人，中国没有，有了也被说成“神经病”。 中国传统文化里缺少冒险、真诚的执著精神，更缺少在自由精神下为真理而献身的人。 但我要向鲁迅、胡风、顾准、柏杨、李敖等人致敬，从他们那里我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稀缺的精神资源。 八 伴随着精神的幻觉，庄之蝶倒在《废都》中。 庄之蝶者，乃“庄生晓梦迷蝴蝶”也！庄之蝶生在现代都市里，却迷恋着传统的道家风景。 庄之蝶自恋、自私、虚伪、病态、柔弱、正值文化失落之际，却放浪形骸，纵情女色，逃避现实，精神自，面对社会和官场腐败，却只能感叹“上帝无言，百鬼狰狞”，庄之蝶无法摆脱自己荒诞尴尬的生存状况。 这一切表明，庄之蝶所安身立命的文化已失去了原来的效应，庄之蝶的精神自是文化溃败的表现，他既没有现代意识作参照，更不能构建起现代的文化观念，庄之蝶自然幻灭了，而古都西京作为传统家园的象征也轰然倒下了。 九《前赤壁赋》中：东山一轮明月，江上一苇悠闲的扁舟，空中羽化的幻影，这是一幅多么幽寂而富有动态的超然世外的神仙境界啊！ 此时，苏东坡被朝廷逐到荒凉的黄州，他为了排除苦闷忧愤，到处游览佛寺，与僧人唱和，他用佛教洗心革命，净心自悟，苦苦寻求解脱的“妙道”，“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赤壁美丽的夜景挟着苦涩的记忆，这位中国文学史上顶尖的大师，终究不能忘怀庙堂，他在感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同时，无奈写下随缘自适的文字。 一代文宗的命运！ 所谓“诗愈穷愈工”的背后，掩藏着多少精神自宫的悲剧命运呀！ 一代文豪的诞生竟然是在精神不断被阉割的文化大悲剧的背景下而进行的。 十 一位学者说，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像一对和睦的夫妻。 文学以“温柔敦厚”的态度，侍奉政治，有时也难免“怨愤”几句。政治开始还尊重“妻子”，后来“男子气”越来越足，变得霸道起来。这话很有道理，它形象地说明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点出了文人与统治者的关系。 文人与统治者的关系，一开始是夫妻关系，后来是侍妾关系，再后来变成奴役关系了。自汉武帝“黑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成了整个国民的精神。“学而优则仕”，成了文人的最高宗旨，“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成了文人不同层次的理想。北宋后期开始流传的一本“启蒙”读物《神童诗》里说：“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所以小孩子一入学，就开始“三更灯火五更鸡”，总想有一日“一举成名”。成了名，作了官，马上就可以发大财。所以人们常把“升官发财”几个字连在一超，不作官那就要饿肚子。鲍熙就曾自慰说，自己贫是因为还没有到做官的年纪。作了官就可以“立德”、“立功”。不过官场―更确切地说是各种场―从来就是不清白的。即使作了官，也难免在倾轧中失足。仕途路绝，“立德”、“立功”便成了泡影，只好转而从事文学，以“立言”自慰了。试着屈原、杜甫、白居易，哪个不是这样呢？失败了，则发泄政治上不平的牢骚。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实际上是“命不达”才作文章的。政治上成功了，是要显耀一下自己的才华，不时地向皇帝上，上言兴国安邦的大策。中国的文学家，多为失败的政治家。 十一 出世为隐，于世无补；入世为官又如何？一旦“孟光接了梁鸿案”，家天下的官场机制必然迫使知识者交出全部的精神贞操。 统治阶层的宝座是坐稳了，百姓却陷身水火。知识者的个人成功恰恰表明旧时代知识者使命的可悲终结。 十二 孔丘先生后，几千年间没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注解孔丘先生的学说，或注解孔丘先生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见识。 悲哉！孔丘先生的《论语》，不幸竟被抄袭了两千多年。 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就几乎不再出现能提出大问题的大思想家，而多的是注释家，即使一代巨儒朱夫子也岂能例外。到了近代，学人们所做的不过是转译、复制和介绍，不过谈点个人的体会而已。 我们何能摆脱殖民地的文化侏儒心态，获得文化创造者的独立意识，难道做一个注释家、翻译家是中国学人的宿命吗？我们何时能提出真正属于中国的问题？ 十三 人总爱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摆弄这个世界。 