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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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词网 中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随着北宋王朝的建立而结束。宋太祖把军权、财权收归中央。用文臣知州事,在诸州设通判来掌管军政民政,在各路设转运使来掌管财权。选各道精兵送京城充禁旅,使武将不专领军队。这样的方式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地方势力不能同中央对抗,但同时也削弱了国防力量,使石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在今河北和山西北部),还是归属辽国;使西北大片地区(包括今宁夏、陕北以及甘肃和青海等的部分地区)归属西夏。宋对辽和西夏的战争,屡遭失败,屈辱求和。到金兵南下,攻破汴京,北宋灭亡。南宋诸大将奋力抗金,掌握兵权,志存恢复。可是高宗、秦桧屈辱求和,收回诸大将兵权,杀岳飞,也是贯彻太祖收回军权的国策,只保存了一个偏安局面。直到蒙古军南下,南宋灭亡,使宋代成为一个备受屈辱的朝代。这点在宋代文学中有强烈的反映。 宋代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宋代文学的特征 北宋巩固中央集权,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劝诸大将“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上层官僚地主广置田园,过着沉迷于歌台舞榭的生活。又优待文臣,除俸钱禄米外,又有职钱和职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记·宋制禄之厚》)。又广开科举,宋初进士,依唐旧制,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放进士几500人,比旧制多20倍(王□《燕翼诒谋录》卷一)。宋的疆域小于唐,“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费疏》)。这也使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有更多的可能进入仕途,可以过着酣歌曼舞的生活。这跟宋朝的经济发展有关。宋初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增加农户。农业有了发展,工商业更得到空前的发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武林旧事》记南渡后临安(浙江杭州)的盛况。宋代都市的繁荣,造成广大的市民阶层。歌楼舞榭,盛极一时,“瓦子”中表演技艺的场所空前繁荣。这都是宋代词和话本发展的重要条件。 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让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对地主阶级士子采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既尊朝廷,又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变为罗织之经”(《四库全书总目》),适应宋朝的加强思想控制,跟着产生“正统”理论。司马光论正统,称“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通鉴》魏纪黄初二年),强调思想统一,宋代道学家又提出“道统”,在散文创作上又有“文统”的说法。道统、文统都推本于韩愈。这又成为宋代的古文革新运动的社会背景。 宋代文学中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愤慨国势削弱,外族侵凌,怀抱破敌立功的壮志的,早在苏舜钦的诗里,就有《庆州败》一类的诗。稍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陆游、辛弃疾等多数作家的大量作品里,更充满着爱国忧国之情。而到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等作家的诗文里,这种感情就更加强烈。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学所没有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感染着后来的读者,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特色。 词这种体裁,从唐末到五代,配合燕乐,作为歌楼舞馆的唱辞,所谓“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欧阳炯《花间集序》),用翠羽轻绡来比,指出当时的词,风格和语言要求轻靡。又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同前),写柔靡的恋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连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楼舞榭中都在唱词,这种轻靡和绮丽的词盛极一时。北宋晁补之说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李清照称词“别是一家”(《论词》),除了词要合乐外,主要指词的内容和风格都与诗不同。到了苏轼手里,以诗为词,到了辛弃疾手里,以文为词,打破了词和诗文的界线,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从而使词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随着都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壮大,适应市民需要的各种娱乐活动纷纷兴起。周密《武林旧事》称临安有瓦子23处,最大的一处有勾栏十三个。其中“说话”的,以小说、讲史最受人欢迎。吴自牧《梦梁录》称小说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迹变泰等类。还有“讲史书”,讲历代史传战争兴废之事。说话的底本称话本。