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寅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论陈寅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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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境界　刘克敌内容提要陈寅恪的近代史研究，虽然没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却有其一贯的立场和独到的见解，并在其晚年的《寒柳堂记梦》中得到较集中的体现。他对甲午战后中国政局变动及其原因的分析，对于清政府内清流与浊流的分析，对于慈禧与光绪之政见异同的分析以及对戊戌变法运动的观点，都极有价值。关键词：陈寅恪/ 中国近代史/ 文化陈寅恪先生虽然以研究中古史闻名于学术界，并坦承自己不敢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但他对于中国近代史实际上也是有其独特见解的，鉴于目前人们对此了解和重视不够，有必要在此作一简要评述。一、综观陈寅恪对中国近代史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他对慈禧太后的评价，认为近代中国的多次事变与劫难，那拉氏实要承担主要责任，而关键在于其未处理好种族与文化关系。此点之前半部容易得到认同，但后半部似乎没有引起重视：清咸丰之季年，太平天国及其同盟军纵横于江淮区域。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文宗走避热河，实与元末庚申帝之情事相类。然以国内外错综复杂之因素，清室遂得苟延其将断之国祚者五十年。凡此五十年间政治中心，则在文宗孝钦显皇后那拉氏一人。……综观那拉氏一生之行事，约有数端：一，为把持政权，不以侄嗣穆宗，而以第承大统。后取本身之侄女强配德宗，酿成后来戊戌、庚子之事变。二，为重用出自湘军系统之淮军，以牵制湘军，遂启北洋军阀之一派，涂炭生灵者二十年。三，为违反祖制，信任阉宦，遂令晚清政治腐败更甚。四，为纵情娱乐，修筑园囿，移用海军经费，致有甲午之败。五，为分化汉人，复就汉人清、浊两派中，扬浊抑清，而以满人荣禄掌握兵权。后来摄政王载沣承其故智，变本加厉，终激起汉人排满复仇之观念。陈寅恪此段可视为他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近代变革的基本观点，不可忽视之。首先，他对慈禧的评价是十分准确的。因为在一个专制政权下，个别统治者的决策会直接导致国家、民族命运的转折，强调此点并非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陈寅恪的这段论述，概括了他对清朝灭亡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清统治者对外没有处理好与列强的关系，导致列强步步进逼；对内则没有处理好满汉关系、特别是上层官员中的满汉关系，导致种族之争。二者合起来看，仍然为忽视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本来，乾、嘉之后的汉族士大夫，已经认可了清朝这一异族（相对于汉族）统治的合法性，又在文字狱的恐怖下，转而搞纯粹的考据之学。少数跻身于统治集团的汉族文职官员，也是真心为王朝效力的。但到了光绪年间，慈禧等仍然视汉人为异己力量，不敢放心地重用，而搞什么分而治之（如对曾国藩、李鸿章等），过于强调种族之分，忽略了此时满汉在文化上的认同感，反倒引起了满汉之间的冲突，无疑是自取灭亡。第二，是其对于中日甲午之战中国何以战败原因和戊戌变法及其夭折原因的研究。陈寅恪利用自己掌握的丰富资料和过人的学识，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看法。首先，陈寅恪认为清廷统治者的腐败和昏庸愚昧是导致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这在前面所引一段中说的很清楚，其承担主要责任者就是慈禧。其次，陈寅恪以为当时清廷上层士大夫主要是清流与浊流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国家命运来搏个人之间恩怨及意气之争，这种派系之争在被慈禧利用后，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这又与文化和党派问题有关。陈寅恪指出：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但其所言，实中孝钦后之所忌。卒黜之杀之而后已。……总而言之，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但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陈寅恪以为，对于李鸿章在甲午之战中应承担之责任，其实很简单，不在于他是战是和，而在于怎样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当时中国军队徒有虚名，其战斗力实不堪一击，对此李鸿章是最清楚不过了。陈寅恪曾引吴渔川《庚子西狩丛谈》及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有关记载论述此事。然而李鸿章明知战则必败，却仅以慈禧之意旨为决定，又在翁常熟等逼迫下，强开战事，其结局自然可想而知，所以陈氏父子才对李鸿章不满。黄秋岳对此评论说：“ 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京，亦无以自解也。 “ 倘李鸿章能坚持立场，中方当不致于如此大败。从陈寅恪父子的观点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近代中国历史上，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的成败，不能简单地以主战或主和作为评价历史人物是否保守的标准。