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改革风雷隐动(教师中心稿)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教育公平改革”风雷隐动(教师中心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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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二，在我市2005年初招工作会议上，市教育局副局长许十方说：一个区域的教育要发展，绝对不能只办好几所重点学校；解决“择校热”的根本出路在于：把所有的学校都办好。 “均衡发展”是解决很多教育问题的根本途径。“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和谐社会。”关注教育公平问题，一直以来就是许多社会有识之士对于教育充满责任感的表现。本刊本期特别编发《南风窗》著名记者陈初越先生的文章，期望读者通过阅读，对“教育公平改革”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2005年春，中国教育事业的地平线上，隐隐有风雷滚动。这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一百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颇感苦涩的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 早一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2005年2月，湖南省教委原党委书记朱尚同等5位教育界老同志，在媒体上联合撰文追问中国教育公正问题，文章发出了空前尖锐的质问：“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 2005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石》的短评，文章引用了新出炉的《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清华、北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滑趋势。作者评价：“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初衷？” 2005春天的“两会”，“教育公正”的呼声与建言不绝于耳。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武汉大学博导洪可柱领衔的31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春秋两季高考”的改革建议。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洪代表再次峻言“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和谐社会”！教育行政当局受的压力无疑格外巨大。教育部部长周济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要把教育公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同时，他也指出：“要改变现状，就要对教育投入、规划、政策做进一步改革，这不单单是教育部门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1、“三大不公”困扰教育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梳理人们当前对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种种质疑，大致有三大层面。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其次是国家名校招生指标对广大“外省人”的不公。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至于这一招生指标如何产生、循何标准，很多大学校长自己也解释不清。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等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但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今春“两会”上，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2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朱尚同等“湖南教育界五老”观察到，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这种假指标仍一年年由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二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三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简而言之，如此行径，就是“卖考分”3个字而已。不少家长还观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让“上线”人数多于最终录取数，由此产生了很大的“灵活空间”，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优先进入；至于“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流向，往往不是一般平民子女。近年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2、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三大不公”当头，无疑使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向上流动的障碍增大了。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三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十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学者张玉林以讽刺的笔墨写道：“近十年来，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可以前往‘新马泰’旅游，从而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富足和潇洒，无数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构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乡村教师这支在传统社会曾担当社会整合作用的力量，现在却向着“不稳定”的方向转化，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目前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学者陆学艺感叹。学者朱学勤也指出：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理应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进行亡羊补牢，尽可能补救前衍，怎能再人为继续扩大教育不公平现象呢？ 3、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所谓“一流高等学府”，上亿财政拨款往往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方式解决。€ 有调查显示，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我们不禁要问：是哪些制度性缺陷，造就了高教领域的不公平，使农家的孩子越来越难以考上大学，使外省青年越来越难以入读大都会的名校，使富家子弟总能变着花样混到文凭？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这种“教育不公”的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优先取向”的思路残余。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从而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此外，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所谓“一流高等学府”，上亿财政拨款往往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方式解决。这也就是说，为了造就堂皇体面的大学，其副产品可能正是乡村中小学的凋敝！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还有观察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和财政官员有种偏好，即人为制造“重点”。于是我们听说这样一种荒谬：一所普通中学不得不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0万元的正常运转需求；而它邻近的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款。与此相对应，在同一个城市，重点中学教职员工的收入，可能在相邻普通中学的五六倍以上。农村地区亦然。县里大部分高中教育经费通常投向一两所高中，力求培养几个尖子，几个状元，结果“树起一根杆，倒掉一大片”。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教育，不仅承受了城市给予的不公正，还将这种不公正的模式可悲地复制到自己体内。这一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呢？最大可能性就是教育资源的掌控者们倾向于让自家子女入读名校、重点校，便合力使“扶富削弱”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某省，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财政部门向一所重点中学每年多拨款50万元，以换取本系统子弟优先入学的机会。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农村劳动力广泛流动和城市化加速，这种偏袒城市居民、刻意制造学校等级的教育政策显然已失去现实合理性。