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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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境界　朱学勤中国思想界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学术分歧，已经引起海内外关注。到目前为止，双方分歧究竟何在？第一，对基本国情的判断。新左派朋友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必须批判这一现实。而自由主义一方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远没有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开放。第二，对社会弊病的判断。新左派认为，今天的社会弊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已出现过，是“西方病”、“市场病”，中国不能重演。自由主义认为，所谓“西方病”，恐怕源自中国文史教育对世界近现代史的歪曲与丑化，以及五四以来左倾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片面影响，这些负面因素整整一个世纪都没有得到有效清理，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受挫，这些因素进一步放大影响；至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弊病，更不能简单比附为外来的“西方病”、“市场病”，而是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甚至压制后者所产生的“中国病”、“权力病”。说到社会公正，在时间上，自由主义比新左派更早提出问题；在认识根源上，他们也挖掘得更深，指出这一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存在，如那时的特权阶层对私有财产的无偿掠夺，对社会公共财富的无偿占有，以及对不同意见的政治高压，都是这一体制在早期就已经产生的不公正，只是被毛泽东平均主义的虚幻意识形态所遮蔽；引进市场机制后，权力机制并没有变，而是借市场机制放大特权，寻找到更大范围的寻租空间，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腐败，以及社会公正问题的空前尖锐。我们不能把权力机制的账算到市场机制的头上，更不能以理论上的不公正掩盖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第三，如何解决社会弊病？新左派朋友认为，近代历史上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群众性大民主没有错，甚至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也没有错，应该挖掘其中的“制度创新”，拨转中国进入全球化的错误态势。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从法国革命起源的近代左派政治文化，经过俄国传播到中国，逐渐被发展为登峰造极的文革实践，这是一条历史的岔道，在这条岔道上，牺牲最多的恰恰是最初被动员的社会底层民众。改革提出彻底否定文革，引进市场机制，是向着世界主流文明艰难回归。只有把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在制度层面建设种种权力监督机制，宪政治国，才能既解决社会公正，又尽可能避免中国历史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以上诸端，关键在于新左派朋友提倡批判市场机制，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其它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的。一九九九年年五月以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令话语空间对自由主义更为不利，甚至一度变得险恶。我个人希望双方能互相尊重，在争论中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随政治风向转变而转变，坚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以维护理论探讨的严肃性。对国内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新左派朋友，我认为在说理讨论的同时，对他们的经历局限也应该予以一种同情性理解。文革是必须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在否定以后立刻封闭，不许研究，不许反思。现在的情境是，改革表面上以否定文革起步，但是每走一步都要遭遇文革幽灵的羁绊。今日新左派思潮的出现，是对文革简单否定的报应，甚至是惩罚。一些年轻的新左派朋友没有真正经历过文革却对文革产生“怀旧” 心理，确实应该纠正；但更应该批评的，是当年否定文革却又不许研究的禁令。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打开自己的黑箱，不打算彻底反省在这一黑箱里自身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民族一定是不会长进的民族。它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会不断遭到各种左倾思潮的冲击，今天有新左派，明天更年青的朋友也许会变成“新新左派”。这样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即使赢得尊重，也不会超过日本这样的民族，因为它在要求日本道歉的同时，对本民族的内部阴暗却采取了与日本同样的封闭态度。在新世纪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确有可能走进世界前列，但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却可能是令人担心的不可测因素。 http://www.xinsiwei.com/GB/2000/2/f-8.txt 敲门者的声音——为《十字路口的中国》而作朱学勤注：《十字路口的中国》为《中国的陷阱》香港版书名对于经历过80年代思想启蒙与文化讨论的这一辈人来说，何清涟的名字并不陌生。她在1988年所发表的《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曾引起社会普遍的注意。那时的思想启蒙集中于文化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由此形成无人不谈文化、无弊不归之于文化的时尚，至今流弊尚难成绝响。何清涟似乎很少受这种风气影响，她那本《人口：中国的悬剑》，直接刺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限制——人口与资源之比，使人在当时过于宽泛的文化讨论中猛然惊醒，开始认真考虑在那些什么都能包括但什么都不能回答的文化“根源”之外，还有更为切实的问题需要正视。此后，作者南下深圳，有过8 年学院外的经历与思考。在沉默了三四年以后，我们间或又能从一些思想界的前沿杂志上，看到她那些令人印象深刻且颇有说服力的国情研究文章。8 年以后，她又回来敲门。这一次敲门，她为中国的思想界带回了什么呢？首先应该感谢这本书所做的充分资料准备。在写这篇序言以前，我征求了能够接触到的经济学界朋友的意见，对她的思想持反对与赞成意见者各占一半。但有一点却很一致，那就是大家都对这本书的资料依据有公正的评价。