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离诺贝尔理想标准差多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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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境界 紫丁 「终于……!」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秘书宣布中国作家高行健获 奖的话音未落,从包围他的记者群中,一个记者迫不及待地用瑞典文 高叫起来。终于有一个中国作家获奖了,瑞典人也终于一偿宿愿。整 整一百年,中国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上缺席,不光是普通的瑞 典人觉得遗憾,就是皇家文学院的那些尊贵的评委们,也一直在诚恳 地检讨:一个世纪中,他们在评选文学奖上所犯的「欧洲中心主义」, 以及对中国这个东方文学大国的忽视。 一,百年缺席促成一人优势 也许就是这种改正「错误」和急于补偿的负疚心理,使得在中国 和瑞典都一样名字陌生的高行健,在21世纪伊始,意外地接到了这个 来自斯德哥尔摩的金苹果。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坐在巴士上,我耳边不 断地听到瑞典语的广播和议论:「这是第一个中国作家获奖」。回到 家里,电话里传来瑞典朋友的祝贺:「恭喜你的同胞获奖!」 瑞典人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不能不诚实地对生性诚实的他们说: 「我很遗憾,当瑞典皇家文学院终于决定颁奖给一个中国作家时,我 们最伟大的中国作家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确实不认为高行健先生是我 们中国的伟大作家。」说这些话时,我心里隐隐作疼。我心疼的是: 当鲁迅、沈从文、老舍等人写出伟大的作品时,瑞典文学院院士里没 有一个人懂中文,也没有几个人对遥远的东方文学感兴趣。而现在, 他们只能在被专制社会摧残得已经边缘化了的文学「矮子国」里,去 勉为其难地挑选一个「代表中国文学」的人。 总算把这个奖颁给一个中国人了,瑞典文学院的评委说他们「终 于松了一口气」,可见中国人的百年缺席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多 大。然而这些好心的先生们可能没有想到,当他们终于完成这个照顾 性、指标性的任务时,却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一个金灿灿的大苹果变 成了不那么可口的青苹果。事实上,百年来的诺奖评选,这个金苹果 时而红,时而青,时而半红半青,这全看每一届评委中十几个瑞典人 的国际视野、鉴赏趣味、语言能力和文学理论水平。只要看看本届评 委中有多少人懂得亚洲语言和文化,就可以知道这一次的苹果为什么 这样青涩。 恕笔者直言,作为执行诺贝尔遗嘱的一个工具,瑞典文学院从来 就有力不能逮的胜任问题,他们没法不受到文化、语言及地域环境的 限制,这是他们自己也承认并一直在力图改进的问题。然而,正如中 国北京大学再也找不到蔡元培那样的校长,找不出胡适那样高水平的 教授,今天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是否比他们的前任更合格,同样令人不 敢乐观,他们的能力与诺奖要求的「覆盖全世界的文学」的宏大愿望 相比,尚有不小的距离。 其实,目前瑞典文学院手头拥有的他国候选人名单,不说高手如 云,也是阵容可观,但他们都没有高行健的一个最大优势:即中国文 学百年缺席,以及它所造成的评委们的心理内疚与急切感。因此我们 可以肯定地说:正是令人遗憾的百年缺席,促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入选 优势。这对其他各国更为优秀的作家,不能说是一件公正的事情。据 笔者所知,其他国家比高行健更具资格获奖的至少有一长串名单,这 里只略举几位: 有「灵魂的生态学家」之誉美国文坛宿将梅勒;描写二战的作品 闻名于世、对本民族性格作深刻反省的荷兰籍比利时小说家克劳斯; 涉猎女权问题、种族隔离和后殖民问题的「国际人」女作家多丽丝; 具有深遂的历史眼光和政治意识的南非后殖民主义代表作家科特则; 描写五十年代秘鲁在腐朽专制下社会生活的秘鲁「结构现实主义大师」 华加斯;其作品被不少批评家视为「二十世纪文学经典」的阿尔巴尼 亚著名作家卡达雷;从道德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刻反省的瑞典诗 人汤斯托墨;……。 