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偏偏有一只猪跳出人给它安排的长肉或生崽的道路，要做一个“独行侠”和“逍遥侠”。即使让它再做野猪也行，反正它就是不好好服从人对它的安排。 反对固有条条框框的束缚，跳出被某种支配自身的怪圈，就是这只猪先生的追求。 王小波说的好：对生活作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人比猪却差远了，不仅喜欢支配人，同时乐意被人支配。 十四 中国文化早在先秦诸子手中就已定型，便为后世划定了精神的囚笼，它使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足不前。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文化类型，它先天地呈现出一种保守、封闭状态。 十五 鲁迅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缺陷，他没有接受西方精神文明传统的洗礼，不相信终极问题的思考。 鲁迅衣钵的解读者、阐释者和继承者，而非超越者，就像他们的精神父兄一样，他们的文化视野仍然停留在五四时期。他们的批判更显先天不足，仍然在民族主义的怪圈子打转，他们的启蒙和批判没有把中国放在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范畴中去加以审视。 十六 中国人信奉的是古老而实用的窝里斗的哲学。 中国古代的所谓圣贤、大哲们的学说，都是用来帮助统治者驭人框框条条，是“帮忙”或“帮闲”的学问。 儒家对人的控制主要通过守法的观念，伦理的教化和社会的规范来敷设，道家通过对生死的超脱，现世的通道和精神的自由，诱使人逃避现实的苦痛。 法家对人的控制主要通过严刑峻法得以实现。 佛家从印度进入中国被改造变成一种宣扬迷信的杂役文化。 中国古代文化可以分为： 一是以儒家和法家代表的庙堂文化， 二是以道家、佛家所代表的江湖文化。 前进的方向是“庙堂”，后退的方向是江湖。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视野被严重堵塞，只能把头颅伸进酱缸文化中…… 十七 吾翻阅古史，猛悟：几千年来的中国文人的精神历史却是一部文人心灵被斫伤的精神“退化”史。 几千年来，这个民族的灵魂仿佛被扬上一个紧箍咒一样，精神的空间越发狭窄，这种恶劣的环境，不断戕害着自己的精英。 中国文人的精神何以萎缩了？ 答曰：信仰缺失。 什么叫信仰？信仰是为个体生命，寻找意义依托，价值依托，为芸芸众生提供生命意义提供维持公允的一种准则。 中国的宗教是吗？ 儒家比较关注社会问题，对个体的尊重上远远不够，在终极问题上更是一个缺失。因此，有青年学者认为儒家本身不是信仰而是社会学说，更是一种伦理学说。 说到根底，中国人从来都没有什么信仰，是什么都不相信的虚无党，中国人过去信鬼神，在一个“人治”的国家，那些鬼神是人的变形，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宗教狂热，只有道德、理想主义狂热，中国人没有坚信，只有迷信。中国人过去迷信权力，现在更迷信金钱。王晓明先生认为，中国文人始终都是在先秦诸子制定的思想范围里打转转，祖先的状态，竟然成了后辈的大限。 我们应从先秦诸子那里寻找阻碍士人精神出路的痼疾，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创新之路呢？ 先看儒家。儒家的伦理政治维系的是整个社会的秩序，孔子用“礼”界住活活生生的“人”，人钻进“礼”的层层套子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勿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僵死的捆邦束缚了多少活生生的人，虚伪的礼教后面却是：僵死、冷酷、自私、牢狱、陷阱、奢糜、酸腐、虚假的“礼”的束缚下，个体生命死亡了，人已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人为隔离的厚障壁。 再看道家。针对社会的痼疾，道家创始人老子开出的救治药方是：彻底铲除，“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他们在官能、感能面前惶惶然恐惧，采取道家的万能妙法――回避，将感性生命的丰富性排斥在他们的自由个体概念之外，为了躲避失落感、孤独感、不满足感，老子到处依赖的自由之境，回到离群索居的个人生活和内心求索中陶然自得，最后在独来独往的山水田园间沉醉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绝对自由的乐感境界中。老子的学说成了极端虚蹈的大丈夫心态的最后堡垒，也是消解民族精英的现实开拓精英的最后一剂蒙汗药。