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惯性与出轨——欧洲田野笔记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文化的惯性与出轨——欧洲田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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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跃红我在欧洲做过一段关于中国人在异文化境遇中的文化处境考察，颇发现一些又有趣又吃惊的文化变象，有的令人会心、有的令人喷饭，有的令人惊愕，有的则令人难堪。许多本土文化的经验和惯性，常常会在这种跨文化的环境下失效和脱轨，并不时地将执著于本土经验的当事人抛掷于尴尬的境地中。譬如人类的族群认同意识，在各自的文化环境中就是一种维系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文化经验。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家中人们理所当然地认同家庭和宗族，而在国内，由于所处地域的范围，也有不同的族群认同，诸如某乡人，县人，某市人或者某省人，当也还有以职业和教育等多方的认同，所谓同乡会，校友会至专业社团之类，就是认同方式体现之一。不同的人群自都有其认同、对话和倚赖群体。这种认同意识在历史统中逐渐成为人的文化经验生存惯性，一旦有事，首先就去向最贴近的族群寻求理解支持。按理说，似乎也可以将种族群认同意识引申到跨文的领域，既然到了国外，按说该称某地区某国人了，民族认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为既然我等是中国人，炎黄孙，华夏同胞，但凡有点什事，在可能的情况下，首选的自然就该找黄皮肤，黑头发，口里吐出普通话及其方言的一类主儿了，光凭这肤色和语言，八成就该得到认同，况且还有文化啦！传统啦！祖宗啦什么的，五百年前说不定还在一只锅里搅稀粥呢，不找他们还能找谁去？可是真到了外边，这种地方文化的经验竟莫名其妙地就失去了效用，或者说部分地失去了效用，至少在我的经验中是如此。下面不妨略举数例，供读者诸君品鉴。一初到国外，熟悉的朋友就好心地向我传授了一堆国外生活的经验，其中的一条竟然是：出门在外，但凡有事，宁愿找警察，也别胡乱地去找你不熟识的中国人。对这一条我颇感诧异和不理解，可到底也没有放在心上。然而事隔不久，朋友的提醒就开始兑现。一天我和一个同伴到阿姆斯特丹机场接人，电脑屏幕上显示晚点半小时，我们就到该班机的出口通道附近坐下休息瞎聊。片刻又来了两位，听讲话就知道是来自和我等一样的土地，况且周围都是一群黄发蓝眼，特征明显的非我族类，所以他两人往那儿一站就显得突出和扎眼。看他们一会儿东张西望，一会儿扳起腕子看手表的样子，必定也是来接站的。但是，两位仁兄显然没有看懂屏幕上用荷英两种语言的晚点通知，神态既茫然又不安，互相提示着是不是时间或者出口弄错了，身体语言透着焦急，并且几次迟迟疑疑地移动脚步，有向那些 “老外”打听的样子，可最终没敢开口，也不知是语言障碍还是怯场。而我俩就在其眼光所及之处，但他们竟压根儿就没有光顾的意思，看起来真是有点同“族”相斥的味道。就这样折腾了怕有十多分钟，我的族群认同意识促使我站起来向他们走去，且扬手近身打了个招呼： “喂，你们好！有什么事吗？”对方立刻起了反应，可这反应却大出意料。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后退半步，瞧贼似的一言不发地死死盯住我，那神色简直不可思议，仿佛我是什么怪物，弄的我对自已都疑惑起来。赶快低头看看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嘛2 瞧我这身穿着，尽管不是西装革履可也还算入乡随俗，不至于太寒碜；再看这张脸，虽确实不英俊，可也没有胜露凶像，面带杀机；至于动作举止，谈不上绅士风度，可怎么看也不会是个黑帮伙计或者往海外贩卖人口的蛇头吧。确信不是我的问题，我就干脆再往前走近一步，又问一句： “需要帮忙吗？”同时也用眼睛静静地看着对方。约莫几秒钟的沉默，在我的内心上却像是大战前的漫长等待。其中一个穿灯心绒休闲上衣，瘦削脸的总算嗫嗫嚅嚅地吐出几个字：“飞机……晚点？这道门…… 是北京来的？”我一字一句的回答：“对，晚点，半小时，快到了。” 二人的神情顿时一松。我以为接下来或许还会有个“谢”字，没想到没人再开金口，竞又是令人难堪的沉默，而且其中一个的眼神已经飘到领近广告牌的女模特身上去了。我知道站下去定是多余，便决绝地一回身，走到椅子旁坐下。身边一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的同伴轻飘飘地扔过来一句：“多事吧？”多年在外的他，看来已经见怪不怪了，而作为第一次经历此种不认同场面的我，却好一阵没有缓过气来。