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黑李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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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境界 孙勇进 在今日山东境内的梁山上,塑着一条梁山好汉的像,这好汉不是 晁盖,不是宋江、吴用,也不是武松、鲁智深,而是黑旋风李逵。 让李逵享受如此殊荣,不知道理何在,也许是因为在一些人心中, 李逵还被看作是农民起义中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派? 是不是革命派这且不说,可以肯定的是,李逵是水浒世界里极为 重要的角色,是梁山好汉中十分特殊的一员,一般的梁山好汉上山前, 可以演出各种轰轰烈烈的江湖壮剧,而一旦上山,个人的英雄主义就 要被山寨的帮会意志所吞没,而只有李逵,上山后却依然能自由地舒 张自己的生命意志。 对于这个水浒世界里异常活跃的黑旋风,究竟可以从他身上读出 哪些意味呢? 也许首先便是: 劫变神学的人格化──一说李逵 黑旋风李逵的星号是什么? 是天杀星。 在第七十一回中梁山英雄排座次时,天门开,石碣出,石碣上赫 然刻着一百单八将的星号,其中便有天杀星李逵。 其实关于黑旋风的这点天机早已泄露,早在第五十二回中,罗真 人便对戴宗道:“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 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 这样说来,李逵挥向众生头上的两把板斧,竟是天意的体现,是 下土众生造孽太重,所以才遭天谴,被黑旋风倏忽挥来的两把板斧砍 得血肉横飞。 当然这种天戮众生的神学观也并不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的新发明,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向来就有两种神学观:一种是“天地之大德曰 生”,天是至善的本体,赋予万物以生命,此即天地之仁,这种仁贯 通于天地人物,周流于六合之间,是众善之本,百行之源,所以程颐 劝宋哲宗不要折春天的柳枝,以体现上天的好生之意,二程的弟子谢 良佐从作为生命发端的果核桃仁杏仁中领悟到上天令万物生长的一片 仁心,而“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诗句则正是这种观念的诗意的表达;另有一种, 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天对待众生(包括人类)并无 慈爱之意,而是漠不关心,任其生灭的。到了后来,这种观念与佛教 的“劫运”之说相结合,高居于众生之上的最高主宰“天”便越发不 那么仁慈了,它时常向随世俯仰的衮衮众生露出狞恶的面目,通过各 种方式,比如降生些坑赵卒四十万的白起之类的屠夫,来大开杀戒, 以惩众生的过错与罪恶。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可说随时可见: “上帝先与如来、诸佛祖、三清道祖稽首而言曰:”元运告终, 民生应罹兵劫三回,……今又命天狼星下界,计民生应遭杀戮者五百 余万。“ (《女仙外史》第一回) “因上帝恨这人人暴殄,就地狱轮回也没处报这些人,以此酿成 个劫运,刀兵、水火、盗贼、焚烧,把这人一扫而尽,才完了个大报 应。……” (《续金瓶梅》第十三回) “世运将变,人民应该遭劫。一旦付之妖人,助以为乱,此时杀 死、饿死、屈死者,不可胜数。……” “天道恶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 卒四十万;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 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其有余故也。……” (《豆棚闲话》第十二则) 在水浒世界里,近似于半神半兽的李逵,承担的就是这种奉天杀 戮的使命。[1] 那么,这种劫变观掺入《水浒》里到底好不好? 答案很显然,不好!《水浒》本已在第一回用高太尉逼走王进的 故事来强调乱自上作,指明世间动荡祸乱的根源不是那些萑苻啸聚的 好汉,而是高俅、蔡京这样身居高位的朝廷显宦,是奸邪主政,才导 致天下大乱,这一笔,本是《水浒》难得的深刻一笔,现在又来说下 土众生作孽太重所以该杀,两者格调明显不协调。 这种因为因果、劫运框架的引入而导致的价值判断的混乱,也是 中国古代小说常出现的弊病。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岳全传》开 篇说,在西方极乐世界如来正说法时,忽有一女士蝠在莲台下听讲时 撒出一个臭屁,被大鹏金翅明王啄死,那女士蝠一点灵光直奔东土投 胎,就是后来秦桧的老婆王氏,而大鹏鸟则被佛爷喝斥一番,命“这 孽畜”“降落红尘,偿还冤债”,于是大鹏鸟也去投胎,成了岳飞, 后被王氏害死了账。