由于道家的着眼点盯在已经消亡或偶尔遗有的氏族公社上，因其历史观、文化观是倒退的，其人生观是退避的，其自由观是空洞的。道家的心理机制中，缺乏在生活的开拓和自我的实现中获得满足，克服孤独的因素。老子体现了中国文人最悲惨，也最阴暗的一面。老子似乎是幽深之妙的高人，骨子里一种可怜、卑琐的犬儒相，是对权势的恐惧逼出了他们的侧身江湖的犬儒主义态度（王晓明、摩罗语）。孟子讲：“浩然正气”、“民为贵”，是为了稳固君王的统治，并不真正为了人民至于法宗更是帝王驭民的残忍工程，佛教到了中国接受的是变成宣扬因果报应的说教。 值得提出的是，儒道的价值取白总是引导人们在过去的历史和远古的世界中去寻找革除现实弊端的契机和楷模，而不能在现实的开拓中创建走向未来之路。这实在是中国文化排外的一大症结，也是构成中国历史进长期处于缓慢停滞状态的内在原因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信仰，民族文化中没有一种直接精神滋源，失去信仰使得长期陷入空虚和虚无之中，面对文化的破败，知识分子陷入本能的激烈反应、冲动，一种神经质似的紧张、焦虑，对外部环境充满敌视，充满了受迫害的恐惧。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直面邪恶的勇气，缺乏对人类肮脏和罪恶的清醒认识，缺乏一种从容的批判精神。出于本能的恐惧，中国知识分子很有可能一方面陷入编织的乌托邦，一方面沉溺于黑暗、权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热衷于出卖良知智慧。 醒来吧，我们面前的精神家园已经倒下，重建精神家园的时刻已经到来。 十八 思想的阳痿带来两大“精神病灶”：病态的排外和残酷的内耗。 义和团、太平天国属于病态的排外。 “文革”属于残酷的内耗，内耗的结果，屈原投江、李贤入狱、徐文长发疯、金圣叹被杀、鲁迅落入残酷的“论战”……数千年来，统治者的精神屠刀之下，造成了思想的萎缩，即便少数的知识精英，却也只能死于精神的内耗…… 十九 古老的中国文明经过漫长的风化，表面上贵柔、不争、能忍、设防、自居谦下、藏锋，但却蜕变成了一种更具欺骗性的智谋文化，这种文化的内向、平和、深沉、宁静、安祥，惯于深思熟虑，冷静慎重，以退为进，以柔胜强，藏巧示拙，这种偏于阴柔的处世性格与西方人充满张力与动感的外向的处世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这种老成持重的民族性格趋于保守、退缩，西方的激情强力的民族性格趋于开放、进取。 二十 受虐狂往往把他们被虐待式的依赖说成是爱戴和忠诚，把他们的自卑感说成是得到好处地认识了自己的缺点，把一个人说成具有无比力量，从而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十一 文人向统治者讨饭吃，他就必须证明自己值得给给饭吃，也就是说，他必须拿东西去换。这东西既要文人所独有，又必须是统治者感兴趣的。文人的特长是学识和智力，统治者感兴趣的是统治术，把这两样结合起来，文人就自然要替统治者出谋划策了。 王晓明：《追问录：可怕的“穷”字》 苏秦向秦惠王推销自己的智谋，他开口便滔滔不绝地陈述秦地利、人众、财富、兵强、土广、主贤的大好形势，并说此即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他满以为此番演说可以煽动秦惠王却将他婉言拒绝。面对此境，苏秦没有立即告退，而是强作镇定，以“巨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一语，按住秦王，好像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接着滔滔不绝地引古论今，演述战争的历史作用，并云“今欲并天下，凌万乘，屈敌国，制定海内，阮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他怕秦王还不为所动，故又有意刺激秦王说：“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昏于教……以此论文，王国不能行也。”可是秦惠王却没有理睬他。 可以看出，先秦文人到兜售自己的主张，混口饭吃，不总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常碰壁，秦惠王冷落苏秦不拿他的理论当回事或是根本不欣赏苏秦。于是他失败了：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豹之裘敝，黄金所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履矫，负求担囊，形容枯枝，面目黎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苏秦满以为怀揣学识到秦惠王那里能换来名利，哪知天果而终，狼狈归来，脚缠破布穿着草鞋，挑着书籍，一脸惭愧，活像一个乞丐。