其实那些资料并不神秘，在各种公开出版物中俯拾皆是，只是等待有心人去收集整理。何清涟凭她对社会转型问题的经验性体验，躬身采集这些在一般学者眼中看来“不登大雅之堂” 的“遍地荆棘”，坚持数年，终于为她的批判理论铺垫了坚实的统计学依据。这种从公开出版物中采集资料，依次推理的研究方法，结果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这工作过去也有人做过，那就是与何清涟同在广东的何博传先生。何博传的书名是《山坳上的中国》，正好与何清涟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前后相呼应。《十字路口的中国》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用大量资料数据和事实说明，中国各项旨在为民众谋求福利的改革措施在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操纵之下，引起的种种事后不良反应及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强烈呼唤思想界人士在研究转型期经济社会问题时，必须将人文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相结合，尤其是要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本书中提出恢复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 ——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含义，研究与国家资源有关的财富的分配问题，并呼唤在中国尽快建立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以便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设计合适的法律框架。在中国，经济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它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中国大陆的改革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课题，谁也不会否认它的经济实效，但是谁也都知道它的公开秘密：这只是一场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纯经济改革呼唤出“纯经济理论”，即这些年来经济学界人士所建构的单一经济学。这种单一经济学理论只就经济谈经济，似乎中国的经济结构没有任何政治细胞，是从一种经济结构朝着另一种经济结构的演变。而经验常识却告诉我们，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结构的产物。套用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形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来到世间，每一个细胞都滴着政治”。中国的经济学怎么会在一个早上就变成了只研究单纯的经济结构，只需就经济谈经济？不能一概否定这十几年内中国经济学界所做的种种努力，但是也不必讳言，回避中国经济结构的政治内涵而奢谈改革，有时确实象在编织“皇帝的新衣”，一口气编了将近20年。 19世纪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曾被马克思斥之为“庸俗经济学”，而他将自己创立的经济学派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创始者的勇气已经被他的后裔阉割殆尽，以致在谈论一种彻头彻尾来自政治设计的经济结构时，可以回避它发生学意义上的本来内涵，只围绕着它的经济外观打转。这种理论的庸俗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被马克思所抨击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却公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旗号。1996 年春天我在哈佛做短暂停留时，曾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论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理论现状，那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不谈政治的经济学取了一个尖刻的名字，称其为“No heart economy”，即“没心没肺的经济学”。“No heart ”不仅指明了这样一种经济学在理论形式上的空洞，而且还指出了理论持有者在价值立场上所持的虚无状态，实在是入木三分。仔细想想，经济制度及其经济运作方式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如中国这样具有其深刻的政治内涵？如果在中国这样的国度研究经济问题，都可以置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亦即“社会的制度环境”）于不顾，那么马克思当年的努力真是全白费了。与此相关的是对于改革代价的探讨。比如人人都切齿痛恨的腐败问题，很显然已经不是道德领域能够解释的问题，它是一种结构性腐败，是根源于特定体制、特定改革路径所产生的政治之癌。更可指责的是一部分学者不仅闭眼不看腐败对中国改革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还提出“腐败有理”，“腐败有利”论，将腐败列为改革所必需的社会成本，而且是最小的成本；腐败是以体制外经济资源赎买体制内权势的方式，它既能使体制内的权势者和平接受一场经济资源的转移，又能使体制内的僵死资源援接到体制外再生，重新进入扩大再生产过程；腐败的结果是新事物消解了旧事物，新体制消蚀了旧体制。何清涟这些年来职业变换频繁，这有助于她从各方面了解转型期所发生的现实。她根据自己在企业工作过的实际经验与深入调查，认为这种“腐败有理”论，至少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论。我注意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根据笔者多年来与不少局内人交谈而产生的调查体验，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大约是7 ：3 ，即每流失1 万元国有资产，其中有70％的资产要作为掩盖这种流失的”成本“，在无数中间环节流失、沉淀（其结果是刺激了黄色产业的畸型发展），那30％也还不一定能转化为国内的生产资本，相反倒是转化为国外的购买力，大量的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将来源不明的财产大规模地卷逃至国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腐败者贪污到手了3 万元，国有资产的损失绝对不是这 3万，而是要以10 万来计算。以此观之，腐败绝对不是成本最小的推动社会转轨的方式，相反是最消耗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数据。我甚至希望透露这一调查数据的局内人有夸大的成分。但在本书的第五章“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大量的数据却非常明白地告诉读者，这是在中国每天正在发生着的现实！每天流失1.3 亿国有资产，途中消耗将近一亿，最终抵达目的地的只有0.3 亿。这0.3 亿还并不投入扩大再生产领域，而是转移为黑箱操作的投机资金。