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记忆——对二十世纪我们应记住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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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美]舒衡哲 1997年2月3日 北京大学 乐黛云: 我们是否可先谈谈最近西方关于历史和记忆的讨论?过去,人们 总相信历史有其必然性和某种规律,似乎历史总是按照一种预设的框 架有目的地“向前”发展。后来,这种所谓“目的论”遭到了怀疑和 批判,人们将历史二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前者是 无法更改的、后人从未亲身参与过的事实,如拿破仑在某时某地的失 败;后者是不断变化的、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和分析。历史的偶然性似 乎越来越被夸大了。最近,西方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有哪些新的进 展呢? 舒衡哲: 西方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多极了,大部分有意思的文章发表于弗 里兰教授(Protessor Saul Freidland)主编的《历史和记忆》半年 刊上。他自己曾写过一本书《当记忆到来之时》(When MemoryComes) 讨论历史和记忆的关系。他经历过纳粹时代,研究德国思想史,也写 过回忆录。他认为历史很难避免主观的成分,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进 入他所写的过去的时代,所有的历史都是由后人叙述出来的历史。 我认为历史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例如我研究中国历史,我不 可能进人中国的历史事件本身,我只能根据对客观资料的分析,得出 我的结论;而这些分析和结论又都不能不带着我的主观的色彩。历史 即不是“科学性”的、完全客观的,也不是完全主观的,它是活的、 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很复杂的东西。目前的危险可能是强调主观太 多了,谈解构、谈“呈现”(Presentation)、谈记忆谈得太多、太 极端,最后不能不导致否认历史的真理。真正的历史恐怕还得在客观 与主观的交接点上去找。法国学者彼埃尔。洛朗(PierreLoran )写 了一本《地点与记忆》(Location and Memory )的书,专门研究法 国国民性和记忆的关系,各种地方博物馆与人民记忆的关系,哪些人 认为哪些人和事值得记忆,哪些不值得记忆。 在记忆方面关于东方研究的书也很多。1995年,哈佛大学的鲁比 瓦兹(Rubie Watson)教授主持召开了一个题为“记忆与社会主义状 态”(Memory and the States of Socialism)的学术讨论会,有很 多人参加。有中国学者,也有南斯拉夫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学者。讨论 在社会主义状态下,人们的记忆是服从社会还是抵制社会。 乐黛云: 中国传统对于过去也是很重视的,例如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温故而知新”等等。五十年代,我们经常用“忆苦思甜”作为发动 群众的手段。“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我们在鲤鱼洲劳动 时,还常吃野菜和糠作成的“忆苦饭”,以示不忘过去。 舒衡哲: 我想记忆与心理学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早期的著作主要 是研究个人记忆,他的后期著作却大量探讨集体记忆的问题。社会心 理、宗教心理都与集体记忆有关。二十年代初的霍巴克斯(Maurice Halbwachs )和后来的玛利。陶格拉斯都讨论过这个问题。美国哈佛 大学汉学家斯蒂芬。欧文的专著《追忆——中国文学中的往事再现》 最大的贡献是让我们认识到“回忆”不是与主体无关的“客观事物”, 而是“我”和“过去”的关系。没有“我”的回忆,过去只是一片空 白。“过去”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同样获得的一种“东西”,而是一种 复杂的互动关系。记住院的就是我们承认的,也就是存在的;遗忘的 就是失去的,从我这个角度来说,也就不再存在,直到有一天我再记 起了它。我最近完成的一本新书《桥——中国人和犹太人的记忆》也 谈到了这个观点。 总之,过去的就过去了,永不再来!有些不愉快的事,你永远不 想记起它,如果你真能永远不去回忆,那它就水远失落了。中国传统 心理似乎不太强调个人的记忆,因为记忆会引起感情的纷乱。