由此看出，知识分子不能拿自己的学问换来实用的东西就一文不值，知识在先秦文人那里从来都是敲门砖。苏秦落魄归来，他的妻嫂父母，却以冷酷的心对待折本归来的亲人。这对一个追求虚荣的人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世态炎凉，人情冷漠，社会虚伪而重实力，一个追名逐利的社会，人又算什么？苏秦并没有鄙视功名，放弃对名利的追求，他心里明白，只有成功才能改变家人乃至社会的态度。于是： 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 ，是皆秦之罪也。”至发书，陕筐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当世之君矣。” 名利的思想已毒入苏秦的肉体，为了成功，他不惜自虐肉体。再次游说时，他由“连横”一变而为“合纵”： 赵王大悦 ，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东百乘，锦绣千纯，白壁百双，黄金千镒，以随其后。约纵散横，以抑强秦。他成功了！世界也变色了： 苏秦之嫂一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一个人若要他人尊敬，必须“位尊而多金。”几千年来，金钱权力是中国人崇拜的实用东西，一个人若必须用金钱和权力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 什么样的环境诞生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世俗的环境培养的是功利性的知识分子，盐碱地上长不出参天大树。 二十二 先秦文人向主子讨饭的本领各种各样。 苏秦见秦惠王，一开始使极力夸耀自己的本领，惟恐别人不晓。 冯媛却装作饭桶无赖的样子，惟恐别人看破。 苏秦找主子 ，似乎不作选择，冯则一再卖关子，考验主子的“诚意”。 苏秦追求的是金玉锦绣，卿相之尊； 冯谖追求的则是“士为知己者死”。 苏秦和冯谖的本质相同，出卖灵魂， 品格卑劣，不只过向主子讨饭的方法不同。 一个又一个的功利之徒游走于主子之间，做着残害人民的勾当。 二十三 一部《离骚》也不过是屈原不能被御用的牢骚。 作为一国之主的楚怀王，昏庸暴虚，全无心肝，出尔反尔，听信苏秦的鼓动，使匆匆为六国去攻秦；听了张仪的调拨，又勿勿派人骂齐；听了郑袖的谗言，便去割美人的鼻子；听了上官大夫的怂恿，便把屈原赶一边。被张仪捉弄了还不服气，偏想逞强，结果丹阳一战，丢师八万，大将被活捉。一气之下，又倾兵与秦战于蓝田，又被打败。听了齐王的煽动，与齐言归于好，可不久却又背齐而投到了秦的怀抱，并与泰国通婚。最后上了秦国的当，作为囚犯死到了异国的土地上。 生活在一个只有侏儒和动物的圈子里，供得一人昏庸的君主，可怜而又可悲的屈原，却一厢情愿做着治国安邦的美梦，再好的“美政”也不过延缓这个国家的苟延残喘！而三国大夫再也做不成历史上传说的傅读、吕望、管仲了，于是他愤愤不平，写些诗歌，终也无济于世。面对昏困的政治体制，屈原的梦醒，不过是一个悲凉而荒诞的梦。 二十四 大观园外一片污浊，到处充满堕落和无耻。 家族成员奢侈浮华、靡费铺张，相互勾心斗角，献媚欺骗，种种丑行，随处可见。 老一代男人，要么如贾赦般贪婪荒淫，要么如贾政碌碌无为，年轻一代男人，如贾珍、贾琏、贾环、贾蓉等更是一群聚众嫖娼；淫纵放荡之徒。宝玉呢，面对婚姻不幸，繁华远逝，悟透人生悲苦，毅然放弃去世。 极端的腐朽形成一股强大的破坏力，共同放响家族的丧钟。 二十五 中国的《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生下来就是好人，至于是否变坏，那是后来（教育、社会）等的事；对自身的罪孽没有充分的认识，没有西方人生而具有的“原罪”。中国人的不忏悔，乃文化传统使然，绝非个人刻意所为。 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心灵独白者或许有之，但一般来讲，都对指控他人熟门熟路，一旦涉及自身，往往不是芝兰就是香草，没有谁愿意把自己推到被告席上。西方人的忏悔是经常性的，他们试用忏悔，而走上自我救赎之路。 当然，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极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选以前，人的灵魂的改造是不可能的。但是，知识分子作为这人社会的“良心”，是最应该具有涉世情怀与宗教情怀的群体，应该认为自己在朝风冤案中以及“文革”这样的大灾难中的表现进行忏悔。 “文革”中中国文人相互攻击，向上告密，栽赃陷害，捕风捉影，落井下石，作伪证，代供词，黎鸣先生说，中国文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就已经奠定了行为卑鄙的历史传统。 