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学术读知识人的命运　关于我的明清士大夫研究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经由学术读知识人的命运　关于我的“明清士大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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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讲演稿（鲁人整理） 2000年11月14日 6：30pm 赵园简介　　赵园，河南尉氏人， 1945年2 月出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文学硕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自选集》及散文、随笔集《独语》、《窗下》等。赵园说这是自己第三次来上海，前两次分别是1975年与1989年。在谈及京沪两地之间的学术交流时，她提到了上海的王晓明与陈思和。赵园说自己很佩服上海学人生气勃勃，直接面对现代生活。以下是赵园的讲演内容。我首先对自己的讲演题目中的“读”一字作一解题。我认为做学术就是在“读”人，自己始终在“读人”，其间只不过一再更换文本而已，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再到明清之际的士人文集。我的读人、读人的命运，仍出于文学研究中形成的兴趣，尽管在这些年里，徘徊于文史之间，徘徊于文、史之间，常要窥看边界的史学- 方，且获益良多。关于80年代与90年代学术的关系，我认为并非完全对立。两个时期以什么方式关联着（“异- 同”、“断- 续”有简化之嫌）？90年代除80年代的反思、批评外，还由80年代承接了什么？我不是做这类大判断的适当人选，但可以为相承的一面提供个人的经验描述，比如一以贯之的读人，对“知识人命运”的持续关注，也就是所说的“人文关怀”. 至于两个时期间的关系，也远非“宋学——汉学”、“尊德性——道问学”的二分所能描述。但八、九十年代之交，在我的经验中，确有风气之转，比如强调学术规范、学人的工作伦理，对学术史的兴趣。当人们批评80年代学术“为学问而学问”（粱启超？）， “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章学诚？），常不免要提到“戴、段、二王”（即戴震、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寅恪、王国维成为新的偶像。风气之转固然与89年的事件有关（外缘），其根据仍然更在学术内部，而且并不适用于“反动”、“否定” -类说法。到90年代即将成为过去，发现十年的学术文化演进，并非仅仅在上述方向上。作为过程，无宁说是极其复杂的，说它“多元”也不免笼统，但确实经历了分化、分途。这不仅由一些大的争论标志，还体现在具体的学术选择、学术方式中。80-90 年代学术的学术史意义，还远未得到揭示。 “知识人”要比“知识分子”有更广的适用范围。对四民（“士农工商”）中的“士”的研究，也赖于有关士的言述材料的丰富。 “四民”中的其他三民，在正史的叙述中，通常即总称为“民”（如流民、饥民、游民）、或作为总数（比如统计为被杀戮的人数）、隐含在“民风”- 类语义模糊的概念中。至今被陈述的“历史”，无宁说即“知识人的历史”. （二）关于大事件与日常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明清易代，都是大事件。但在文学研究中，问题象是不那么突出。无日常、细节即不足以构成小说类的作品，但仍有文学作者的历史观的问题。我对史学观念的更革反应迟钝，较晚才略知有所谓年鉴派史学，接触布罗代尔则已在完成那本书之后。我选择明清“易代之际”，确因了传统史学的提示。“改朝换代”从来为传统史学所关注。我的阅读经验告我，大事件（如明清易代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决非出自虚构。许多士大夫的命运，确也在此大背景上展开。一个明显的事实是， “易代”造就了平世所无的身份、角色，忠义、遗民外，尚有贰臣、其他失节者。仅由此不难测度“事件”怎样进入了人的生活、影响了人的命运。值得研究的尚有元明之际。“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影响于社会的生活、思想言论与书写。“之际”，方死方生，故明“王纲解纽”、新朝“功令”尚未充分生效。“易代”这一历史瞬间之于一个长时段的意义，或许即体现于诸种“征兆”. 黄子平在《二十一世纪》1999年10月号发表了一篇书评《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评论我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我所描述的，的确是“危机时刻” .但在这项研究进行的过程中，尤其在成书之后，我注意到了“危机” 到达的程度，“危机时刻”对于这一时段的有效性，主要是它适用的限度。