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种不同的“学以致用”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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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2000-11-12 陈荣佳 最近看了一些有关硅谷和美国大学发展史的材料，深为斯坦福大学创办者利兰·斯坦福的“学以致用”观所触动。 阅历广泛的斯坦福认为，很多大学生虽然毕业于名牌大学，但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不先加以培训，则根本无法适应。因此，在他自己创办大学时，立下了“赋予学生以直接有助于社会实际应用和个人事业成功的教育”的办学宗旨。这一宗旨，使他们创立了注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比如，老师除了教学外还到周围实业界和政府部门担任顾问甚至直接出来创业；从实业界和政府部门寻找课题甚至合作研究；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习；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并对其中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加以鼓励和扶持等等。 而这一系列创新教学的浓墨重彩当数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创办。二战后，一方面为了使学校迅速发展赶上东部名校，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学校办学资金拮据的困难，斯坦福大学管理层决定在校园里划出一块地皮作为工业园区租给（斯坦福规定学校土地不能卖）周围的高科技企业（所以也叫高科技园区），此举得到实业界踊跃响应，后来，园区向附近的圣地·克拉拉谷（1971年起被称为硅谷）拓展，最后直至整个旧金山湾区（广义的硅谷）。结果，经过短短的几十年，斯坦福大学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文科可与哈佛、理工科可与麻省相媲美的美国西部名校，而斯坦福工业园区也成了硅谷的滥觞地，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其发展模式更为各国所模仿。 由此可见，硅谷的成功，最终受惠于斯坦福的办学宗旨，而后者的灵魂即是学以致用。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是很讲究“学以致用”的，几千年的文明史，发展了很多实用性学问，如中医、农学、天文、地理等，还因此被外国人说成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而在文科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古代文人是很讲究“经世济用”的，所谓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是，综观历史，这种教育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大，何以如此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虽然我们也讲学以致用，但传统的骨子里是偏向文科的，理工科性质的学问一般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而处于被利用的附属地位，即所谓的“劳力者治于人”；而文科性质的学问由于是为统治者培养治国人才、培养“治人”的“劳心者”，而处于尊崇的地位，学习的目的是做官（即“学而优则仕”），而不是做工经商发展经济，反映贵贱差别的标准就是按“仕农工商”的顺序排列的。记得笔者前些时候看汉朝史，汉高祖时有个陈平，后来当到宰相，小时乡里杀猪由其主持分肉，人们称赞他分得公平，他认为这不算什么，他的志向是能公平地“宰天下”，那么只有当官才有这个资格了。可见，对于读书人来讲，当官的观念深深地融入他们的血液里。尽管都讲学以致用，但效果却截然相反，因为此“用”与彼“用”不同，自然，也就无从直接促进经济发展了。 观念的形成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体制抑官扬商，人们的价值观也就会倾向于经商创业；反之，社会体制抑商扬官，人们的价值观也就会倾向于做官当老爷。而观念又直接左右着人们的行动，人们行动的差异直接造成社会发展面貌的差异。笔者以为我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那么，应着重从体制入手，使制定出来的体制有利于人们形成斯坦福式的“学以致用”价值观，使人们崇尚学习技术、钻研技术；有利于人们通过技术劳动、通过创业提高社会地位，而不是热衷于当官。可喜的是，我们国家正在向这个方向迈进，我们国家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鼓励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结合，鼓励科技人员创业；正在改革干部管理制度，减少“官本位”的影响，我国社会结构也在快速多元化。所以，尽管我国现在像斯坦福大学那样的创新性大学还不多，很多技术性人才还躲在机关事业单位里当“卧龙”，但这种情况将会很快得到改变，“睡狮”必将醒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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