历史是 过去,无论我们如何追忆,我们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过去。普鲁斯特 的名著《追忆逝水年华》意在追忆失落的过去。他苦苦追寻,但永不 可能将失去的童年从头弄清楚。他寻找,但并非已经找到。“追忆” (recherche )一词在法语中表示过程而非完成的意思,在英语(remembrance) 中却会被误解为一个已完成的动作。 乐黛云: 我想回忆随时可以增加,可以修改,其着重点也是可以改变的。 回忆本身应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是不是许多人都有相同的回忆, 这种回忆就构成历史呢?近代中国,苦难重重,目前有不少人由于回 忆太痛苦了,他们宁愿遗忘,但没有记忆就没有真正的历史,没有历 史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你认为在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这一百年, 特别值得记住,最不该忘记的是什么呢?我们从二十世纪应继承怎样 的遗产?对许多人来说,这个世纪是一个痛苦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 屠杀犹太人、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些苦难,许多人不愿 再回忆,也有许多人深恐别人去回忆。在你新书的序言《记忆的重负 ——文化大革命与屠杀犹太人》中,你曾引用哲学家让。阿姆来(JeanEmery ) 的话,谈到集中营和煤气室不但扼杀了人的身体,也扼杀了人的灵魂。 在奥斯维辛,知—识分子完全无能,美只是幻影,知识只是概念游戏, 记亿最好完全被抹去。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鲤鱼洲也是一样。什么 也不想,什么也不记忆。真是“无知无识,顺帝之则”。 那时的领导也要求我们在鲤鱼洲繁衍后代,成为鲤鱼洲的“祖宗”, 忘记知识、忘记过去、忘记理想和追求,成为“日出而作,日没而息” 的驯服工具,像一棵植物,生根发芽、落叶、枯死。不需要记忆,别 人也不希望你记忆。从很多方面来看,十九世纪是不是比二十世纪好 一些呢? 舒衡哲: 你属于文学领域,所以会这样提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 完全没有选择的。十九世纪是理性主义的时代,智慧和理性的作用越 来越大,以至成为人类自身的桎梏。二十世纪历史的高潮都是攻击理 性的。其实,知识分子的资本就是理性。在奥斯维辛,理性、智慧、 知识不一定起作用,但你不能放弃它,这和你的灵魂有关。另一方面, 二十世纪,感情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如文化大革命中,夫妻父子之 间的情断义绝。你提到二十世纪的重大事件,我现在似乎觉得越是重 大事件,说的人越多,越是没有新的话对说!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 是说》中赞美“一些小而坦率的无意识”、“一些老耄而快乐的查拉 斯图拉之愚蠢”我感到从所谓“大事件”、“代表人物”、“主旋律” 中,我们反而往往听不见历史真正的声音。我写张申府老先生就不是 写“主旋律”,但可以听到另一些东西。有时候,“太热”的东西往 往不真实,充满着人为的因素。历史需要冷静。记得1989年,中国文 化书院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前一 个星期,清华大学为纪念张岱年先生八十寿辰召开了——个学术讨论 会,清华大礼堂空荡荡的,只有几十个人。这比起当时的大事件来, 当然不是“代表性的事”,也不是“代表性的人物”,也没有街上高 呼的“大口号”,但清华大学史无前例地为一个曾经被迫害的知识分 子开这样的会,参加的人很少,这两个事实本身就有它的历史意义。 1979年,我在北大留学,西单民主墙正闹得轰轰烈烈,这样的大事件 当然有历史意义,但我认为当时我和你,我们两人真诚的交谈:一个 生于罗马尼亚,长于美国的犹太人,也是第一批到中国留学的美国留 学生和一个历尽各种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1987年,文化艺 术出版社出版,尹溟译政治风波的普通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世界、历史 和人生的各种看法的沟通,这样的“小事”不也是很有历史意义吗? 乐黛云: 但是你的新书《桥——中国人和犹太人的记忆》写的也还是历史 的“大事件”,是不是? 舒衡哲: 是的,我写了“大事件”,但我也用很多篇幅讨论了诗,讨论了 语言问题,写了很多关于“大事件”的我个人的“小看法”。有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我这本关于犹太人和中国人的记忆的书在以色列并没 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他们认为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是最“史无前例” 的,是最不可比拟的,任何比拟都是对历史的不敬;但很多中国同行 却认为这样的比较可以开阔眼界,提供一些新的想法。