说话在唐代已经出现,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的话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为话本的主角。话本由说话人用当时的口语和浅近的文言词语来讲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刻画人物,运用性格化的语言,胜于过去文言小说里记述的语言。 北宋提倡古文,继承韩愈《原道》的道统说。韩愈论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开提倡古文,他在《应责》里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里隐约含有道统、文统的意味,但柳开讲的道没有新义,且所作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而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运动,所讲的道,不限于以儒家的仁义为道,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认为应从关心百事中求道;用音乐作比,不仅要知道“八音、五声、六代之曲”,还要懂得“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书梅圣俞稿后》),即要有所自得。这是他扩大了对道的认识。韩愈的古文,有提倡“文从字顺”的一面,又有主张“沉浸浓郁”、追求词藻、用险难字的一面。欧阳修的古文,避难取易,力求平易畅达,开一代风气,加上追随者的响应,就使宋代散文的发展不同于唐代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欧阳修的散文不取韩愈的散文奇险浓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诗文革新运动时期的诗,却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又有取于他的炼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诗以风神情韵为主,宋代革新时期的诗人,要求有自己的风貌,发展以议论为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曹学□《宋诗选序》)。在命意新上,宋诗人创作了富有理趣的诗,构成了宋诗的特色。宋人“以才学为诗”,用古典成语来表达情意,成为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个特点。这样,宋代的诗文具有不同于唐代诗文的独特风貌。 宋代加强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尝下诏禁文体浮艳。议者谓是时馆中作《宣曲》诗,‘或谓颇指宫掖’”,“赖天子爱才士,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酬唱集》)唐朝人写诗来讽刺本朝史事、时事都没有事。杨亿、刘筠等在被信任时,写了“颇指宫掖”的诗,就被诏书借“文体浮艳”为名而加禁止。夏竦罢枢密使,范仲淹等执政,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歌颂进贤去佞,孙复说:“子祸始于此矣!”由此招来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后差一点被发棺,并使石介子弟受连累,很久羁管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诗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点,即被逮捕下狱,几乎被处死,世称“乌台诗案”。宋代表面上对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宽大,在思想上则注意控制,当是宋诗在讽喻兴寄上较唐诗逊色的原因。从此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就编织成一张“文网”,历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这张网愈收愈紧,终于发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规模迫害。 北宋前期文学 宋初文学,元代方回《送罗寿可诗序》称,“宋□五代旧习,诗有‘白体’‘□体’‘晚唐体’”。仿效白居易体的有王禹□,他也提倡杜甫的诗。倡“□体”的为杨亿、刘筠等的《西□酬唱集》,效李商隐体,以《宣曲》诗讽刺宫掖,被下诏禁止。效晚唐体的有九僧(见“惠崇”)、林逋、魏野等人,用清淡的风格来写幽静的隐居生活,都受到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这时期的宋诗,还是模仿唐诗,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到梅尧臣起来,他的诗用思深远,风格平淡,虽作近体,而存古意,“意新语工”,苏舜钦跟他并称。苏舜钦的诗,笔力豪俊、超迈横绝,好作古体,内容多结合当时现实。欧阳修学韩愈的以文为诗,又受李白诗的影响。但韩诗矫健,欧诗舒畅,风格不同,这时开始显出宋诗的特色。 北宋初期的散文,仍袭五代浮靡的文风。柳开倡言“革弊复古”,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等观点,但他的文辞不免艰涩。继柳开之后倡导古文的有王禹□,他主张“传道而明心”,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强调文贵乎“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语言平易近人。此后提倡古文的有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穆修访求校正韩柳集,提倡古文,尔后为尹洙。尹洙通知古今,为文简而有法,再后为欧阳修。尹洙称范仲淹《岳阳楼记》为“传奇体”(《后山诗话》),不满意他的描绘景物用辞藻及对偶。欧阳修不反对偶俪,所见较广。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对“道”与“文”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平易畅达,有情韵之美,开创了一代文风。他奖引后进,在他周围,团结了曾巩、王安石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人,使宋代散文有了空前的发展。 