特别是后来与和当地欧洲人打交道的经验一对比，你就尤其觉得这种国人之间在异乡的相互防御心理不可思议。因为平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大街上，无论走廊还是电梯间，所见之人，无论来自本地还是其他欧洲国家，也无论认识与否，只要你“嗨”地吆喝一声，便可以搭上话。但凡求助同事；总会尽可能给你满意的回答。他若有事也会坦直地找你，决不吞吞吐吐。楼道里若有party ，甭管认识不认识，你想参加的话，带上一瓶酒径直走进去就行，保管你刚到门口就有人向你微笑，彼此间并无防范，成为朋友也不难，至少，不会用盯贼的眼光拒你于五步之外。而这中国人是怎么啦！一出国就成了仇人？好像前三辈就已经不共戴天似的，还没靠近就严阵以待了，其是邪了门。然而，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是指我耐不住寂寞，热情过度，喜欢找人聊天揽事的陋习。正是由于旧习不改，后来我在意大利各地游玩的时候，又接二连三地碰上了同胞们防范的眼神，以致成为整个旅行过程中唯一最让人扫兴，但也印象最深刻的体验。二我是在观赏那座有名的比萨斜塔之后，在返回城内的时候碰见另外那两位仁兄的。顺便说一句，国内有人将由意大利人发明，却由美国人弄得风靡世界的烘馅饼（pizza ）译作“比萨饼”，很容易让人误会为这是比萨地区人们的发明，其实，它和北部的比萨人无关，而是南部那不勒斯人的专利，所以倒不如就直接将它译做“皮扎饼”省事些。为了解决肚子的问题，我走到了路边的一家皮扎饼店门口，挑起布帘的屋檐下已经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了，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得正起劲。点了所要的品种后，我坐下静候侍者送来，顺便打量身边的食伴，他们对我并不甚注意，只管自己聊得高兴，咋一听仿佛是叽里咕噜的洋文，可仔细一辨别却是地地道道的上海话。我在上海读过书，虽讲不来上海话，听听还马马虎虎，两人谈的是葡萄酒的生意经，据说在国内喝干红葡萄酒已成为新的时尚，故倒腾洋葡萄酒能赚大钱，所以他们出国这趟亏不了。我坐在那里闲着没事，按捺不住便打问一声： “两位从国内来？”二人不约而同地转向我，略微停顿之后，其中一个竞很突冗地冒出一句：“Idon‘t speak Chinese.”老天爷！我顿时目瞪口呆，仿佛大白天撞了鬼，好一阵没回过神来，木木的坐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这是中国人在说话吗？如果说那意思是他们不会说中文，那上海话什么时候变成了中国人的外语？如果说那意思是他们不想说中文，那刚才说的上海话算什么？如果说是他们不会说普通话，那又为什么听得懂我的问话？无奈，我只好改用英文，可没说两句，两人吭吭哧哧地挺费劲，很快又是一脸的尴尬和不自然了。显见英文也不怎么样嘛！此刻我真想揶揄几句，如果想冒充高等华人，还是先把英文练顺溜了，如果以为上海话可充外语，那不妨去对洋人念叨，别在中国人面前出洋相。说穿了，恐怕还是一种在外国和自己人打交道的奇怪心理，说不清是担心还是畏惧，也不知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怕自己同胞知道。我所尤其不懂的是，他们究竟都在担心和畏惧些什么？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实际上什么也没说，一则是恐失厚道，更主要的是我孤身一人，得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幸好我的皮扎饼来了，于是便各自埋头到食物中去，遮过了谈话的尴尬，直到结帐完毕各自走散，连声再见也没有。三在威尼斯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很快乐。其中倒还不完全是因为这座被称之为亚德里亚海皇后的城市魅力，尽管她确实很美，很有历史和艺术内涵，但是，在我看来，这座城市正处在不断的衰落过程当中，城市的地基在下陷，海平面在升高，而且随着环境恶化，地球变暖，这一进程已经变得似乎不可逆转。其次也不是因为我在这里的时候，恰好赶上了闻名遐迩的威尼斯电影节。亲历其中你就会发现，这个在国内被宣扬得了不得的盛会，其实很有点名不副实，至少目前我看到的是如此；也就相当于一个我们常见的展销会什么的，当地人和游客们都不怎么在意。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里的夜间书市倒显得更热闹一些，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很有那么一点气势。我之所以快乐，一是因为天气极佳，以至那几天到了午夜还可以斜躺在运河边，看岗多拉的船夫竞渡，看水城灯火，听当地人伴着手风琴唱“桑塔露西亚”，那歌声沿着运河一直飘过去，飘过去……，二是无意间与两个英国流浪汉做了半天朋友，居然被他们引为东方同道，那时候我的衣着和做派也确实和流浪汉很接近，于是也就多少真正知道一点所谓“流浪”的西方意义。