传统政治史有它视野的限囿。王纲解纽，天崩地圻，“日常生活”有可能仍在继续。继续着的，甚至有文人雅集，以及遗民对于生活意境的营造。易堂魏禧之于美食、美色、房舍园亭，以及伦理意境（友朋、兄弟、师弟等），陶然忘机。这里也有为历史大叙事所不包的“历史生活”的复杂面，时代生活的多种面相。“易代”是政治史的大主题，其在社会生活、个人生活中则要复杂得多。更深刻地影响到了人的生存的，无宁说是另一些东西，如新朝的制度、措施、田赋制度（“摊丁入亩”）、党社之禁等等。我们由种种历史读本中得知，明清之际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血与火”是对“危机时刻的描述）。但也正是这种描述，将那段历史大大地简化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抵抗与投降，坚守与屈服 ——那段历史似乎只适用上述描述。传统史学中的”易代之际“是为” 忠义“、”遗民“（亦一种忠义之土）特设的大舞台，其上人物的演出无不是合目的的（伦理目的），为此不惜删繁就简、加工曲直，使纳入预定的政治- 伦理主题。于是我们读到了大量的忠义的故事与遗民的故事。这- 制作在有清二百馀年间不断地进行，且其间有当局与民间的共谋、合作。这包括了清朝最高当局的表章；地方当局对遗民文字的搜集、刊刻；民间传说对忠义之士的神化；官修正史和私家著述对于忠义、遗民形象的标准化制作——以此重申”节操“，作为新朝合法性获取与伦理建构的重要手段。这里也有遗民”身后“命运的讽刺性。甚至遗民甄别，也是在新朝进行的，宽严之际往往反映了新朝的政治需求，与普遍的伦理意识。从事明遗民研究，我无意于修补、重写或翻史案，而是力图揭示这一时期历史生活的复杂性，使某些被删略的细节、过程呈现出来，使我的关注所在的”人的世界“呈现其本有的丰富性。为传统史学所删除的，就有“日常”. 年鉴派史学提供了传统史学所没有的视野。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提供了大量的物质生活的细节，而精彩尤在那些细节的文化意义的阐释。明代处于14-17 世纪，这一时期的“物质文明”远未得到如此细密的考察与全面的描述。关于“经济”有分门别类的考察；但“物质文明”是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布罗代尔的有些描述，几近文学之所谓“细节”. “历史生活”赖此诸多细节才足以构成。应当承认，没有这样的考察可资凭借，“知识人的命运”是不可能得到更深入的探究的。考察物质细节不一定是人文学者的任务，但关于“日常”、关于“社会生活”的想象，确要赖有那些细节的支持。这也使得我的工作不能不滞留在伦理层面。我的研究缺乏“日常”这一维度。当然，考察“危机时刻的日常生活”，确有文献的短缺，即使文集，可据以想象“日常生活状态” 的材料也罕有——受制于文体规范、士大夫的书写习馈，以至他们的生活状态。但“日常”非即等于“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儒家之徒的道德修炼、文人的诗酒唱和也由是“日常”。问题还在于，传统史学视野确有遮蔽。在揭开遮蔽时，“日常”似乎已成时尚。这里是否有新的遮蔽？大事件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无须将“大事件”与 “日常生活”作对立观。“大事件”确有可能提供了一种契机，使人得以展示其丰富性，也为后人如我者，提供了“读人”的便利。即使没有足够的材料以还原“日常”，保有这一种关注的角度，是极其必要的。我所能致力的，是命运的个人性，决定了知识人危机时刻的选择的个人根据。个人的“逻辑”——历史生活的丰富性即赖此构成。既要有作为综论的共相，又要有作为补充的个案分析。这样可以避免图式化（尤其简单的、现成的图式），呈现选择的多样性，个别性，以还原“历史情境”。那一“危机时刻”要求于士大夫的，确有种种“艰难的选择”。其中包括了选择与“当世”的关系—— 避世、遁世、入世、用世… …；选择活在当代的方式：逃禅、著述、从事教化（“复礼”）、政治参与（入仕、入幕、游侠）。我被选择的具体性、个人性所吸引。“- 个人的抗战”、“一个人的… …” ——“一个人的抵抗”，一个人的‘明清之际’。即如易堂九子对当代生活的积极介入——“遗民”何可一概而论！同一“举义”，动机也仍不妨互有不同。鲁迅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中讲述， “革命部队”战士的“终极目标”不妨“极为歧异”，“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 个爱人，或者简直为了自杀”。例如，明亡之际就有为了自杀的抵抗，以及金声举义而又不忍“累吾民”，在 “国（即君）／民”间选择。黄宗羲的《原君》，就酝酿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与士大夫的政治实践中。正史或私家所撰传状文字固然不免于“历史大叙事”，也仍有可能保留了个人化的表述，生动的片段、细节，其中就有艰难时世个人的人生创造，困境中的突围；文集中则保留了更丰富的细节。