北宋前期的词,代表作家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等。晏、欧的词主要是小令,多写闲情逸致,词风则承袭五代,受南唐冯延巳影响尤深,但基调有所变化。晏词趋向雍容淡逸,和雅温婉;欧词较为疏宕俊朗,深挚清丽。柳永是北宋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词人。他的词长于铺叙,不避俚俗,以白描的手法,极写都市繁华和悲欢离合之情。“尤工于羁旅行役”,且多以同情态度描写伶工乐妓的生活和愿望,发展了词体,扩大了词境。但也时有下笔率易、迹近淫靡之病。这一时期以小令著称的还有宋祁、范仲淹、晏□道等。宋、范均存词不多,前者有一些佳句流传很广,后者在内容上有重要突破;塞垣风光,戍边情怀,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确是俯视群流,独放异彩。晏□道是晏殊的幼子,与其父合称“二晏”。所作多数是对往事的低回追忆,感伤惆怅,委婉深沉。这一时期的慢词作家还有张先。其词与柳永齐名,但才力稍逊,长于炼句而短于炼意,词风偏于纤巧冶艳,意境不高。 就北宋前期的文学说,在欧阳修领导下的诗文革新运动已取得成功,宋代的诗歌和散文,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唐代诗歌和散文的风貌。北宋前期的词,以柳永的创作长调最为突出,显示宋词比唐五代词有了新的发展。 继承欧阳修的古文创作理论的是曾巩,他称“畜道德而能文章”,认为“畜道德”“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寄欧阳舍人书》),又称“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南齐书目录序》),这就本欧阳修对道和文的看法作了阐明。他的散文,平正通达,委曲详明,在艺术性上次于欧阳修。王安石的散文,内容深刻,辞气峭折,具有不同于欧阳修的风格。他在《上人书》里要求“自得”“资深”,加以“左右逢源”,所以他的文章深刻透辟,曲折如意。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工于刻画,善于议论,罢相后退居钟山所作刻画景物的诗,精工明丽,为人所称道。他在修辞上的特点,就是借用古语来表达情思。由于他博极群书,“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所以造成“以学问为诗”的风气。他的词所作不多,但像〔桂枝香〕“登临送目”,写金陵怀古,已经是以诗写词,不过影响不大。王安石在诗文词的创作上,都有杰出成就。 北宋后期文学 北宋后期继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的运动,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在诗歌的创作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打破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开辟了词的境界的也是苏轼,苏轼是北宋最杰出的大作家。 苏轼继欧阳修起来,在完成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方面,发挥了更大的更全面的作用。欧阳修讲的道是关心百事,有所自得。苏轼讲的道,如学潜水的“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日喻》),是在生活实践中有所体会,才能“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为辞达”(《答谢民师书》)。其实苏轼的所谓“道”,在概念上和儒家道家以及宋代程朱的所谓道都有不同,更多地偏重于生活体验,从生活中获得创作构思。他会运用“博喻”,用丰富、新鲜、贴切的比喻,来表达这种口未能言的体会。他的创作,“如万□泉源,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文说》),既有深厚广阔的生活体验,又有“随物赋形”的形象表现手法,显示了北宋最杰出的文学成就。他的散文,论辩滔滔,气势雄壮,纵横变化,汪洋恣肆。他的赋,象《前赤壁赋》,是叙事、描绘、哲理的结合,情韵相生。他的小品,富有诗情画意,有丰富的想象力。他的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才情奔放,曲折变化,无不达之意。“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他的词,打破了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风格多样,有清新俊逸的,有刚健豪放的,给词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完成了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 苏门四学士是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四学士外还有陈师道也极有名。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陈师道是江西诗派中仅次于黄庭坚的作者。黄庭坚主张“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这是把王安石、苏轼等的以学问为诗的实践发展而建立的一套理论。他“搜猎奇书,穿穴异闻”来引用“陈言”,显示他的学问;这种“陈言”是用来“陶冶万物”的,所以他的诗是有内容的,也表达了他的感慨和激情。对黄庭坚,论者毁誉不一,但他的主张和诗歌作品在宋代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师道初学黄庭坚,后来改学杜甫。他表达切身体会的五言古诗,写得极为朴挚。张耒的诗较多地反映人民生活。秦观的词有很高成就,“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倩丽之桃李,容犹当之有愧色焉”(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跟苏轼的词不同,是当时婉约派词的杰出者。当时著名词人还有贺铸,他的词□丽中有清刚之气。 稍后的著名词人有周邦彦。他精通音律,创作了许多新调。他的词“多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在当时和后代都为人推重。