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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访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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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授权文库　吴泽顺因了朋友顾之川兄的缘故，得知张中行先生就住在马甸一栋高层公寓楼中，离我住宿的北师大很近。况且我于春节前还曾得到过他的签名本《说梦楼谈屑》，登门道谢，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便萌发了拜访这位文化大师的念头。明人不说假话，我之想见行公（文化人对他的尊称），除了编辑的职业敏感外，主要还是他身上那层神秘色彩。我们这一代人，谁没有读过《青春之歌》？小说中那位热血女青年的不凡经历，曾让无数青少年激动和感奋不已。而我倒想看看，小说中那位爱钻故纸堆的“胡适门生”，在经历了世纪沧桑之后，会是什么模样。自然，小说终归是小说，与现实的人不能等同。京都四月的一天，春日融融，满城飞絮。之川兄带路，我们敲开了公寓三楼行公的家门。开门的是他的一个亲戚，随即行公也从书房走了出来。一米七以上的个头，清瘦，但很硬朗，背脊挺得很直，不像年届九旬的老人。行公很随和，让我们在沙发上落座后，自己在对面一张老式四方餐桌旁坐下。我这才注意到，老人不是那类宽脑门、大秃顶的智者形象，眼睛很小，看人时似乎特别专注，脸上布满细密的皱纹，板刷式的灰白平头，让人觉得平易可亲。一身蓝布中山装，一双黑色斜纹布鞋，朴素得就像一位退休工人。如果拂去时间的烟尘，我们可以想象，眼前的这位老人，在过去的革命年代，作为一个不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原型，经历了怎样的炼狱般的磨难。但就在这种磨难中，老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将他的喜怒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与观照之中，先后写出了《文言津逮》《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说梦楼谈屑》等数百万言的作品。毫无疑问，这需要化解生活的勇气，以求得心灵的平衡与内在的和谐，而把持这种平衡与和谐，又该需要怎样不凡的精神定力？之川兄见我作深思状，于是说明来意。我知道现在不是深思感慨的时候，也就直奔主题，问行公手头有没有新作。行公摇摇头，连声说没有。我不甘心，“给您出一部自选集如何？”还是摇头，“选集文集都出了，再出，人家要骂我这个老头子到处骗钱了。”之川兄在一旁敲边鼓：“给您编一部专谈古籍的本子，还是很有价值的。”行公不好拂他的意，“以后再说吧。”我知道没戏了，于是碰了碰之川兄，想采取迂回战术。之川兄会意，看了看墙上的钟，对行公说： “我们下楼去喝几盅？”行公赞同。三缺一，于是喊上楼上的李君，由行公亲自打电话。打完电话，行公从卧室取了帽子，围上围巾，在将围巾一端抛向脖子后面的同时，喊一声“喝酒去”。看得出，行公和年轻人在一起，兴致很高。一行四人，走进一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店主很热情，因为行公是这里的常客。落座后才知道，行公曾在此宴请启功先生，一桌饭吃了一百五十元。行公后来写了一篇文章，盛赞“芝麻花”的朴厚实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一时传为美谈。听说不乏慕名而至者，使这家不起眼的小店很是热闹了一阵子。说到饭店，行公不无幽默地说“你在北京饭店吃饭，完了能将饭店带回家么？”普通的一句话，让人咂摸半天。之川兄请行公点菜，行公也不推辞，点了简单的几样。之川兄知道这些菜不合我这个湖南人口味，建议他再点几样，行公说： “够了，不要浪费。”早就听之川兄说过，行公是性情中人，每次到社里，总要喊上几个年轻人喝一顿，四菜一汤，绝不铺张。不论社会风气怎样变化，老人始终恪守着节俭的本色。我就亲眼见他将掉在桌上的豆腐丝挟起，缓缓地送入口中。我试图将眼前这位农民式的传统老人和受过五四新思想薰陶、至今仍具有强烈科学民主意识的文化大师统一起来。而事实上，行公就是这样一个既传统，又有着新的思维方法的老人。谈到国事，他说不能寄希望于一两个好领导，而要靠完善的法治制度。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好皇帝，但概率太低，靠不住。因为人作为动物，在其本质中可怕地潜伏着一种叫做贪婪的毒汁，而只要有可能，人人都可能成为暴君，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只有依靠法治，才能有效地监督掌权者，扼制腐败与残暴的滋生。行公生于帝制，长于忧患，饱历沧桑，他渴望国家安宁，百姓殷实。而对中国历史上政权的更迭，亦以此民本思想为其评判的准则。我就见他正色敛容地说：“朱明王朝有什么好，饿死那么多人，不亡才怪呢。”显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历史积蕴，使行公脱去了某些观念的桎梏，而开放与激进，则丝毫不比年轻人逊色。从行公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五四运动所烙下的精神印迹。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有些读书人的生存状态，希望今天的读书人能继续有一个平和的环境，自由自在地说话、读书、做学问。行公的言谈和他的许多文章一致，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世纪老人的忧患意识。行公即将出版的《流年碎影》一书，据李君说，有许多精彩的篇章。行公为文，遵循“不宜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我相信这是一部说真话的书。８８岁的高龄，功名利禄都成过眼烟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李君在席间调侃，要行公说说他和杨沫的过去。