这次匆促的、照顾性的评选,不但对他国作家不公正,还由于文 学院在准备不足时就匆匆忙忙颁奖给中国人,使得一批水平不低于高 行健的中国作家丧失竞争机会——他们或者其作品未被翻译成英文或 法文,或者没有来得及与西方汉学家建立密切关系,而且,各位评委 的欧洲胃口尚未调整过来。这些不公正,可能是瑞典文学院始料不及 的,他们需要时间慢慢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出改进。 二,让我们回到诺贝尔的遗嘱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回到百年前的诺贝尔遗嘱,道理不言自 明:你、我、他乃至决定获奖人选的瑞典文学院评委,其个人欣赏趣 味和文学观念都无关紧要,在一个尊重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所有权) 的社会里,没有什么人的个人观点比诺贝尔本人的遗愿更具法律上的 权威。 「我,阿弗雷德·诺贝尔,谨此宣布……我所余下的可兑换为现 金的全部财产将……组成一股基金,基金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颁 发给一年以来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一部分颁给在文学领 域内将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文学奖由斯德哥 尔摩的文学院主持;……颁奖无需考虑候选人的国籍,只要是最值得 的人就可以获奖,不管他是否是斯堪地那维亚人。」 在上面引用的诺贝尔遗嘱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奖的「理想倾 向」是关键性的标准,所有的诺奖都要奖掖那些「将给人类带来最大 利益」的人们。正是根据这个遗嘱,我们有权质疑:高行健离这样的 标准差多远? 一百年的诺奖实践,瑞典学界对于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倾向」 的解释,按照时间的推移,大致经历过如下的流变:崇高而纯洁的理 想主义——胸怀宽广的博爱——普遍感兴趣的,作品是否拥有读者群 成为取舍的重要标准——考虑实效的标准——人文主义和世界文学。 尽管后来的诺奖评选强调了文学标准,但人文主义精神乃是诺奖 所要求的理想主义的核心,而人文主义的灵魂,就是爱——对于整个 人类的大爱。基于这种大爱,人们提出「承担责任」的口号,是「理 想倾向」的具体体现。近几年的诺奖颁奖词,经常肯定获奖者对人文 主义传统的弘扬,以及对『人类普遍状况」的描写,在贝克特、戈尔 丁、大江健三郎等不少作家的评语中都采用了类似的语汇。 由于「理想倾向」被解释为道义文章兼重,有时还过于偏重「道 德价值参照系」,所以百年来,诺奖家族中涌现出一大群文学良心。 如被称为「一代法国人的良心」加缪,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良心」索 尔仁尼琴,意大利下层人民的代言人达里欧,「德意志民族的良心」 格拉斯,……。他们或者是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或者是反共产极权 的冲锋陷阵的士兵,或者是……。他们把良心的见证化为人性的思考, 道德的反思,从而酿出伟大的文学。 第三世界获奖作家中可歌可泣的,如索因卡————————— — 无论按照上述对「理想倾向」的任何一个解释,高行健的作品都 是不符合的:崇高纯洁乃至博爱与他的作品不太相干,没有多少中国 人对他的作品感兴趣,因此也就没有多少实效。至于他的作品是否体 现了「人文精神和世界文学」,容笔者下文探讨。 三,高行健的羽毛尚未染红 红脯鸟原来只有灰色的羽毛,它们要想让自己名副其实地红起来。 于是他们为爱情燃烧,努力去唱令人愉悦的歌,……,种种改变其灰 不溜秋的颜色的奋斗全都失败了。后来一只红脯鸟三个人被钉死在十 字架上,其中一个头戴荆冠的人额头上还在流血。出于对人类的同情, 它感到不能坐视不理,它甚至感到铁钉和荆冠在自己头上刺痛。它鼓 足勇气飞近受难者,用力拔掉那人额头上的荆刺,血溅到它的胸脯, 从此染红了永不褪色的羽毛。 上面是1909年诺奖得主、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讲的一个 寓言故事,它形象地说明什么是人文精神和道德,什么是对他人的爱、 怜悯、关怀和帮助。瑞典著名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 多弼教授曾经转述过这个寓言,用以解释诺贝尔奖所要提倡的东西, 他指出:「一般来说,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有对社会的参与和对道德 理想的关怀,以及对任何形式的迫害和不公正的批判。」 