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大大落后西方列强的情况下，每一次的战争虽然正义都在中国一边，但每一次都必然会以中国的失败结束，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而求和表面上似乎是投降主义的做法而不得人心，但却可能换来中国的暂时喘息，延缓和避免了民族灾难发生的进程。真正对国情和民情了解的人，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而决不能意气用事，成为历史的罪人。二、又如对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陈寅恪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甲午之后，言变法维新实际上有两种观点，一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一派以郭嵩焘、陈宝箴为代表，二者在如何变法，变法的实际内容等方面均有分歧。倘若后者在当时能被采纳，也许历史会是另一个样子。当然，历史无法重演，却可以从中汲取教训。如今我们更应思考的恐怕还是为什么康有为的观点被接受了，（不仅是光绪接受，慈禧在最初也并非不赞成变法，见下文。）这与中国文化传统又有多少联系？试看陈寅恪的论述：……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宵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范肯堂在为陈宝箴撰写的墓志铭中，也曾提及陈宝箴只喜康有为之才而不喜其学。康有为在挽陈宝箴的诗中也有“ 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 之句，均可说明康与郭、陈等之观点确有分歧。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所依赖的理论根据，大致来自两个方面。在西学中主要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接受，在阐述社会发展的动力时已能注意到竞争法则，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亦即进步）的而非倒退或一乱一治的循环，且全人类的发展进程和大趋势是一致的。各国历史的不同，只是发展阶段的差异，最终会走到大同。这实质上已经是其公羊三世进化说的来源。同时，由于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主要是在自然科学方面，遂误认为实证科学可以解决哲学问题，这对于其思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他们认为，既然承认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则向西方学习是必然之举，晚学不如早学，学一点不如学彻底。学习什么，自然首先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其次是西方的社会制度。但他们也注意到在中国不能立刻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所以还要回过头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途径。于是，通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撰写，康有为完成了对传统经学和道统的改造，而这种改造显然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的气息。经过重新解释的孔子居然被说成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开创者，孔子遂成为康有为实行其变革的有效工具。这就为康有为扫清了变法的障碍，也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或同情。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学习西方，竟然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官员的支持，说明它与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因素有关，对此笔者曾撰专文分析，此处不赘。不过，有必要分析一下康有为个人的性格特征对其从事学术及政治活动的影响。据梁启超介绍，康有为实为一性格极度矛盾或有双重性格倾向之人：先生为进步主义之人，夫人而知之。虽然，彼又富于保守性质之人也。爱质最重，恋旧最切，故于古金石好之，古书籍好之，古器物好之，笃于故旧，厚于多情。其于中国思想界也，谆谆以保存国粹为言。盖先生之学，以历史为根柢。其外貌似急进派，其精神实渐进派也。…… 先生者，实最冒险最好动之人也。尝又甲乙二人论戊戌维新事。乙曰：康有为亦寻常人耳，其所建白，吾皆能知之，能行之。甲曰：然则君何为不为？乙曰：难也。甲曰：知其难而为之，此康有为所以为康有为也。以梁启超跟随老师多年的经历和梁启超个人的学识，他对其老师的评价应当是比较可信的，至少可知康氏无论思想还是性格，都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不可简单的指认为激进还是保守等。而郭嵩焘比起康有为来，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无疑要深刻得多。在那个时代，他可以说是较早意识到在中西对抗中为何中国屡屡失败的原因的一人。他认为：西洋负强争胜，怀乐战之心，而用兵具有节度。其发谋常在数年数十年之前，而后乘衅以求逞犹不遽言兵也。挟其所争之势，曲折比附以为名，常使其气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挟，是以事先有预定之略，临变有必审之几。以彼之强，每一用兵，迟回审顾，久而后发。其阴谋广虑，括囊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利导之，祸有所止，而所发明之奇巧转以为我利用厚生。……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诸公，懵焉莫测其所由，先无以自处。主战愈力，自处愈穷。