要照这么说,那岳飞被王氏害死就是他前世自找 的了,死有其由,这对它表现“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懊恨风 波屈不申”的创作初衷有什么好处?但作者还是扯进了这些。这种毛 病在中国古代很多小说里时常能见到,《水浒传》赋予黑旋风李逵以 天杀星的神学品格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本我的象征——二说李逵 李逵还可以看作梁山人格的本我的象征。 梁山人格是在下新造的词,它混融了梁山精神的各个侧面,既有 替天行道,也有快意恩仇,即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也有血腥嗜杀, 有理性追求,也有感性冲动,这些加起来(而不是仅仅其中的某一侧 面),就是对中国下层社会影响相当深远的复杂的梁山人格。 “本我”是借用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术语,指一个人 人格中体现生物本能冲动的部分,与遵循社会理性规范的超我人格相 对,它遵循的是快乐原则。 可以毫不牵强地说,《水浒》里的李逵行事,主要遵循的就是快 乐原则,黑旋风最常挂在嘴边的词,就是“快活”:他生割了黄文炳 后称“吃我割得快活”,他屠了扈三娘一家后道“吃我杀得快活”, 杀人不是为了复仇,不是出于战阵厮杀的需要,而竟仅仅是为了快活! 此外,李逵回家接老母时遇到回家的哥哥李达,就劝李达“同上 山去快活”。就连黑旋风那最被一些人称道的一番话,即李逵初上梁 山时叫嚷的“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做了 大皇帝,宋江哥哥做了小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一番话, 也远不是出于什么彻底革命的高尚动机,因为就在“夺了鸟位”句后 还有最关键的一句:“在那里快活,却不好?”说来说去,所有的目 的就在于此,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是为了等贵贱均贫富,不是为 了打土豪分田地,而是为了喝更大碗儿的酒,吃更大块儿的肉,这才 是李逵的心思所在,坚决的农民起义者云云根本扯不上。 总之,李逵行事几乎全凭快活二字,少理性,无算计,率性而为, 因此他的举动有近于童趣的天真烂漫的一面,如第七十四回寿张乔坐 衙、闯学堂诸事,充满喜剧色彩,隔着一段审美距离来看,你会觉得 黑李逵蛮天真,蛮可爱,就如李卓吾所赞的那样:“李大哥做知县, 闹学堂,都是逢场作戏,真个神通自在,未至不迎,既去不恋,活佛! 活佛!”金圣叹也赞李逵“一片天真烂漫到底”,对李逵这一点大为 激赏的人历来就不少。但是,恕在下在这里做一个煞风景的假设,假 设黑李逵闯到学堂时,那吓得“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 的孩童中有列位看官中哪位的公子,您还会觉得这一脸煞气的黑厮可 爱么?再假设,你有个亲朋在江州打算看杀头时被李逵没来由地一斧 砍倒,那又如何?你还会赞李逵蛮得可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真强 盗之可爱,尤其是与伪君子比时之可爱,只是限于审美距离的,但是 不应让这种审美趣味迷惑价值的理性判断。《水浒》中的李逵固然可 说有赤子童心,但弗洛伊德也指出,所谓的童心,远不是像一般人想 象的那般美好,它同样可以表现得非常凶残,因缺少成熟的社会理性 规范意识,蛰伏在潜意识深层的破坏性本能往往便毫无避忌地释放出 来,儿童虐杀小动物以取乐的行径即是,李逵纯粹为快活而杀人与此 不正相似吗? 所以,话头回到李逵身上,这黑旋风固然有天真烂漫的美学趣味, 但不要忘了,他的多出于生物本能冲动的行为多半是反文明的,蛮荒 的,强破坏力的,因此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将李逵 看作梁山耽于杀戮的凶险的破坏力量的象征,而鲁迅先生也早在《〈 集外集〉序》中说道:“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板 斧来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中去,淹得他两 眼翻白。”文革时,鲁迅先生《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一段关于 《水浒传》的议论,被无数人引用来骂《水浒传》鼓吹投降,但上面 《〈集外集〉序》中的这段,就只好全当没看见,因为实在不好解释 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怎么会对彻底的农民革命派李逵如此反感。 其实李逵哪里是坚决的农民革命派,他只是梁山人格中强悍而又 冲动的本我人格的体现,是个几乎不知理性的价值规范为何物的长不 大的孩子。