我很想看到中 国同行对我这本书的评论。 乐黛云: 你刚才谈到历史的真理,你认为真有这样的真理吗? 舒衡哲: 你已写过好几本回忆录,你觉得有历史的真理吗? 乐黛云: 我弄不清,我只能写我自己,我的一本写我自己的书,标题就是 《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我很难判断是不是有“集体记 忆”这样的东西。从我个人来看,我总觉得历史有很大的偶然性。一 点点错开了,就是永远错开了。四十年前,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一起策 划一个年轻人自己的刊物,开了两次会,刊物没有办起来,参加会的 八个人却都当了二十年右派。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一定的目标,一定 非做不可的“必然性”,只是年轻人心血来潮,谈得高兴。上星期我 刚参加过我的一个老朋友的葬礼。1957年,我是中文系教员党支部书 记,他是共青团支部书记。他只是出于对我个人的信任和认为应该紧 跟党支部,就积极参加了这份刊物的策划。结果我和他两人被定为极 右派,每月只有十六元人民币生活费。又由于一些更偶然的原因,他 被罚到一个劳改农场当瓦工,一当就是二十年。在那里,他和一些年 轻工人结成生死之文:1979年以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的 努力,他成了国内少有的李白专家、著名教授,还是北京市劳动模范。 由于过度劳累,他得了脑癌,临死时,他的研究生和他在劳改农场的 徒弟都守候在他身边。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中国政治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但是不是一定必然会发生在他身上呢?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许许多多 “偶然”连接在一起,就会体现出必然呢?过去我们都相信“必然性 是通过偶然性来表现的”,也相信“认识必然就是自由”。其实你认 为是“必然”的,未必我也认为是“必然”,如果一定要服从你的 “必然”,那就会扼杀了我的自由。这又回到了是不是有“客观必然 性”,是不是有历史真理的问题。 舒衡哲: 在我看来,必然和真理有一定关系,但不一定是一回事。你研究 过许多“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如果这些东西导致否定历史 真理,我想后果是很可怕的。例如现在西方有些人讲犹太人的历史。 就认为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们只承认一两千 犹太人被杀的“偶然事件”,而不承认集中营、煤气室对六百万犹太 人的屠杀! 乐黛云: 正像日本某些人否认对中国的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一样! 舒衡哲: 我是“屠杀犹太人事件”(Holocaust )幸存者的第二代,我认 为利用解构的方法来否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非常危险的,正像否认 “古拉格群岛”和文化大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一样危险。捍卫历史 的真理是史学家的历史责任。也许我们并不能真正证实历史真理的存 在,永远也不能达到它,但我们不会停止追求,这是一种道德义务。 华盛顿有一个很好的纪念“屠杀犹太人”档案馆;它的好处不只是收 藏很多照片、实物,而且有大量的“录像见让”(VideoTestimony), 这些个人的亲身经历非常可贵。每个人不一定拥有真理,但可能是真 理的一部分。科学丰义认为“客观”是科学的,主观是片面的,把主 观和客观完全分开。中国传统哲学与此不同,你们主张“天人合一”。 每个人的主观以及通过这个主观对客观的认识都是片面的,但同时也 都是全面的一部分。我们不是桌子,永不知道桌子究竟是什么;但从 不同角度来看,总可以从某一方面逐渐积累对桌子的知识。 乐黛云: 我问意你说的,否认历史的真理很危险;但是认为“我就是历史 真理”也是很危险的。这很可能本身就是纳粹主义的基础。 舒衡哲: 是的,我们应毫不犹豫地承认个人必然受到历史的制约。记忆本 身也总是受到时代和社会的限制的。你的新书题名《这历史属于我自 己》,我想还应该有另一面,那就是“我自己也属于历史”。想想看, 你这本书二十年前能写出来吗?恐怕连写的念头也不会有!1948年, 以色列建国以来,国内大多数人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整个五 十年代几乎没有一个人写回忆录。回忆录是在1972年才开始出现的。 这是因为以色列建国之初,国家政治需要的是强者,是新的鼓舞 人心的神话(Mythology ),国家和个人都需要使自己相信自己是英 雄。