如果说这是改革的“成本”，那么这样高昂的 “成本”早已远远超过了产出，这种“入不敷出”的“成本”是任何一种理性社会行都难以承担也不堪承担的。改革在这样的“经济环境” 中运行，很有可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已经被它的高价“成本”吞噬殆尽。也许正是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危机，何清涟才立意要将她的书名题为《十字路口的中国》。对于这些年来被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炒得火热的“公民社会”、 “中产阶级”等话题，何清涟同样鲜明的表达了她的不同意见：“这些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并断言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团体会进行努力建立法治社会秩序的人，全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想要消解的‘旧体制’，即极左型专制已不是转轨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因为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消解的就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一定不是知识分子天天在纸上型构的‘公民法治社会’，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 我是同意这一观点的。20年前，顾准先生在其遗著中已经指出，改革有两种前景，没有法制体系（指的不是“人治的法制”，而是指 “法治的法制”）保障的经济改革只会产生“意大利模式”，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部分学者在讨论“公民社会”与“中产阶级”这些概念时，满足于移植外来学理符号，却不正视每天在自己脚下发生的现实。问题不在于“公民社会”、“中产阶级”这些名词的抽象意义，而在于产生这些现象的历史条件。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公民社会”与“中产阶级”。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各种畸型的社会模式，畸型社会当然也有自己的认识价值，可以叫做“意大利模式”，也可以叫做“西班牙模式”，惟独不会有韦伯笔下的“中产阶级”或哈贝斯玛笔下的“公民社会”。如有之，那只能是知识界继80年代“文化热”之后炮制出来的又一学术泡沫。而学术泡沫层出不穷，与经济泡沫“交相辉映”，本身就是转轨期社会现实的一种映象。何清涟在书中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的话，呼吁研究者反思经济学的本质：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范畴。研究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其视野尤须扩展到经济学之外。并重申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告诫经济学同行的话语：用自然科学的专业思维来考虑社会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其实也是在呼唤人文学界的朋友帮助她突破“No heart economy”的围城，打赢这场论战。但是，人文学界能够支持她的资源实在有限。当浸淫于“No heart economy” 的人士在编织“皇帝的新衣”时，我们的人文学界也在编织另一些 “皇帝的新衣”，比如说至今不衰的“文化决定论”。她在呼吁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时候，而人文学界似乎正在朝相反方向上努力，竭力“脱贫致富”，解脱自己的人文特征，挤入“技术性的社会科学” 行列。她在批评经济学的“无心化”，而素以社会良心为职守的人文学界也在经历一场“无心化”的“改革过程”。所以我说这是一场 “围城之战”，她在突围，我们却在拼命挤进去，有一部分人已经挤入。在此情况下，何清涟对人文学界的期望会不会落空呢？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任何理论建构都是以大量事实分析为前提的。也正因为如此，这本奠基于实证分析之上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对经济学界是个挑战，对人文学界同样也是挑战。这一次她来敲门，门内有两群人，两群人都可能装聋作哑。因此，敲门者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可能要不断地敲，敲这扇禁闭的大门，敲这扇生锈的大门。 1997年1 月2 日于沪上世纪末思想论战：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在争什么？近几年来，中国大陆思想学术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引人注目。双方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病症开出不同的药方，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提出不同意见。“六四”后崛起的一代知名学者都卷入这场民间思想界自发的争论。然而，中国思想界的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背景，决定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相比，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在刚刚过去的千年末期，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和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激荡着中国大陆，也使得狂热的民族情绪泛起；自由主义的立场虽获得更多民间的认同，却苦于无从表达，处境困难。另外，奇怪的是，许多海外学成后回国发展的学者如崔之元、刘康等都投入新左派阵营，而在自由主义阵营坚持的却大多数是国内培养的土博士如刘军宁、徐友渔、朱学勤等。香港《开放》杂志十二月号发表署名米罗西的自由派立场的文章，介绍了这场思想争论的背景、双方的观点和阵容。文章说，新左派中不乏思想活跃的学者，如崔之元、甘扬，汪晖。他们最大的优势，一是大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二是有《读书》、《天涯》等两本杂志作为阵地。而自由主义方面则具有人才优势，如前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政治学学者刘军宁、北京社科院的徐友渔、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经济学家汪丁丁、政治学者王炎等人。在去年五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引发大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上海学者萧功秦和许纪霖也敢于“逆潮流而动”，公然亮出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自由主义的另一优势是与共产党内的民主派（比如李锐等），有著“天然的亲密关系”。文章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多艰。