所以一旦离开野性冲动大有用武之地的战场,为了执行诸 如搬请公孙胜这类任务进入城市这种文明的社会,他必得有一个外力 制约者如戴宗、吴用或燕青同行方可,此类描写便颇具象征意味。 同样,黑李逵对宋江那种格外的、特殊的忠心与依赖也可以从这 个角度来理解,深具“儿童情结”的李逵同样需要一个价值的标尺, 一个能确认他存在的意义的精神之父,于是他那颗天真的心灵仰慕了 许久的宋江终于在他的生命里出现了,试看李逵初见宋江时是何等的 狂喜,而宋江也是又送银子,又带李逵喝酒,对他那卤莽的行事一味 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 过瘾,便吩咐酒保专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 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这一切都和宋江初会武松时的意 味有微妙差别,宋江在柴家庄厚待武松,要出钱给他做衣服,又连着 几天带他各处吃酒,这并不是为了满足武松的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熨 贴武松那因柴进的慢待而受伤害的自尊,表现的确实如一个温厚的兄 长,而宋江初会李逵的那一日,那举止,那神态,却全如外公疼爱外 孙。这一日奠定了宋、李二人终生的情感格局。此后,宋江因题反诗 入狱,戴宗因受知府差遣进京需离开一段时日,李逵怕贪酒误了宋江 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寸步不离”,这是何等情 分,须知粗卤的黑李逵能做到这种地步也是绝无仅有,这只怕要比他 后来跳楼劫法场还难得多。再往后,二人一个说“他与我身上情分最 重”,一个道“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 宋江带数人元夜上东京时,曾对李师师戏称李逵是“家生的孩儿小李”, 难道这种玩笑也可移用到武松、鲁智深、大刀关胜身上?所以李逵对 宋江,既不是手足之情,也不是部属对统帅的愚忠,而是更近于儿童 对父亲的深深的依恋,宋江名义上是他的大哥、首领,而实际上,却 是这个具有“儿童情结”的好汉的永远的精神之父。[2] 不可或缺的宣泄功能——三说李逵 现在不妨再把李逵和宋江做为一组相对照的形象来看。 从最表层的社会意义来看,可以说李逵和宋江分别代表了反政府 武装中的两种倾向,李逵代表的是狂暴、猛烈、破坏力强的一面,宋 江代表的是温文、和缓的一面,这两种倾向,历来就共存于各反政府 武装中吧? 但是如果把观察视野再放宽一点,也许还可以再深开掘出些意义。 多翻一些中国古代小说,就会发现,这种“宋江+ 李逵”式的组 合,或者说这种“儒将+ 莽将”式的组合,在中国古代类似题材的白 话小说中是太多见了,如刘备和张飞,如岳飞和牛皋,杨六郎和孟良 或焦赞,秦琼和程咬金等等,现在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这种组合如此常 见? 在在下看来,这种组合体现了作品的两种艺术功能。 先看儒将(当然有些人如刘备、秦琼也称不上儒将,这里为行文 方便,先姑用这一词来概称)这一系列,宋江也好,刘备也好,岳飞 也好,杨六郎也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行事谨慎,理性,节制,对 既定的价值规范如忠义持认同态度,是中国式的榜样、楷模。象岳飞 这样的人,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忠臣,甚至还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时 代,他的行事都可称模范公民。这一组人物,体现的是作品的引导功 能,他们是作品树立给红尘众生的立世样板。 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心想招安的宋江、 被昏君勒死而不反抗的岳飞、受奸臣陷害而认命的杨六郎、明知道罗 成是给人害死而不敢多说的秦琼,如果作品中出现的全是这类忍气吞 声的中国式的楷模,列位看官读来那还不得给憋闷死?那怎么办?这 时就需要莽将这一系列的人物了,秦琼不敢骂唐天子没良心,让程咬 金来骂,杨家受了得势小人的窝囊气不好发作,那就让孟良连夜去杀 那小人,岳飞不便犯上反抗昏君,但牛皋可以造反,宋江老是念叨招 安,这在那个时代也不能说不应该但让人心烦,那就由李逵来叫喊夺 皇帝的鸟位,……不便由样板人物说的话做的事全交给莽将去说去做, 这样作品(包括说书这类口头艺术)在大体不冒犯忠义之类社会正统 价值的前提下,又能提供宣泄渠道,让作品的接受者通过代入式的审 美幻想,获得畅快淋漓的宣泄的满足。这些就体现了作品应具有的宣 泄功能的一面。 因此,李逵、张飞、牛皋、程咬金这类人物,一般不会是大部头 作品的第一主角,但他们却又实实在在是作品里不可或缺的异常活跃 的角色,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了这一系列的人物,这类作品便少了 一大半鲜活的生命。 