二十六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中国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其自身不能发生现代转换的。结论是：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顾准在70年代也有类似观点。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产生科学和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顾准说：“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诉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另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特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二十七 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同的一面，是难以离开政治，他们和权力有着忽冷忽热的联系。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忧国。孤愤，很难体现“士”的特点，它不仅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和近代西方“知识分子”也难说没有近似的地方，或说那一代人，已埋下了“五四”文化的一种因子。 二十八 每一个朝代到了颓败之际，文化人物无不在一种溃烂的文化里扮演一个绝望的突围者的角色。 庙党政治的变化以及权力争斗的残酷，晚明士人或卷入权力斗争致死，或以狂傲，或自虚自残，各自上演着他们畸变的未世情怀。 二十九 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中国人“不会思想”，却热衷于“人学”。 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因为缺乏形而上的环节，中国人一直以直觉体悟式思维见长，中国人历史上的学问――包括引以为荣的孔孟老庄，都缺乏逻辑上的推理和论证，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故也进入不了思想史和哲学史。 三十 清代朴学的兴起，缘于当时士人对经世致用学问的逃避和对政治的恐惧，而士人的逃避和恐惧是缘于康、雍、乾三帝的羁靡政策和文字狱的血腥恐怖。 皇帝老爷以为从此可以长治久安高枕无忧了，万万没有想到，逃避与恐怖却使现实的士人从遥远秦汉辉煌中找回了自信和革新的火种，于是在政治上出现了康有为的戊戌变法的悲壮以及后来的扑学大师章太严的民主革命。 三十一 学者黎鸣从总体上将儒学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之儒，是为儒家，唯教旨意上的学说，是儒的本相； 第二阶段：以代之儒，是为儒教，是神学化了的儒当然是伪神学，是儒的变相； 第三阶段：宋明之儒，是为儒学，是哲学化了的儒，当然也是伪哲学，也是儒的变相。 伽达默尔认为，传统实际上就是很多本在历史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解释被理解，形成的一种。就是不断地加进去东西，加进去理解，加进去解释之后的东西。 中国文化沉淀很深，像儒学，经先秦、汉代、宋明清代儒生的解释，已变成一种压抑人性的东西，而且很沉。 三十二 苏轼是少有的天才，但这位“一肚皮不合适宜”的文豪，却屈遭贬谪流放；李贽有头脑，但他却被统治者与大内学者视为异类，遭到排斥和围攻；柏杨、李敖因思想而坐牢；胡风因思想而蒙难…… 思想本质上是异端的，没有平和的思想。历来统治者都害怕思想的挑战，他们千方百计进行打击。康、雍、乾、嘉几朝，借用文字狱，株连杀害被疑有反抗意向的读书人，把不肯上钩的隐士赶到深山更深处，把不能忘情纸笔的读书人逼得只能做书虫，又把收买来的读书人集中起来御着听用，捡点违碍，篡改典籍，完成秦始皇以后的一次变相大焚书。中国的读书人，在民间的明未还以东村复社显示了亮节情操，致死已经元气丧尽了。要摧毁一个民族的精神，统治者通常选择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代表，摧毁他们的自尊和自信。 三十三 阿Q的形象固然让人可笑，而闰土这个人物形象不乏让人深思：这个老实巴交，沉默安分的闺土，一直沉默下去的闺土。相对而言，闰土这个人物比阿Q更为可悲。