如傅山的短笺：“老人家是甚不待动，书两三行，眵如胶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听甚么‘飞龙闹勾栏’，消遣时光，倒还使的。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到眼前无动静，便过红土沟吃碗大锅粥也好。”这些被传记作者删掉，认为它不符合一个遗民的道德规范，而我从文集中读到的傅山更加生动。在呈现“个人性”、“个别性”时，我也遭遇到了书写的困难。这主要是学术体裁的限制。我不知道如何把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难以找到适当的形式纳入学术文体中去。我正在试图在文学与学术之间寻找一个途径，既保留材料的丰富生动，又不完全失去学术，这确实很困难。现在“日常”、“民间”、“一个人……”等很流行，成为一种时尚。这种史学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着对历史的阅读与对当代的认知。在这种时候，确也有必要注意观念的流行、普及、通俗化中可能带来新的遮蔽，我们是否应该有所警戒。（三）“经由学术” 为什么要“经由学术”？因为我对待材料力求从学术方式、学术角度出发，比如文献的清理。没有多少现成的“材料”，有的是你凭借了某种视野看到的材料，而不是现成的材料。你看到的材料，别人不一定认为是材料。我曾感到奇怪的是，何以如“明遗民”这样引入注目的现象，却未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它象是落在了学科（文学、史学）眼界之外。我的基本材料中，就有为史学、文学均所不取的士人文集。遗憾的是未下文本细读的工夫；另一遗憾，是未能搜集为诸种文选所不收的奇文、佳构。遗憾尚不止于此。在历史叙述的缝隙处读人，于“史所不书”处读人，进而以明清之际的文献为材料，审查“历史叙述”（包括正史书法、传统的传状样式等），探究作为我们已有的知识的“明清之际的历史”是如何建构的——我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缺乏上述自觉，未能及时向自己提出这类任务。这里即有“读人”的限度。至少有时混淆了历史地存在过的人（无论有无可能复原），与那个由语言材料依循某种理念、标准、文体规范而建构的“人”. 关于长江读书奖，有人以知识分子主题的思想史研究为“自言自语”，是知识分子的“自恋”，对于这种见解我不能苟同。知识分子经由自己的处境、命运，达到对“社会”、“历史”的认知与思考。知识分子经由自我认知而认识“社会”，这是至今仍然有效的认识途径。更何况真正的“思想”必不为知识者所私有，仅止作为私人的精神财产； “社会”也决非外在于知识者的纯粹客体，是自在之物。真正的认识活动一旦启动，认知者与其对象即再也不可能绝然分割。在学术研究中我向自己提出的，通常是力所能及的任务。我不能如我的有的友人那样，在宽阔的领域作深湛的思考，营构类似“体系” 的东西。我往往是被一个个具体的认知目标所吸引，被由一个目标衍生出的另一个目标所推动，被蝉联而至的具体“任务”所牵系；在工作中我的快感的获得，通常也出于向这些具体目标的接近，是似乎终于抽绎出了现象间的联系，是发现了现象间的相关性… …我明白这是一些渺小的属于- 己的快乐，但它们切切实实地滋润了我的生活。我对自己的职业怀有感激。有朋友一再提醒我学术之足以斫丧、戕贼性情，我感激这种“拯救”的努力。我也经常思考作为职业的学术之于我的正面、负面意义。在我看来，学术也是一种介入当世的方式。它对于我的意义之一，是便于反思，比如留心在做学术的同时如何被学术所“做”，我的代价是什么，我得到了什么。这种清醒是学术作为职业带给我的。学术中有生命的记录。它是一种状态，保存在学术文字中，往往也不可重复。生命过程是不可逆的。我最近读到- 极聪明的话，是关于- 个孩子和一只碗的，我不知是否记忆有误。我并不认为我们为此应当满足于碗底的一点，但我知道即使我们为了某种目标不得不放弃得太多，也不妨对所得倍加珍借。随后，赵园回答了听众的问题。对自己在讲演中提及的历史大事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时代精神的传承与转换等问题，赵园作了进一步解释，赵园认为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精神。有听众问到女学者是否受性别的思维方式的限制，赵园做了否定回答，认为自己做学问时性别意识不强烈。有听众提及当代知识人的得与失，做学问的寂寞与疲劳时，赵园说，没有人喝彩，不影响我的兴致。对于赵园较多利用的文集，赵园认为，文集多是删略而非伪造，而且即使是伪的史料，自有其价值。赵园所讲的于“史所不书”处读史的方法给听众启发尤深，提醒人们如何从剪裁过的历史中还原真实的历史。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语文课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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