一将之能而晏然自以为安，一战之胜而嘎然据以为喜，以当小敌不足，况若西洋之气方盛而势方强者乎？彼固无倾中国之心，何为激之使狂逞也！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比他的同时代人更能认识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已非昔比：“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因此，在彼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除了放弃闭关自守的态度，正确处理对外关系外，更应痛下决心，实行变革，方能不致有被外来强敌打败的可能。何况在郭嵩焘那个时期，西方列强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传教与通商，通过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而非瓜分中国，中国更应抓住这一时机，立即着手变革，否则，时不我待，待大局不可收拾之时，则悔之晚矣。但在变革进度方面，则应考虑到中国实际，只能渐变，不可求速成。为此，郭嵩焘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略，即不仅要进行物质层面的变革，也要进行社会运行机制方面的改革。要大力兴办西学，了解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要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不仅要有官办，更应注意鼓励发展私营工商业，因为只有民富才能国强。此外，必须把了解中西方的不同国情作为救国之根本，他已意识到西方的发展得益于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长期徘徊不前，统治者不了解下情，更不了解西方，这是最危险的。可惜他的主张不但未被采纳，本人反倒被指责为“ 卖国” ，其悲剧结局令人感叹不已。与郭嵩焘相比，陈宝箴属于更务实、强调实干的一类人。作为巡抚，他有机会实践郭嵩焘屡屡提议却从未得以实行的许多变革措施，何况他的行动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上至皇帝，下至同事及下属的支持。所以，在当时湖南成为维新变法的热点地区，其兴新学、办报、开矿等措施，影响深远，尤其是出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对于陈宝箴，不仅曾国藩有很高评价，郭嵩焘亦然。他认为陈宝箴“ 所知多他人所不知。及历之事，又见其渊然悱恻之发，求当于物而后已，其行之也，甚果以决。久之，而君所治事，群湖南之人信而服之。又久之，承望君之名，则亦莫不顺而从之。所谓知仁勇三者，学素修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达。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作也，充乎其气而不慑也。陈宝箴之性情行事，确如郭嵩焘所言，即以创办时务学堂而言，陈宝箴从筹划到反驳王先谦等人的谬论，其所表现出的气度和远虑，都是令人赞叹的。他在其子陈三立的协助下，与黄遵宪、梁启超、江标、熊希龄等共同努力，在短时间内就使时务学堂名声大震，成为培育变法人才的中心，对此陈寅恪有充满感慨的回忆：丁丑春，余偶游故宫博物院，见清德宗所阅旧书中，有时务学堂章程一册，上有烛烬及油污之迹，盖崇陵乙夜披览之余所遗留者也。归寓举以奉告先君，先君因言聘新会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本末。先是嘉应黄公度丈遵宪，力荐南海先生于先祖，请聘其主讲时务学堂。先祖以此询之先君，先君对以曾见新会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弃梁。先祖许之。因聘新会至长沙。当时梁启超正在上海办《时务报》，黄遵宪、江标遂致函《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要求让梁启超去长沙，仍可“ 遥领报事”. 汪氏与梁此时正为办报方针闹矛盾，梁启超正欲脱身，遂于1897年11月初来到长沙，并立即投入时务学堂的筹办工作。就在梁启超赴湘之前，他与康有为等人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变革的一次讨论，可能对他们后来在时务学堂的教学指导思想以及在戊戌变法中的举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据史料记载：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同。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矩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穴，力请于南皮。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当时时务学堂的授课方式，除讲学外就是令学生自学做读书札记，然后梁启超等教习为其写批语，其中颇有不少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之语。如提及废除跪拜之礼、开议院、改朔易服等，发聋振聩，影响广泛，再加上《湘学报》上不时刊登的言辞过激的文章，自然引起湖南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其代表人物是王先谦、叶德辉等。本来这些人与梁启超等私交甚好，梁氏初至长沙时，均与他们有来往，他们也非人们所认为的是极端保守派，而是对西方文化相当理解与欢迎的开明人士，事实上时务学堂之设立最初正是王先谦提议的。王先谦等与时务学堂师生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康有为之公羊托古改制学说不满，更对某些师生宣扬的反清、反帝制、开议院等过激主张不满，遂上书陈宝箴，斥责梁启超等是散布谬论，误人子弟的乱臣贼子，要陈宝箴严加整顿屏退此辈。陈宝箴据理驳斥，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从陈宝箴父子方面讲，他既要维护时务学堂，又并不完全赞成梁启超等人的过激之言，因为如此只能招致更多的反对，对变法没有什么好处。