虽然两个人都很愚味，但愚味的阿Q还是起来反抗了，尽管稀里糊涂，他想到了这个世界不公平，而闰土却没有思想，没有思考，他认为这个世界原来就是这样的，他的麻木、软弱、比阿Q还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中华民族最显著的人格缺欠在闰土身上得以集中体现。 闰土之所以麻木沉默，不单单是他性格软弱，更重要的原因是沉默可以自得。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选择比较安全的生存方式，因而沉默是金这句话成了名言，而难得糊涂一语又被人曲解并广为流传，成为人们的人生圣经。 祸从口出，因言罹祸，古今中外，举不胜举。布鲁诺因为反对地球是宇宙中心的传说说法，被绑在村庄上活活烧死；伏尔泰由于宣传启蒙思想，于是被视为大逆不道，不止一次被送进监狱，斯言诺莎，不愿接受教会的收买，坚持自己的哲学思想，差点被狂热的教徒结果性命。 在中国，屈原因为在楚国未亡之时，高叫将亡被放逐，最后含恨沉沦；司马迁说了一句真心语而遭宫刑；胡风只是坚持自己的学说而惨遭厄运；彭德怀仗义执言而被迫害致死；张志新对“文革”提出质疑而惨遭断喉、抢毙的命运。思考者被压制多嘴者被惩罚。 麻木沉默的闰土不会轻易消失。 三十四 色衰受驰，秋扇见捐，长门官漏，寒鸭日影……文人对宫女、弃妇揣摩得多么直接传神，刻画得细腻、可怜……文人悲悯弃妇、宫女，实际上悲己，暗示怀才不遇的心理，士大夫知识分子争宠邀欢与宫女弃妇实同，所谓“不才君主弃……”中国文人以女性自居，弃妇心理就是哀怨缠绵的忠君之思。弃妇心理更多来源自文人感怀，不遇心理世界的位移，是求势向求文心理的位移。 中国古代文人地位和宫女地位相同，命运完全听从君主，毫无独立性而言。白居易诗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文人心态多是一种臣妾心态。 臣，臣服；妾，最初含义与“臣”一样，也指奴隶，只是性别不同。“妾”的上半部分是一种行刑工具，下半部分“女”字，是女性侧体屈身的象形。合起来指受了刑法的女奴。男曰臣，女曰妾，在等级制度中，臣妾都是为主子所役使的女仆，君主与大臣之关系，颇类似于丈夫与妻子之关系。臣之听命，服从于君主，颇类似于妻妾之听命，服从于丈夫。李健中先生在《臣妾人格》一书中认为，为臣者虽说都是男性，但由于他处在类似于“妻妾”的等级或地位，这就决定了男臣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女性心理与女性意识。后宫嫔妃，在皇帝面前常常自称“臣妾”，这表明了她在皇宫中的双重身份，为臣妾者，要绝对听从于君命，即便她是女性，也要自称为“臣”。 等级制度中的男性，虽然不公开地自称“臣妾”，但他们的意识深处，并非没有臣妾心理。他们热切地希望得到皇帝赏识与宠爱，热切地希望与皇帝保持一种异乎寻常的关系，他们在皇帝面前那么柔顺那么谦卑――这一切，与妾之从夫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亦有文人士大夫在作品中，真真切切地自称为“妾”。曹丕在《燕歌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贱妾茕茕官运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纵观中国文学史，从屈原、司马相如，到曹丕、潘岳，再到杨维桢、冒襄，那么多文人士大夫，都或多或少地有着“女性心理”与“臣妾意识”。 为臣妾者，首要考虑如何处理好自己与主子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臣妾便有升迁之幸；否则，不仅升迁无望，升得不好连脑袋也要搬家。等级制度下大大小小的臣妾们，将他（她）们的智慧与心血，毫不吝惜地花在“王君之木上”。鬼谷子有“揣”“摸”二篇，韩非子有“文君”之术，武则天有“臣奴”十章……讨论的都是臣妾之术。常常以来，臣妾为了生存之道，形成了卑弱、顺、敬惧、专心、曲从的微妙心态，身处瞬息万变的朝延政局，波诡谲的权力争斗，还有喜怒无常的君主，阴险奸诈的大臣……失宠、失意、失败，忧伤、抑郁、愤世，强化了土子的“臣妾心态”，也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渊远流长的“似女性”文学。 “拟女性”即男性作者自拟为女性，以女性之身份，倾诉女性之苦痛，言说女性之心态，自塑女性之人格。在“拟女性”作品中，言说者的角色定位常常是思奴、怨妃、弃女或孤妾，言说者的命运设置常常是被冷落被遗忘抛弃，而言说者的情感追求常常是呼唤夫君归来，希冀夫君的宠爱能失而复得。父权制社会以“柔顺”为要者塑造臣妾人格，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男性对于女性的绝对权威，并将这种权威弥漫于上自朝庭下自家庭的所有领域。男臣的阳刚之气在“臣妾人格”的塑造上，渐渐变得卑弱越发女性气了，造成了一种阴柔人格。