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西方传入的自由主义思想曾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风行一时。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感到失望的美国也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寄与厚望，将他们视为“第三条道路”的开拓者。然而国共两党经过长期殊死的政治斗争，共产党在大陆取得绝对胜利之后，自由主义被扫荡得一干二净。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共产党当局对资讯的封锁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使得许多人对自由主义不是不甚了解，就是充满偏见和恶感。即使是在世纪末，中国社会实行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呼吁政治改革和法治的时候，一些经过系统的人文学科学习，用现代的和西方的理论武装起来的青年学者仍然对自由主义充满误解。青年文学批评家王彬彬在一九九七年第二期《天涯》上发表的《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中说，自由主义只讲秩序，反对以革命方式改造社会，并且倾向于拥护独裁和专制。他用来证明这一论点的事实根据，居然是胡适在中国内战中偏向国民党。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主要发言者徐友渔立即撰文澄清这一误解。他认为王彬彬等青年学者喜欢简单地搬弄法兰克福学派创立的新马克思主义，忽视了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贯反对专制和独裁的事实。徐友渔解释说，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早期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了不少批评和反抗，并因此受到极大的压制。由于共产党当政后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篡改和垄断，大陆的普通读者无从了解这些情况。他还说，在国共对立中倾向国民党这件事上，胡适的考虑是 “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另一位自由主义学者储安平明白地指出，对国民党而言，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共产党执政，自由就是有与无的问题了。当今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在于对腐败根源的看法不同。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官僚政治的腐败现象，根子在于旧的垄断性权力结构。因此，他们强调个人自由和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而新左派则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从外国引进的资本主义故有的弊病与罪恶。在资本和市场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自由主义者对此反驳说，这种诊断是避实就虚，转移视线，因为当今中国的贪污腐化无一不是当权者在滥用不受制衡的权力违法乱纪，搞权钱交易。这和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完全是两回事。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正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武器。有人说，自由主义重视政治自由，比如强调言论自由，代表了知识分子本身的利益；而新左派重视经济民主和社会公正，替劳苦大众说话。对此，米罗西在文章中说，这种观点要么是误解，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歪曲。他认为中国当今自由主义者是第一批勇于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社会不公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造成中国社会特权阶级横行，劳苦大众逆来顺受的政治思想和体制根源作出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米罗西举近年在全球中文读者中广受欢迎的《中国的陷井》一书为例，说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体制和文化的反思。朱学勤、秦晖两位自由主义学者在该书前言中明确地阐述了他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看法。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在坚持市场经济和开放的同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而新左派认为搞市场经济是拥抱西方，是“资本拜物教”。他们主张搞“制度创新”，甚至宣称要发扬文化大革命的合理因素，对毛泽东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鞍钢宪法等陈年旧货表示出特殊的兴趣，把它们当成防止美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法宝。去年五月，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之后，中国大陆的反美狂潮和极端民族主义喧嚣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自由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无从表达，就连稍俱常识和理性的言论都受到围攻。米罗西的文章说，有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出现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表示担忧，立即就遭到批判和声讨。新左派在被中国公众冷落许久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次发泄的机会。甘阳在《明报》上发表文章，将质疑北京反美大游行中出现暴力行为的知识分子称作“败类”、“奴才”，说他们“随著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做的就要紧跟”。文章最后说，一九九九年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空间极为局促狭窄。这是令人对中国的未来前途不敢乐观的因素之一。对于当代世界格局，对于中美关系、台湾、西藏等问题，不持自由主义立场其危险后果十分明显。很有可能中国要么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进展缓慢，要么随著国力迅速强大而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关链接：作文素材		·语文课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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