关于流浪，可能的话，我会在另一篇文字里谈，论它。眼下，我还是继续说我的族群认同困惑。离开威尼斯的前一天下午，在里亚托桥的码头上，也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要割人一磅肉的地方，我在那里上了一条水上巴士，也就是那种编了号，规定了路线的班船。当时我正打算最后一次去一趟圣马可广场，到执政官宫中欣赏委罗奈斯和丁托列托的一组大型壁画。刚上船，就见到二老一少的三个中国人，规规矩矩地坐在前舱居中的椅子上，老的显然是一对老夫妻，而那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八成就是他们的孩子了，神情打扮近于那种在中国餐馆做工的温州人；这回我再没勇气冒冒失失地搭腔套近乎了，保不定又可能弄出什么尴尬来，所以只是管自己走过去，坐在他们侧面不远处的地方，一路欣赏两岸风光，可总还是遏制不住好奇心，目光有意无意地时不时会从他们身上扫过，略见关注和问讯之意。大约因为我这样多望了几次，三人似乎也注意上了我，虽未转身对视，但举动明显地有些局促和坐立不安，年轻人的眼神偶尔会急速地从我身上滑过，神色似乎略见疑惑和忧虑，几次俯过身去与老者低声说话，好像要作出什么决定。我此刻反而真的气定心闲，有了前几次的经验，这回我倒是想耐心静观一下，看看他们会如何动作？也许会转身打招呼，这当然合乎常理，合乎人情，真是最好不过；也许会像别人一样，不断用盯贼的眼光打量我，防备我，甚至就是不发一言，那也没有关系，毕竟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当然，也许终于会毫不理会我的存在而正襟危坐，直到各自下船，那也可以说是虽不近情理，却颇有生活的自尊和自信，也就随它去吧，总算是可以理解。偏偏出乎意料的是，我正琢磨各种可能的时候，三个人竟然站了起来，随即移向中间的过道。也就转瞬间，我的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们莫不是要过来和我同坐聊天吧：他乡遇故人，尤其老年人……。然而就在我尚未回过神来的时候，三人已经与我探身而过，径直往后舱走去，并且很快在角落里坐了下来。让我大惑不解的是，后舱无窗，什么也看不见，而且闷热，去那里干嘛？此刻又没有风。一船的游客都在前舱和中舱，就他们仁孤零零地呆在后舱，何苦来着！突然那青年又走到前舱来，折身到刚才的座位方向去，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个小包，原来是刚才落下了。再次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从那青年的眼神中感觉到了一丝怨愤之意，这才顿时醒悟到，原来他们竟是为了避开我，远离我，以致不惜放弃观赏风景的绝佳位置和机会。一股深深的悲哀之情从我的脚底直冲头顶，苍天有眼！我什么时候变成了国人见而惧之的妖怪？哪怕一言不发也可以将自己的同胞拒之于千里之外。看那后舱里静静坐着的二老一少，我竟然有某种犯罪的负疚感觉，便立刻在心里发誓，决不再看他们一眼！最后当我在圣马可广场上岸的时候，回首后舱，那里早已是空无一人，以致那一瞬间，我的心里也顿时有了空落落的感觉。其印象之深刻，以致很久很久之后，每每见到船只，那空空如也的后舱就会浮在眼前。四说实话，即使生活在国内，在人际交往方面也有不认同的时候，但无非是人所共知的衙门官僚的媚上拒下眼，或者是宾馆商店服务员的铜钱势利眼，不足为奇。大多数的老百姓，无论生熟，基本上还是和蔼可亲，极易交往的，试看不论是在硬卧车厢还是在轮船的统舱里，也不论是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旅馆的四人间中，纵然来自天南海北，素昧平生，仅凭你是个中国人这一点，片刻之间就可以递烟请茶，称兄道弟，一起骂领导腐败，抱怨物价上涨。怎么到了国外就变了味呢？首先，我很难相信是因为我的缘故。毫无疑问，我不是坏人，不用别人告诉我，我自己就很有把握；我也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就怕的人，这张脸虽不算和蔼可亲，但也还算中庸文雅，至少这副七百度的近视眼镜，多少也会给人以不足为惧的安全暗示吧？在国内旅行的时候极易与生人打交道。至于在国外旅行，每逢海关查证件，同行者被盘问多多，轮到我的时候，警察总是看一暇护照，挥挥手就放行了。我想他们心里都清楚，像我这样的人，出不了什么大事。到欧洲以来，也其没见哪个洋人用警觉的目光审我一回。怎么就偏偏自己人和我过不去？