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一书中，将“女性化”视为国人心灵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 确实，中国人的心灵在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心态。事实上，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特点，一点不错的。屈原的作品，则是明显的“拟女性”。作者在《离骚》中将他与楚怀王之间的“君臣”关系比拟为“夫妻”关系，并常以“美人”自君，自称“余情信芳”，而正是这个“芳”字，成了屈原人格之美与女性之美的共同特征。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中佳人独居长门，魂不守舍，形容枯枝，君王对佳人有过许诺，说他会“朝往而暮来”，可是他“饮食乐而忘人”，根本就不来了，作者自喻“长门弃妇”。 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得意之时，慷慨激昂，气冲番江；失宠之时，忧似弃奴，态如贱妾。失意文人，消除悲情良绪的最好方式，便像司马相如那样，自拟为“长门弃妇”，而写思君之情。曹植、曹丕诗中都写过一些自拟“贱臣”、“贱妾”的诗。李、李煜、冯延已的许多阴柔、伤感、愁绪、特别是沦为“臣虏”之后的李煜经常处于惶惧、诚恐、安分、卑微的状态，他做“后主”时填的词，有更浓的脂粉味更明显的女性化倾向，亡国后的作品，以一种男性化的悲怜，取代了前期作品的阴柔与纤细。如果没有对“女性心理”的细腻心理的把握，没有对“女性角色”的深层次的认同感，李煜那首《捣月》短短几句词，不会朴素而自然地传达出捣练女内心的空寂、焦虑、惆怅、无奈，使人感叹而已。《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生在女性居住的大观园中几乎完全变成一个女子了……“似女性文学”潜意识培养了士子的女性意识，直接导致了士子人格的缺陷，为人臣妾者，也“忠君”，也“忧道”，更多的时候是“黑虫”，但不是以刚烈挺拔的风格，而是以柔顺，屈从的方式。他们并不准备为“君”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看重的是君主手中的权力，而是千方百计以自己的特长（色、杰、才、智等等）救君。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希望从“国家”和“君王”那里得到一些实际的好处。 几千年过去了，今天的知识分子正逐渐走出“君”的阴影，不再给君主做妾，这是历史一大进步，然而想得到真正的人格独立并不容易。 三十五 无论先秦的游士说客， 还是秦汉以降的士大夫，即便像阮籍、李白、苏东坡这样的狂放之士，都无法摆脱人身依附的悲剧。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卒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权时代，无论诤佞贤奸，文人都注定走不出体制结构，都无法摆脱权力附庸的走向。 这是因为什么？还不是文人没有营生的本领吗？要想走向独立，必须赢得独立生存能力和生活来源。鲁迅早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可见，经济对手精神独立的重要。现今文人的精神如何总是独立不起来呢？1949年后，新政治对文人的改造恰恰是从取消自由媒体、出版权收归国有，高校院系大幅调整等方面入手的。文人被纳入国家事业人员编制，个体被绝对组织化体制化，只能从单位拿工资，乃至后来稿酬制度的取消，精神独立成为沦影，经济上的受制渐渐沦为政治上的依附。 为生存发愁是中国文人经常碰到的问题，生存不解决，文人的精神独立和人格独立无从谈起，甚至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保障不了。这是中国文人的共同悲剧。 强调温饱、生存、发慌的重要，并非意味着追逐奢侈糜烂，而是出于生存对于自由保障的重要性，时下一批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中部阶级知识分子”们除了充当“洋奴”、“商奴”，个个弥漫在花红酒绿外，都做了些什么？这些高高在上冷漠高傲的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摆脱依附，他们已堕落成追逐物欲的猪人狗人了。 三十六 “人在人眼下，不得不低头。”这是长辈经常给予我的教诲。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 现实中无视生活设置的人太少了，是因为喜欢设置，继承和制造新的设置的人太多了。