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中杨二嫂是反面人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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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同 

《故乡》里杨二嫂这个人物,人教社编写的《教学参考书》是这样说的:“作者对她身上的各种恶习是取批判态度的,所以用了漫画的笔调,绘其形,摹其声,然而作者对其处境也是同情的。”根据这种说法,杨二嫂似乎是个反面人物。对这样一个人物,究竟应该怎样认识? 

其实,杨二嫂和闰土一样,“二十余年”后,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她“终日”坐在豆腐店里,可见她原是很本分的;人们都叫她“豆腐西施”,这只能理解她生得标致,别无它义;至于“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更不能理解为她本人有什么过错。可“二十余年”后,她却变成“细脚伶仃的圆规”,竟“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还借口有功,拿走了“我”家的狗气杀。不难理解,杨二嫂这种变化和闰土的变化一样,也是那样的社会造成的。作者写杨二嫂和闰土不同的变化,显然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当时的农村日益衰败、日趋破产,从而揭示出广大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社会根源。可见作者塑造杨二嫂这个艺术形象,意在映衬闰土。 

闰土是个农民,他深切地感受到生活非常“苦”,“却又形容不出”;他对小时候的好友,二十余年后由于意识到身分不同,竟称呼起“老爷”!杨二嫂是个小工商业者,她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虽不像闰土那样深,但她却看到了统治阶级荒淫无耻,讨三房姨太太,坐八抬大轿;她甚至悟出了一条规律:“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尽管这是她出于误会“我”而说的)。表现出她对不平的社会现实,敢于泼泼辣辣、无所顾忌地控诉,这却是老实巴交的闰土所不具有的性格。可见杨二嫂这个人物,又是对闰土形象的补充。 

闰土与“我”之间,以及杨二嫂与“我”之间,都存在着深深的隔膜,尽管其隔膜的情况不同,但都使“我”受到震撼——觉得“四面有着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 

当然,作者对闰土这个人物完全是同情;对杨二嫂这个人物则是“哀其不幸”,既同情,又鞭挞,但决不是作为反面人物来刻画的。 

从作品的结构来看,写杨二嫂分明是为下文写中年闰土作铺垫。杨二嫂的形象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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