那么,已经获奖的高行健先生是不是这样一只红脯鸟呢?他是否 致力于拔掉他人额头上的荆刺、从而染红自己的羽毛了呢?无疑会有 高明的评论家说,他们从高行健作品中读出许多人文精神和道德责任 感。显然,对文本解读中各种见仁见智的歧异观点,学识浅陋的笔者 无法展开争论。为了避免我们在解读中的自以为是,最好还是引用对 自己的创作最为理解的高行健本人的夫子自道,来见证他到底有多少 人道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在> 一文中,高行健对与极权制度抗争的流 亡作家这样表示其轻蔑: 「流亡海外的中国文学家如果只在流亡上做文章,未必有多大出 息。索尔仁尼琴的困境,正在于他牺牲了自己的小说艺术,同一个腐 朽的政权作战,白白耗费了精力。」 这样看来,不管高行健在艺术上有多么高明,他绝不可能写出符 合诺贝尔「理想倾向」的优秀作品,因为,最好的文学是将道德承担 最艺术地表现出来,而再艺术的表现如果没有这种承担、甚至像他这 样明确声明排斥其与极权抗争的责任,这首先就不符合诺贝尔的初衷。 不能说高行健作品就完全没有人文主义倾向,但是,他确实在这 个标准方面缺乏出色的表现。他的作品大致归于个人主义的隐逸文学 之类。他宣称自己不喜欢「轰轰烈烈的文学」,不喜欢揭露极权压迫 的> ,而最欣赏道家、佛家、玄学中的隐逸精神,欣赏「采菊东篱下」 的陶渊明。一位了解他的作家这样描绘:「他无须向外界需索,只需 要往灵肉深处探索挖掘原始赤裸的人性本相,他私自的内在风景,灵 肉的骚动。」他的个人主义宣言是:「我写作为的是自己,不企图愉 悦他人,也不企图改造世界或他人,因为我连我自己都改变不了。要 紧的,对我来说,只是我说了,写了,仅此而已。」这是典型的一个 没有祖国没有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的独白。 瑞典文学院因此宣称:「他是一个怀疑者和洞察者,而并不声称 他能解释世界。他的本意仅仅是在写作中寻求自由。」此外,有人说 他是「真正大自由人」的气质,不被诸如祖国、意识、主义、道德、 民族、家庭、价值等无形绳索捆绑。这一切,当然是很聪明很高妙的。 但是,在中国还不自由还苦难深重的时候,一个人只标榜个人自由, 不被他人的苦难所羁绊,那种所谓的「自由」,只是一种自私的自由、 颓废的自由。 西方寓言中血溅胸脯的红脯鸟、中国现代「直面淋漓的鲜血」的 鲁迅,与高行健似乎根本不是一个话语系统。笔者认为,一个真正有 高尚人格的作家,他的作品绝不会回避正在发生的人间苦难。我们不 能苛求作家去参与很多社会活动,但是真正符合诺贝尔标准的作家, 其作品一定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为了自己的「出息」,高行健放弃 与腐朽的政权作战,这似乎也被中国政府所称道,因为海外中国人的 人权活动里基本上看不到他。当他享受到西方人给予的写作自由,从 而「出息」起来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是否有义务为尚未获得自 由的作家去争取自由?他是否应该多做一点什么,才对得起他那为之 骄傲的法国护照上的中国血迹和泪痕? 笔者因此很为高行健先生担心,一旦有一天,中国自由了,他能 够回去了,如果许多专制下的受难的同胞问他:「长期接受西方政治 庇护并获得巨大荣耀的你,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是否敢于说出这样 的真实:「我在法国享受自由乐不思蜀,我只为自己写作,很多西方 人喜欢我,你们的苦难与我毫不相干。」 综上所述,将诺贝尔奖给予羽毛仍然灰不溜秋的高行健,本届瑞 典文学院院士们要检查一下是否患了色盲。就因为高行健会唱令人 (主要是西方人)愉悦的歌,就因为他能在戏剧中做出热烈的男女调 情动作,人们就应该将他认作一只红脯鸟吗? 四,瓶子和酒——「世界文学」质疑 不仅仅是由于十几个瑞典人对中国人的善意,这次诺奖评选,还 由于瑞典文学院自八十年代以来,所设立的新目标是要把考察的范围 拓展到更广阔的文学领域,这是他们的一种要覆盖「全世界的文学」 的愿望。这新的鳞选眼光,既是基于欧洲固有的世界主义传统,基于 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 予以承认, 也符合当代社会全球一体化的必然趋势,更重要的,它是诺贝尔设立 这项奖的初衷:诺贝尔不仅仅是要资助文学,更是要通过文学达到一 种国际间的互相理解。 这种新的评选眼光,并不是要抹杀掉各个国家的民族性,相反, 正由于世界具有众多的种族、人民、语言、气质和世界观,文学也因 此更丰富多采。今天,「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形成双向交流, 虽然前者的势头更盛,但中国文化也确实以一种不可忽视的的速度渗 透到西方世界。