事情逼得你没法不想想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真要是不想，也就没什么事，可越想就越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比如我完全可以顾着某种理论的思路将这事儿琢磨下去，什么传统与现代啦、自卑与信心啦，习惯与处世原则啦，人际关系与文化心理啦，以及中外交际与文化差异之类的东西，甚至中国近代落伍史、国民性、改革开放都能给拉扯出来，还挺复杂的，认真起来够写一本学术著作，可眼下还真没这功夫。那就只好先从具体的事情上去揣摩。就说我一路上碰见的这些中国人吧，多数其实看上去都不坏，甚至有的还老实巴交，怯生生的没见过什么世面。你无论如何也没法将他们往坏处去想。他们对我这。样的中国人的警戒和防备，一定有他们充足的理由，看来还是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有一段时间，我就这样一个人捉摸来捉摸去。后来干脆试着倒过来想，竟突然有所发现，原来他们视我如贼的最大也最充足的理由恰恰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不是危言耸听，一说你就会明白。如同我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打交道比较自如一样，同样的中国人，多数在国外与外国人打交道也未必会有多大问题，说不定比我还潇洒。问题就在于那是“外国人”，也就是“外人”，与作为中国人的“自己人”不一样。外国人只不过是你一时的交流对象，他们作为对话者的合法性，就在于他是“非我”，你对他的要求就是要和你“不一样”。在这一点上，交流双方的前提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就比较地不太“认生”，甚至常常一拍即合。而作为中国人自身在国外的交流就不行了，大家都处在同一文化造就的传统和习惯的网络当中，因此，就自然而然地会以这一传统的规范来加以特别的关注和要求，而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习惯却是比较“认生” 的。从小父母都会教育孩子，不要与不认识的陌生人来往，不要吃不认识的人的东西，很可能里边有妖术或拐走小孩的迷药之类。长大了的中国人，无一例外地都生活在一个亲疏分明的人际关系网中，一切都必须靠“关系”，靠“熟人”，然后才能运作，才能办事，才能有所作为，也才觉得安全。即使是公事，大多数情况下也需要私办。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不需要、不可能，也不应该和陌生的中国人打交道。至于旅途和公共场合的接近，往往是在有安全保障条件下的客套和无具体利益关系的公共话题，诸如天气、腐败、物价之类。而一旦置身于已经失去了熟人和关系网依托的异国他乡，既缺乏安全感，又没有公共话题，于生人交往的多数基本前提就消失了，相反，陌生的国人倒成了自身跨本土文化行为的“窥视者”，所以必然加以防备。而一旦有像我这样的陌生人试图打破常规，毋需中介的就闯进来时，不仅让人觉得别扭，而且动机也显得可疑，值得警惕了。看来，莽撞冒失的倒反是我自己了。不妨再往深处想想，我当时不仅不该是中国人，尤其不该是单独的“一个”中国人。众所周知，中国人擅群聚而不擅独行，但凡特立独行者，必被视为异端，从而遭众人侧目。我注意到，在我的这些不愉快遭遇中，对方从来都是二人以上，具有中国人习惯的基本人际 “关系”，而我却始终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在外国风景名胜游荡的中国人，焉能不让人觉得可疑！可惧！国人旅游，不是约团，起码也得结伴，有我这样出游的吗？是好人，胆子也忒大了点，如果我是个歹人，那又当另说了，尽管看似面善，谁知道外伪装后面包藏的是什么祸心；再者说，瞧我在生人面前那一副主动热情的样子，中国人有这样的吗？没准就是个陷阱，因此，要么别答理他，要么趁早走开。总之是俺们不上这个套，惹不起还躲不起？得！闹了半天，多情反被无情恼，倒是我错了。可怎么就错得这样别扭，这样窝囊，这样让人耿耿于怀？我来欧洲做关于海外中国人生活状况田野考察的目的，是想了解国人在西方跨文化境遇中的文化处境，可不知不觉地就把自己绕了进去，研究者成了被研究者，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自己审视的对象。这种阴错阳差的玩笑真是格外有趣，因为它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据，说明跨文化的冲撞不仅仅是理论和学术的抽象，它完全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和处境，因此，关于此类文化现象的研究，除了宏观的趋势把握、理论的审查和逻辑的推导之外，恐怕当下更需要贴近现实的田野考察和微观分析研究、至少，这应该是将研究深入下去的有效途径之一吧。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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