直到七十年代,国家比较稳定之后,才有可能来真正回忆起我们 当时的软弱无力、束手就擒:集体记忆可以起一个打开记忆之门的作 用,使人们有可能提起过去不能提起或不愿提起的事情。例如1989年, 中国文化书院等几个单位召开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畅谈“五四” 时期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过去知识界从未 提起过的张若名的名字也被提了出来。 关于这位第一批勤工俭学的早期共产党员,法国授予博士学位的 第一个中国女博士,五十年代在昆明投湖自尽的女右派,过去是长期 被遗忘的,她的被提起正是因为当时的国际会议打开了一扇记忆之门。 乐黛云: 历史的真理和历史的必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例如南京大屠杀 的事实对我们来说,是历史的真理;钓鱼岛属于中国也是历史的真理。 但是,对日本的某些人来说,这就不是真理。即使在中国,由于某些 原因,有关这些真理的记忆有时也不能不受到压抑。 舒衡哲: 个人也是如此。例如一对今天已经和好的夫妻,谁也不愿再回忆 过去不愉快的往事。在写回忆录时,无论怎样忠于事实,总还会有一 些自己绝不愿意再提的事情。从小理学来看,自己压抑自己的记忆, 比外力对自己的压抑更有害。口本某些人否认南京大屠杀,误解自己 的历史就是误解自己。一些日本知识分子也认为只要赔偿足够的钱就 行了,其实,为了个人和民族的心理健康,需要把这段历史弄清楚。 始终压抑记忆会变得不正常,其后果是可怕的。 乐黛云: 记忆是为了构造过去,我们需要认识过去是为了避免重犯历史的 错误。 舒衡哲: 是的,忘记过去,历史就会再重复。这样的话过去也有人说过, 但真正认识到过去、现在、未来的无法切断的连续性,认识到三者之 间的既相互包涵又相互排斥,既偶然又必然,既主观又客观的极其复 杂的动态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世纪的贡献。有很多记亿也许长期 封存在你心里,也许你认为称早已遗忘,但它仍在那里,会有某种机 遇使它突然被激活。我的父母都是“人屠杀”的幸存者,但很长一段 时间,我不认为他们的经验和我有什么关系,也不爱听他们讲。记得 投考耶鲁大学历史研究所面试时,一位日本教授曾问过我,既然我懂 得这么多种东欧语言,为什么不研究东欧而绕道去研究陌生的中国? 我当时就是不想听我父母的经验,不想读有关犹太历史的书,不愿嫁 犹太人,要寻找一个和我的过左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离得越远越好。 乐黛云: 但是现在你很“犹太”,是吗? 舒衡哲: 是的,你也很“中国”,是不是?这是无法逃脱的。后来,我进 一步研究中国历史,总是不自觉地、潜意识地回到犹太历史,犹太经 验成了我研究中国经验的必不可少的语境。我分析过我父母的经验, 但不是理性的理解,而是说不清楚的感情的渗透和影响。不管我愿意 不愿意,我父母的生活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我儿子生在美国,远离 欧洲的犹太的历史,但沉重的犹太人的历史重负无可避免地存在于他 的灵魂中,我从他的眼睛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记得北岛也写过 注视第二代的眼睛时的感受,这是最好的历史连续性的镜子。从十九 世纪的历史观念来看,历史只是客观存在,是可以一刀两断的;过去 也可以被放弃。但二十世纪不是这样。 乐黛云: 除了对时间连续性的认识之外,距离缩短,空间缩小是不是也是 二十世纪的一个特点呢?试想像我这样一个出生在贵州的穷乡僻壤, 还有点苗族血统的“土得掉渣儿”的人竞能和你这样一个生在罗马尼 亚,长在美国的犹太人,如此自由倾心交谈,不也是只能发生在二十 世纪吗? 舒衡哲: 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友谊也已超越了个人关系。我在中国留学时, 你是我的中国文学老师,我生病,你送我一朵花;后来,我送你一本 尼采的书,从此我们进入了彼此的历史。我的第二本书《遥远的回家 之路》明显地包涵着你的生活经验,这影响我很深。 乐黛云: 要不是1979年认识了你,我也决不会有去美国的念头。那时在中 国,美国的名声并不好,由于我中学时代对那些横行霸道的美国兵的 坏印象,我也不喜欢美国;再说,我的英语并不怎么好,又没有研究 美国的打算,我根本就想不起来要到美国去! 舒衡哲: 但是,你终于去了美国,在那里写了你的第二本书。现在我教中 国现代史都要用到你的这本书。学生们都不相信我真的认识你,因为 对他们来说,你的生活已是历史,是另一个世界。十七年了,我们的 友谊始终继续。现在,我们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见面,在美国、在中 国、在欧洲;也可以说我们两人一起建造了一小部分历史,虽然是很 小很小的一部分。这一小部分是两个悠久的文化传统互相渗透和影响 的结果。 乐黛云: 可是,这一切是不是很偶然的呢?