这也可看出他们与康梁等人的分歧。大体上陈氏父子与张之洞、郭嵩焘较为一致，主张渐进。（而在陈氏父子中，大致陈宝箴比其子三立稍嫌急进，但无大差异。）不过就变革方式而言，他们反对托古改制，而是主张借鉴西方经验进行变革。在具体操作上，陈氏父子主张不可只将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而应劝引慈禧太后赞助改革，因大权仍在她的手中。否则帝后对立，母子冲突，矛盾激化后，大局将不可收拾。为此他们力主让张之洞进入权利中心，因慈禧太后对张一直有好感，推荐杨锐，即为此计划之先导也。在此应当弄清一个问题，即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慈禧此人。她是否对变法一点也不赞同，而如以往所认为的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呢？三、中日甲午之战后，当时除极少数顽固守旧派外，事实上朝野上下均已意识到中国的变革已刻不容缓，问题在于如何去变。当时，在华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或代表他们本国政府的意见，或纯属出于个人观点，纷纷发表文章，试图影响中国的变革进程。比这更早，19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传教士认为，中国的变革，“ 行之太骤人将有议其非者，必也从容不迫，思得善法而徐徐更之。既不骇人听闻，复可新人之耳目，斯为善变之法也。” 到了九十年代初，他们仍坚持认为 “ 盖天下事操之以急则难，受之以渐则易。” 应当指出，这些建议自然不无为他们本国利益着想的成分，却也的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甲午之战爆发后，外国传教士密切关注战争进程变化，战后又广为搜集情报，自然是为本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提供参考，但也有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的良好愿望。对于中国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是“ 不当战而战” ，欲速则不达。若因此能唤起朝野上下励精图治，从事变革，中国则大有希望，但万万不可因此而走急进之路：“ 至若变法而不便于民，尤不可操切以图，致酿他故，而反让蹈常习故者流，籍口于决不可变之谬说，遂类于因噎废食也”. 可惜，外国传教士的意见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清廷的不少官员与他们有密切往来。在那些大臣们看来，传教士的意见只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泛泛之谈罢了。不过，陈宝箴父子的意见似乎受到传教士的影响，他们与李提摩太等人早已有往来，对此陈寅恪曾有诗作提及。事过数十年后，陈寅恪在谈到中日甲午之战时，其意见仍如当年传教士的观点，这是颇令人深思的。特别是在那时，主战派为帝党，反战派为后党，陈氏一家何以会有如此看法呢？其实，对于慈禧，外国传教士倒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并不以为慈禧是真正的顽固派。在变法期间，他们一面兴奋地表示支持，一面又不断提醒维新派不要操之过急：“ 特别要他的维新派朋友们记住，有必要把变法的影响施加在慈禧太后身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太后会象皇帝一样转变过来的。” 平心而论，慈禧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却并非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顽固不化，根据现有材料，只要不是推翻清朝的统治，只要不削弱自己手中的权力，慈禧对于变法倒是支持的，而这与康梁的主张并不矛盾。事实上，甲午战后，慈禧也逐渐认识到了变法的重要性，对于康有为的思想她从整体上也是同意的。1895年五月，康有为的第三书送至光绪手中，光绪派人给慈禧看，慈禧“ 留览十日，二十六日乃发下。” 可见慈禧是极为重视并表示同意才发下的，不然她完全可以留中不发。正因为此，光绪才将康之上书发至各省督抚，并据此颁发了具有变法内容的《举人才诏》等。此外慈禧对于变法的态度可从百日维新前夕看出，当时光绪面见慈禧，慈禧主动告诉光绪：“ 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 后来，光绪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进后览，“ 后亦称其亟切，第戒第毋操之过蹙而已”. 正是由于得到慈禧的支持，光绪才下决心立即实施变法。在变法期间，慈禧还向光绪表示：“ 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类似材料还有，不再一一列举。总之，慈禧的态度是明确的，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富强且不会削弱清朝统治（也即不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利）的变革，都可以实施，但不能操之过急。因此，后来慈禧发动政变，则一是因为康梁已有“ 围园杀禄” 之谋在先，二是她对变法过程中日益激烈的方式感到不满，如光绪断然裁撤了京师一些闲散衙门，用意虽好，却使“ 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事实上，对于帝、后之间的分歧以及他们对于变法的态度，即使在当时，无论是维新派还是保守派，都已有人看的很清楚。如王照评论说：” 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 陈夔龙也说：” 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 上述二人，一为维新派，一为荣禄死党，然对慈禧的见解却惊人地相似，可见说慈禧与光绪之争主要为权利之争而非政见之争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令人遗憾的是，王照等虽曾把自己的建议告之于康有为，但康并未采纳，而是仍然“ 坚执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为万不可造就之物。” 