行公坦然一笑，说：“夫妻关系有什么好说的，就那么回事。”谈到与杨沫的分手，行公说：“我和她的差别，是‘信’与‘疑’之别，她信我疑。”据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找到行公，要他揭发杨沫。行公十分认真地说：“杨沫比我革命。”令小将们失望而去。历史就是这样一位嘲弄者，常常让人尴尬不已。其实，读书之于革命，即使在当时也不应是对立的。读书人可以投身革命，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则必须从书本中寻求理论武器。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信仰革命，就好像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佛教徒一样。用一种思想去统一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并采用宗教裁判所的方式来清除异教徒，这当然是最简单、最切用的统治术，然而当阳光只剩下一种颜色，世界上只拥有一种声音的时候，这个星球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在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确有这么一批学者，他们不热心功名政治，而视学术为生命。王国维、陈寅恪、沈从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里，读书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职业和生存方式，社会应该充分理解并尊重他们的前途选择，为他们施展才学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点，现在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我们几个后生在那里慷慨激昂，行公则静静地听着，时而呷一口酒，慢慢地品味，仿佛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雨，都被他浓缩到了这杯酒里，是苦是辣，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他淡淡地一笑，是对后学无知的宽容？还是历经沧桑，化解了生之疲倦，抛弃了所有语言形式之后的一种轻松？也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张密布细纹的脸，因酒精的烧灼而开始微红，渐渐变得生动起来。行公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也不乏奖掖后进、成人之美的古道热肠。一次，有个年轻读者买了金克木先生的著作，想请他签名，但又怕他的耿介脾气，于是找到行公。行公二话不说，带着他上了金府。果然不出所料，金先生一看来头，连连摇头说：“不签不签。”行公将钢笔往他手中一塞，说：“签！”金先生无奈，只得签了。谁要他们都是名人雅士呢。又一次，一位女青年想求启功先生的字，苦于无门，找到行公，行公带她径上启先生家。启先生见是行公的客人，善心大发，挥毫泼墨，写了一张又一张，乐得那位女青年直拍手。其实，行公于金石书画，亦颇具见识，他的书法，能自成一格。我在席间冒昧向行公索字，行公不以为忤，满口答应，过了不久就给我写好寄来了。听说行公在办公室专门备有一套文房四宝，过一段时间就去那里写一阵，以偿还各地忘年朋友的字债。俗话说，老小老小，人老了，一切都看过了、经历过了，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也就能超然脱俗，返归到无拘无束的本我状态。老人是寂寞的，而当他从与年轻人的交往中获得精神慰藉，获得春风沉醉般安详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平湖秋月般的心境，获得了新的生命激情和灵感，其创作也就进入到新的一轮勃发，与生命的律动交相辉映。白云苍狗，逝者如斯，行公无愧于天道，近年除完成了回想录《流年碎影》外，还不时在《随笔》等刊物发表作品，也就不时有集子问世。他的文章虽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引经据典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老人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尤其是那些诠释人情物理，关怀生命价值的作品，更能引发读者人性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我想，这恐怕就是行公的文章一印再印，受到不同层次的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吧。一瓶北京醇渐渐见底，而菜却还剩下一些。行公叫来服务小姐，要了一只快餐盒，打好包，交给李君。李君显然已熟知行公的为人，也就坦然接在手中。之川兄买了单，我们一行四人出了店门。因了前面提到的原因，我回头又看了看这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和那些以“帝、王、富、豪”命名的高堂大酒家相比，实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我突然明白，行公之所以对这家小店情有独钟，不就是为了得到普通百姓那份真实的感觉么？而两位文化大师在这家普通小店的胜会，又是怎样地具有了超越俗世浮华、蔑视“高贵”的历史人文主义内涵！转过身来，望着已走在前面的行公，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大脑也迅速作出定位：一位真诚的学者兼作家，一个普通而真实的老人。 1997年7 月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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