对此，中国政府显然已有所意识，教育部日前表示，将把教育投入增加部分主要用于农村，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将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助学体系……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开端，但离问题的公正解决，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观察者指出：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喊了近20年，直到1998年底，教育部才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并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此后，全国陆续形成包括“3＋2”、“3＋综合”以及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等多种招生考试。但是，改革一直没有触及非议最多的招生指标地域分配不公平等重大问题。武汉大学洪可柱教授直言，中国现行高考制度仅仅具备形式上的公平，但实际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因此出现各省录取率和分数线的极大差异，加剧了地区之间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不利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和中西部崛起的国家战略。洪教授尖锐地指出，国立大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纳税的政府财政来维持的，理应对全民平等开放。而现在，一些大学以帮助落后地区培养人才为借口，搞分数线差异，“其真实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大城市的特权利益和小群体的特殊利益”。对中国教育改革历来存在的“虚幻性”，2005年元月毅然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辞去教职的陈丹青教授，在其辞职声明中有这样鞭辟入里的分析：近期教改种种“药方”，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然实行易，见效难，因西方体制背后的深层结构——学术自主、教育私立、市场机制等——中国无一具备，仅片面引进“教条”，一厢情愿强求，遂不免效颦画虎，两皆不似。而50年文化断层、教育滞后、行政结构尾大不掉、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并无本质改换，兼以“药、症”同体之效，诸般教条如急火猛药，过犹不及，尤添病源…… 有人将教育体制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显然，它已掩饰不了丛生的裂缝，也无法阻止多数人对此的质疑与抨击。 4、警惕扩散到系统末梢的腐败教育的腐败早已不仅存在于基建、招生这些较为明显的环节。有教育界内部人士指出，腐败早已渗透教材教辅的环节——对于逐利者来说，这里有一座超级大金矿。制度的缺陷长期没有纠正，自然滋生大量腐败行为。中国的教育腐败发现得较晚，而规模颇大。可以说，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把积累下来教育的不公正性推到令人难堪的新高度——它几乎扯掉了人们曾尊敬的那件斯文长衫。 2004年，教育行业名列中纪委调查报告中的“五大腐败重地”；河南濮阳县高考舞弊事件、中国音乐学院器乐系招生不正常事件、北航南宁招生“丑闻”……都使人深深担忧中国教育的公正性。研究者指出：一方面，由于历史沿革，从50年代起，中国教育一直在绝对垄断当中，不仅是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还是教育思想、教学内容都在严格控制之下；同时，由于财政来源多元化，令相对短缺的资源逐渐向特权阶层倾斜，使国家教育离均衡的目标越来越远。乱相包括中小学的乱收费和乱办学——所谓“兴趣课”，“特色班”，“名校办民校”，“二级学院”，无一不是大行蚕食公共利益。对高校来说，近年在招生录取、学科设置、物资采购、基建工程、干部聘任方面，猫腻也越来越多。显然，中国教育早就不是从前的“清水衙门”了。但相关的监督、制约措施却没及时跟进，使教育界对权力的制约落后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仅从一个小小数据就可以看出：据悉，中国不少高校，非教学的行政后勤人员竟然超过60%的比例。另外，大多人还忽视了，教育的腐败早已不仅存在于基建、招生这些较为明显的环节。有教育界内部人士指出，腐败早已渗透教材教辅的环节——对于逐利者来说，这里有一座超级大金矿。据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玺估计：每年全国中小学生在教材、教辅等项目上花费的钱突破1000亿元。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回扣率约为30%左右，如按此比例，每年有300多亿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任先生还指出，据报道，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但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应是5000亿元了！这一数字，足以养肥庞大的分利集团，并阻挠动真格的教育改革——这无疑是比5000亿元人民币贪污浪费更可怕的事情。 “教育腐败的实质在于权力失控。”《瞭望》周刊最近在探讨“陕西省3年倒下7名厅级校长”问题时，如是结论。而结合上述教材回扣的问题，更应予注意的是，虽然高官腐败夺人眼球，但最可怕的，乃是某种腐败气氛在整个系统内的弥漫，最后变成一种无形的、人人都默认的规则化运作。假如每个班主任、课任教师都进入“售书提成”的环节，成为进入教室的“零售终端”，并享受提成带来的好处，那么，所谓“师道尊严”何由确立？腐败就会进入整个教育生活的血管与神经末梢！所以，在笔者看来，阻击教育腐败，最关键还不在于阻击行为意义的个体腐败，而是要阻击可能正演变为规则本身的系统腐败——比“害群之马”更大的威胁是悄然流行的“马瘟”。阻击教育腐败的目的，不仅在于恢复教育的公正性，更在于恢复古老的“师生之伦”：教师的“束脩”应来自“传道、授业、解惑”的努力，至于销售教材与文具的“营业员工资”，则分文不应苟取！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回扣率约为30%左右。 5、让教育议题重返时代重心光人们向教育制度大声呼唤的，乃是一个崭新的“公共性格”，即公平地供给、公正地选择、公开地治理的新国民教育体系。 “教育公平”改革呼声急，其中有许多值得聆听、尊重和沉思的声音，发自广大的民间，发自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公民们的内心。 2001年8月，山东省青岛应届高中毕业生栾倩等3人起诉教育部高招生计划违宪。她们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包含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而教育部这一行政行为——根据地域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限定，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这一诉讼虽以栾倩等人撤诉告终，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随后，山东省宣布取消省内各地区的分数线差异——这是中国招生指标松动的开端。 4年之后，武汉大学教授洪可柱等31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改进高考制度”的建议，包含“取消地域指标，重点高校实行联考，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等一系列内容。建议公布后，深得广大民众支持，一时各地报纸纷纷辟出专版讨论。开春以来，还有更多温和或激进的改革呼声在积聚，在回荡。湖南“教育界五老”建议：在国家预算法中规定，国家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低于4%，并应严格规定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恰当比例；全国政协委员崔琳在今春“两会”上提议：农民工子女上学收费应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建议：大学应可分为国立、省立、市立，其中，国立大学向全国公平招生，地方高校可倾向当地生源。杨还认为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完全违反义务教育法，造成强烈的择校热，应该停止。保送生、特长生、定向生、国防生、三好生加分等政策，也都应予取消。以网上论政著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应从农村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广东民营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则认为，只有建立至少省一级以上的公共财政，实现教育财政划拨的整体均衡，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或者国民教育。呼声较高的教育改革吁求还包括： ——建立中央财政对经济困难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 ——行政部门只能按照《宪法》和《教育法》对学校进行投入和宏观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具体干预和谋利； ——改革高考方式和内容，压缩考试科目、天数，增加高考次数，推行能力考试，减轻学生负担，考试由民间机构组织，招生由大学自主； ——尽可能地利用社会资源办大学，取消在高考招生、政策扶持等方面对民办教育的歧视； ——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应在所在城市平等就学； ——立法规定社区参与义务教育学校的管理和监督…… 总之，人们向教育制度大声呼唤的，乃是一个崭新的“公共性格”，即公平地供给、公正地选择、公开地治理的新国民教育体系。 “教育的改革，关系到民族国家的深远利益，有理由发动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参与教育改革，吸收最大多数人的道德热情、聪明才智，共同铸造一个透明、法治的公共教育制度——和谐社会的理想就寓于其中。”洪可柱教授充满激情地如是呼吁。 “有教无类。”我们期待着“教育公平”运动的开展，让平等受教育权重返时代议题的重心。相关链接：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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