如果你这个历史系的美国留学 生没有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兴趣教,果我那天不去医院看你,没有顺 手给你摘一朵我家院子里的小花,或者我当时并未对尼采那么感兴趣, 或者我当时像许多人一样,不愿去教这个两年的留学生班……那以后 的这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发生了呢?现在许多人喜欢讲命运,讲“缘分”, 一位年轻人甚至说他一生所要发生的事都早已规定好了,就像电脑中 的一个程序,只能逐步去实现。你相信命运吗?你认为命运和历史有 关系吗? 舒衡哲: 就用这个电脑的比喻来说罢,无论你那个程序是否已经写好,或 者写了什么,你必须按那个“回车键”(enter )才能进入。如果不 按这个键盘就什么也没有。按回车键,这就是必然。每天早上醒来, 你都会想一想今天要做什么,但真正发生的事往往与你所想的完全不 同,这就是偶然。我每次来中国,都有一个研究计划,但是,最有意 思、最有价值的往往是计划之外偶然发生的。没有我来中国的这个必 然,也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偶然。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必然 通过偶然而得到表现。 乐黛云: 认识时间的连续和空间距离的缩小,承认难于控制的众多的偶然 性,看来是二十世纪突出的特点,刚才我们谈到的主观和历史的互动 似乎也很重要。 舒衡哲: 过去,西方哲学是建立在二元分立的基础上的,主观就是主观, 客观就是客观,二十世纪在这方面有很大变化。主观和客观互相包容, 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理论开辟了极其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发展前景。 这对文学的影响也非常大。你刚才说你昨天在电视上看了《波娃利夫 人》,我现在对这类作品已完全不感兴趣,它们与我的生活没有什么 关系。十九世纪的作品大多是有头有尾,线性发展的,这本身就与现 实不符。我比较喜欢的是二十世纪后期的文学作品,它们给我非常新 鲜的感觉,与我息息相关,语言也是十分鲜活的。一位很著名的德国 诗人,他经历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的母亲是被德国纳粹杀死 的。他用德语写诗,这是他的母语,也是德国纳粹的母语。他写诗时, 心情非常复杂,每一句话都与完全对立的双方有关。在这种复杂矛盾 中,他的每一句诗几乎都有新的意味。现在中国知识分子都喜欢读什 么文学作品呢? 乐黛云: 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似乎还是喜欢看老式作品,如十九世纪的世 界文学名著,用传统方法写的关于家族和历史的长篇小说,还有中国 旧诗;喜欢新诗的人似乎不多。但有些新诗在年轻人中有相当广泛的 读者,如著名的北大三诗人,自杀的海子、戈麦和在1989年绝食中病 死的骆一禾,他们关于青春、生命和现代生活的探索给人们留下很深 的记忆。那些没有中心故事、非线性发展,以意识流、零碎化、时空 倒错为主要方法的作品虽然也有人喜欢,但似乎尚未获得更广大的读 者。在一些很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倒是很 受欢迎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放松,可以使人什么也不想地进 入另一个好人得胜的世界,然后安心入睡。 舒衡哲: 我每天睡觉前也必看文学作品,但我从不看诗,只看好看的、引 人入胜的故事。人类需要听故事,它把我们引到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经 历。 乐黛云: 是从现实到非现实吗? 舒衡哲: 不,是从外在的现实回到内心的现实。内心的现实也是很重要的 现实。无梦也是一种现实。好的故事是一条通道,使你从这种现实走 到那种现实。看诗需要去理解和体验诗的语言。看消闲故事,不需要 太琢磨语言,只要通过语言去掌握故事线索就行了。 乐黛云: 二十世纪对语言的新认识在各方面几乎都引起了一场革命,所谓 “语言学转向”目前在中国也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 舒衡哲: 是的,语言学的发展是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和对主观与 客观互动的认识一样,刷新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 个领域,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对历史的重大贡献。语言问题是一个更 其复杂的问题,也许,就留作我们下一次对话的题目罢。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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