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和“竟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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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批评较为深刻的,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由于其代表人物袁氏三兄弟系湖北公安人,故得此名。

  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著有《袁中郎全集》;其兄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著有《白苏斋集》;其弟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著有《珂雪斋集》。《明史》皆有传。

  公安派对七子复古有较深刻的批判。袁宏道指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也”。(《雪涛阁集序》)他还说: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摸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

  这些议论都是很深刻的。在批判拟古的同时,三袁还曾提出诗文应以表现“性灵”为主的主张。在上面这段文字之前,还有这样的话: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倾刻千言,如水东注,今人夺魄。其间有极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这些议论,也是很有见地的。

  公安派的代表作品是袁中郎的尺牍、游记等杂文小品。这类作品最能表现他们的闲情逸致。例如中郎的《孤山》一文有云:

  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我辈只为有了妻子,便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

  又如《与何湘潭书》有云:

  作令如啖瓜,渐入苦境。此犹语令之常,若夫吴令,直如吞熊胆,通身是苦矣。

  有妻室,作县令,在作者看来,都有苦处。只有作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才得自由闲适。作者有些山水游记如《雨后游六桥记》、《满井游记》等,都是追求闲适的作品。

  但袁氏兄弟的文章也不尽如此,例如中郎有《监司周公实政录序》、《送江陵薛侄入觐序》诸作,便是关心天下治乱、而且反对宦官专政的。

  与公安派同时稍后的竟陵派,也是反对诗文拟古的。其主要人物有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因为他们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被称为竟陵派。他们的文学主张,大体同于公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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