这一切,可以说是高行健获奖的背景。在瑞典人看来, 颁奖高行健,是他们实践「世界文学」目标的一个举措。 早在1993年,瑞典汉学家罗多弼先生就在一篇题为> 的文章中, 对高行健的作品做出这样的结论: 「> 的内容,是有关中国地理、汉民族和少数民族风俗传统的故 事。在逐一生发> “六义”时,高行健吸收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 揉合的结果是高度原创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称为 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作品。」 高行健本人也自认是「世界文学的公民」,一直赞美他的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刘再复,高度评价说:「高行健得奖,标 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走进了一个新的里程,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 要部份。」 然而,被视为「世界文学」典范的高行健,在中文世界里却激起 极大的反感。撇开中国政府的挑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不论,一些 客观中肯的批评实际上直指对于「世界文学」的解释。不少人认为,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是由其文化传统来理解中国文学,因而只能接受与 西方现代主义传统接近的作家。中国人觉得,高行健的作品只不过是 帮西方人完成了後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示范,作出了震撼西方人的文 学实验。一句话,这不是东方能接受的「世界文学」。一些中国人因 此质疑:东西方有没有真正实现交流和理解的可能? 笔者认为,这一点不能否定:高行健确实超越了国界,他的创作 丰富了世界文学。但是,在高行健的作品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 他仅仅在艺术形式上借鉴西方,少有内在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人文精 神的思考与交融,少有人类共同理想的文学体现。 由于高行健是用西方的现代形式去表现禅宗的内涵,笔者因此不 太恰当地将此比喻为:「西方的瓶子装中国的酒」。试想,如果「世 界文学」这个游戏换一个玩法,比如说,中国的瓶子装西方的酒,即 使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段,来描写具有基督教人文精神、当代人权、 环境保护与和平主义的内容,那么,诺奖评委们还能特别欣赏么?没 有了西方人容易打开的现代瓶子,里面也没有对西方人来说既特殊又 神秘的禅宗玄学,他们的兴趣可能就大大降温。例如,原汁原味的中 国特色> ,大多数西方人就无法欣赏。因为它古朴雅致的中国瓶子不 易为西方人打开。 有比较才能做出鉴别。1945年的诺奖颁给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 被瑞典人认为是在南半球的美洲实现「世界文学」的一个成功尝试。 米斯特拉尔被称为「智利的女儿,人民的歌手」,她的诗作具有拉美 民歌特点,表达的却是对人类命运、世界和平的关切,可称为「拉美 的瓶子人类的酒」。 东方人中,被视为「世界文学」完美例子首推泰戈尔,他的作品 继承了印度古典文学、中世纪孟加拉民间文学传统,其诗歌并受到日 本非句的影响,形式基本上是东方的,其思想内涵却是具有普世价值 的人类之爱、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世人——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 对泰戈尔的热爱,笔者在此不用赘述。 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成功的「世界文学」,首先是被本民 族人民所接受、所欣赏,否则,只是本届诺奖评委一厢情愿的「世界 文学」。因此,为了评出真正的「世界文学」,本届诺奖评委们应该 借鉴其前任成功的经验,正视东西方文化审美观的差异,调整自己的 口味,并认识到真正的「世界文学」所具有的多种形式,这样,「覆 盖全世界文学」的目标才可能接近。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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