喜剧趣味及其它——四说李逵 接着上面的话题要说的是,李逵、牛皋、孟良、程咬金这类莽将 形象又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喜剧趣味。 当然《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等不能说是纯粹的民 间文学,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极大程度地体现了下层民众的趣味,这 可以有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即看它们能否被改造成说书艺术,《儒林 外史》、《红楼梦》显然不能,而它们不但毫无问题,而且还多半益 见精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 等说成广义的民间文学也未尝不可。 而民间文学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十分强调趣味性,可以说 趣味原则是民间文学极重要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上述一类作品中频频 出现莽将一系列的人物,讲说它们的滑稽行事,也是这种趣味原则的 集中体现。在下少年时代颇听了不少评书,记得几乎每部书中(包括 “呼家将”“曹家将”以及“三侠剑”之类)都有这类角色,只要一 讲说到这类角色出场,那效果一定就好,听者喜笑颜开,不厌重复, 绝不会皱着眉头嘀咕“怎么又出来这么一号人物”。同样,新派武侠 小说大宗师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周颠、桃谷六仙之流也是莽将这 一系列的变种,他们也使作品趣味盎然,也没见谁计较这类人物在不 同作品中应否重复出现,以及他们的形象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有 多大的合理性之类。 为什么会是这样?说穿了也很简单:对趣味的追求,本就是人类 永恒的精神需要。 另外,和在下上面说的第二点“本我的象征”相似的是,有一些 人把水浒世界里的黑李逵看作宋江的潜意识的人格化,如夏志清先生, 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就说,李逵的叫嚣造反要拥戴宋江做皇帝, “道出了宋江强压着的想当皇帝的心声”,而宋江对李逵的喝斥,则 “似乎是在谴责自己内心那不可告人的部分”。夏志清的这一结论也 许是受金圣叹的启发,金圣叹在评改《水浒》时,一直就认定宋江是 满口忠孝心怀不轨的伪君子,而直肠直肚的李逵则常常将宋江那不可 告人的心事叫喊出来,比如一般的《水浒》在写到晁盖中箭死后吴用 等推宋江为寨主宋江谦让时,说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 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而到了金圣叹评改的《第 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李逵叫嚷的一句就变成了:“哥哥休说做 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你也肯!”这一改,是够毒的。三字之 差,意味全变,也开启了后人将李逵解做宋江潜意识的现代阐释思路。 再有,在下上面多采用泛文化视角分说李逵,对将李逵定为农民 起义骨干分子的说法不以为是,这并不等于判定阶级分析法毫无用武 之处。恰恰相反,在下以为只要循科学理性之精神,实事求是地从文 本出发,而不是理念先行,此法同样自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如欧阳 健、萧相恺先生于七十年代末所撰之《李逵论》(收入《水浒新议》 一书),以游民无产者的两重性分析《水浒》中李逵言行的阶级本质, 力抗“农民起义革命派”之权威旧说,客观、精当而有说服力,在下 十分感佩。珠玉在先,且阶级分析法究非在下所长,故此处藏拙,就 请列位看官多多谅解。 一句话,《水浒》是说不尽的,李逵也是说不尽的,在下才疏学 浅,“说不尽的李逵”便说到这种地步,就此收尾何如? 注释:1 对李逵“半神半兽”之考语,出自张火庆先生《水浒 传的天命观念——非抗衡的》一文,不敢掠美,专此说明。该文收入 龚鹏程、张火庆《中国小说史论丛》,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 2 分析李逵的本我人格,冯文楼先生撰有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 《义:价值主体的建构与解构——李逵新论》,陕西师大学报,1993.4, 本小节受教此文良多,诚谢! E-mail:sunyongjin@eyou.com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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