今天看来，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等的确有急于求成的缺陷，这从他在短短百日内就发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谕旨这一点既可证明。其根源恐仍与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失误有关，更与康梁的实用主义倾向有关。如此之激烈改革，自然会引起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仅就此而论，戊戌变法并非什么改良，而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其中甚至还有实实在在的刀光剑影，已有史料证明康梁等当时的确有“ 围园杀禄” 的计划。康梁等人希冀“ 挟天子以令诸侯” ，尽快实施他们的变法纲领，其动机虽然良好却不免过于天真。且对康有为而言，也不乏借机博得盛名的个人考虑，对此陈宝箴早有看法，曾在给光绪的奏折中指出：“ 臣抚该员（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徒观其所著论说，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若再能心术纯正，操履廉洁，尤属体用兼备。” 我以为，研究戊戌变法问题，重点并不在于为何康有为的方式行不通，而在于为什么他的思想最后被光绪以及一些大臣接受了？因为他的托古改制其实是很幼稚的思路，陈寅恪曾讥讽为“ 支离怪诞，可谓‘ 神游太虚境’ 矣”. 可惜，恰恰是这种思路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倾向和康有为对外来文化缺少基本理解的事实。仅仅看到中国需要变革，这只是第一步，而如何变更为重要。不能说康有为等人不了解国情，那么，他的急于求成只能让人理解为有迎合光绪之意愿和满足一己私利的成分，无怪乎陈氏一家对其有所不满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戊戌变法之所以最后走上康梁所设计的激进道路，其原因之一在于当时朝野上下均有大难临头之感，认为中国之亡在即，渐进之法已是远水难救近火，所以对康梁的主张，颇有无论怎样，先试试有无效果再说的想法。要么不做，要么快做，这就是当时包括光绪等人在内的思路。要么保守顽固，要么追求速变，慈禧对列强的态度也是如此。她曾想借义和团攻打列强使馆以出气，后又对其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事实上，西方列强早期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是经济方面，直至19世纪末，列强并无吞并和瓜分中国的实际计划。而恰恰是中国方面的一次次内外政策的失误和僵化保守，使列强逐渐产生了中国已日趋衰亡、可以分而食之的想法。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只有采取守势，以暂时的退让换取时间，争取国家的变革和人民的富强。但愈是危机时刻，愈要防止急于求成而不顾一切的做法，郭嵩焘、张之洞和陈宝箴等人正是看到此点，才主张稳步缓行。事实上，即使到了庚子事变时期，西方列强限于种种原因，也并未有真正瓜分中国的计划，而是主张继续保存清朝的统治制度。自然，这出于它们要更有效地控制中国的目的，但这一事实已经说明，中国文化传统有它的特殊性，对其采取强硬手段不如尊敬它和利用它，所以列强在最后也并未让光绪来取代慈禧，显而易见，它们认为在如何使中国避免出现混乱方面，慈禧比光绪更有经验。对慈禧而言，在经历了如许事变后，她对中国的或者说对清朝的前途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她执政的最后几年，所采取的变革措施，其大胆与彻底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例如，二十世纪初清朝政府已经允许新的利益集团的出现，放宽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开始把公共事务交由公众讨论等。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人们的思想有了惊人的发展，在戊戌变法时被认为是过于激烈的康有为，此时已被人们认为是保守了。总之，“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清朝的历史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 此言可能多少有些夸张，但在本世纪初，清朝的确表现出有可能中兴的迹象，说它是回光返照也好，垂死挣扎也好，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在一个日趋衰败的统治体系中进行适当的改革，即使不能促其再生，至少也可以延长它的生命。如果清廷早一点进行改革的话，它本来可以不会这么快灭亡的。所以，今天再看郭嵩焘、陈氏三代人的思想，就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远见卓识。作者简介：刘克敌，男，（1956- ），山东郓城人，1997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晋升为教授，现为山东科技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学术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以及学术思想史研究。联系地址：山东省泰安市山东科技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邮编：271 ０19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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