生生说：“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整个社会都是一副副单调的“死相”――这都是统治者“治世”的成绩！ 遵守设置的奴隶和奴才们，都不约而同地以维护禁忌为荣、不断地制造和延长设置。 “暴君的专制”加上“奴隶的专制”更加可怕，可能是一会儿“冷嘲”一会儿“装死相”，也可能是“奴隶”向“暴君”取媚邀宠；用“热嘲”对付人们的“冷嘲”。 三十七 梁实秋这样嘲讽“有智识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说得真好，这句话颇似那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一个腔调，都是教导人不要走极端不要空谈的，这些人大致是不缺吃穿的学者，浑身静穆，他们多是留洋归来的学者，然而那些连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意见都不肯发表的人，谁又能指望他为社会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呢？他们为社会开出的药方是“整个国故”，当时的保守努力的买办文人都高唱这个“老调子”。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这种调子已唱了八千年，只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传统文化不可改，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样的老调子诱使青年人退缩于专业的壳内，绝不介入，绝不抗争，关门“自救”。 梁实秋、周作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格局下，朝着通往现代知识分子相反的路上越来越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是启蒙型的，批判型的，是一个异端思想敢于批判的啄木鸟，而不是默不作声的畜类和只会唱赞歌的喜鹊；通常这样的知识者沉浸于知识的温柔乡里，对底层民众的生活采取漠视的态度，他们躲进书斋里埋头于蝇头小文，不敢俯下高蹈的头颅，不肯直面惨淡的人生，缺乏对苦难人生的切肤体验。 三十八 在“本份”和驯服之下，也上有太多的卑情和苟且，苟活者于淡淡的血痕中“自折锋芒”，处于遗忘和半遗忘，等待和半等待，忍受与半忍受之间。人类啊，尴尬、犹豫、卑琐而可怜地活着，“日子好极了……”在半死不活、半怨不怒、半醉不醒的状态下，人们咀嚼着他人和自我的渺茫的悲苦。 造物主以情弱者的要求为尺度，设计一切。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尾，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然而，“叛逆的猛士出人间；他屹立着，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 三十九 “各人自扫门前霜，岂管他家瓦上霜！”“人在人眼下，不得不低头”，这些都是教人本分的格言和谚语，它的意思是教导被压迫的弱者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纯是造物主的说教。它“教人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 这些“劝世良言”的中心思想就是让人“听话”，百姓小民守住了这本分，压迫者也就好治理多了。压迫者的“本分”是什么？是压迫吗？是榨取和享乐呢？在这种训诲下，百姓小民们一个个变行中庸、苟且、情弱、自私了…… 四十 “无聊才读书”。绝大多数人是谋官不成才去当“隐士”的。先生说：“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陶渊的先生是赫赫有名的，是个四周诗人，然而他有奴子。汉晋的奴子不但侍候主人，还要给主人种地或营育。“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更有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鱼的打柴的，“倒大抵是悠然自得的诗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先生又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 作者邮箱： liujun6311@163.com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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