李清照《论词》“乃知别是一家,要“协音律”,又称“晏(殊)苦无铺叙,贺(铸)苦少典重,秦(观)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她推崇的别是一家大概即指周邦彦的词,协音律,讲铺叙,较典重,有故实,这代表了当时的看法。李清照的词,是婉约派的正宗,工于抒情,用白描的语言曲折地表达深挚的情意,姿态百出。她南渡后的作品,经历了国破家亡的苦难,流露了极为凄苦的感情。这时期她的诗歌,又充满爱国激情,具有豪迈猷劲的风格。 南宋前期文学 经历了北宋覆亡的“靖康之难”,激起了南宋诗人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但时代的剧变,迫使诗人抛开江西诗派“取古人陈言”的写法,写出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这时期取得杰出成就的是陆游和辛弃疾的作品。稍早于陆、辛的诗人有陈与义,“建炎间,避地湖峤(两湖五岭),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宋诗钞·简斋诗钞》)。他的身世漂泊与杜甫相似,他的诗也转向杜甫学习,学到杜诗的音节宏亮,风格沉著。“中兴四大诗人”,“尤、杨、范、”并称。尤袤的诗大都散失。杨万里的诗,自称“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诚斋荆溪集序》)。他从生活中抓住一点感受就写诗,这就摆脱了江西诗派的以学问为诗的规范,作出活泼自然的诗。只是他的爱国感情不够强烈。范成大出使金时所作72首七绝,表达了北宋亡国之痛,反映了遗民盼望恢复的心情。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对农民的疾苦有了深入反映,胜过以前的田园诗。这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陆游。陆游的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体会生活的隽永滋味,熨贴景物的曲折情状;另一方面是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解救沦陷区人民,悲愤激烈。他在诗和词里都表现了这种精神,在诗里更为突出。陆游的散文也很有成就。他的论文、记叙,不少贯串着爱国感情。他的《入蜀记》,写景、议论、抒情,均极为生动。 辛弃疾是南宋前期最杰出的爱国词人。他在词里充满了洗雪国耻的豪情,写出了壮志难酬、国势衰落的悲愤。他在苏轼以诗为词后,“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拉杂运用”(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以文为词。他的词有纵横奔放的一面,又有□丽纤绵的一面。这时期的辛派词人,有陈亮和刘过等人。陈亮词笔力矫健,气势豪放。刘过词有豪气,多壮语。陈亮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宋史》本传)。还有叶□的散文,多论时事,独抒己见。“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水心集》)。 南宋后期文学 南宋后期文学,由于宋金媾和以后,经历一段相对安定时期,爱国主义的歌声逐渐衰退,格律派词人兴起。这一派,以姜夔为最著名。“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格调较高,音调和婉。他的〔扬州慢〕写“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反映了一些战乱的感叹,但缺少爱国的激情。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表达了一些忧愤。他以咏物词著名,工于刻画。姜夔替他的《梅溪词》作序,称为“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花庵诗选》引)。吴文英的词,在修辞协律上用力,过于雕琢,不免晦涩。周密的词,讲求清丽,曾和吴并称“二窗”(周草窗、吴梦窗),词风相近,但周并不象吴的晦涩。他选南宋词为《绝妙好词》,代表了雅正派的观点。张炎的词,表达南宋亡国后的凄凉哀怨。他研究声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张炎的词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以朱□尊、厉鹗等人为代表的浙派词人,就是推崇他们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极推重他们,称:“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又称:“张玉田词,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南宋词人,也得到清代词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词相当的,有四灵派和江湖派的诗。“永嘉四灵”,学晚唐贾岛、姚合的诗,凄清幽咽,境界太狭,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灵派影响的诗派,其中最著名的诗人首推刘克庄,他在学晚唐体的诗里面填嵌成语典故,可是还不能摆脱晚唐体的格局。 南宋末年,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度发扬,有反侵略的忠愤,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也有遁迹山林宁死不屈的孤高。象文天祥的《指南录》和《指南后录》中的诗文,刘辰翁表现亡国之痛的词,汪元量表现忠愤气节的诗,以及记录亡国之痛的《越州歌》20首,谢翱的血泪文《西台恸哭记》,构成了宋代文学的强烈尾声。 宋代文学还有白话短篇小说的话本和平话,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话本是适应市民阶层的壮大产生的。它反映了城市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下层妇女的生活,以这些人为话本中的主人,塑造了各种人物,具有性格化的对话,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运用接近口语的白话。它适应听众陆续到达的需要,在正式讲故事前有诗词或其他简短故事组成的“入话”,用韵文来对人物或情景作描写,全文用诗词作结束。宋代话本赞美妇女对爱情的追求的,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公案故事的,有《错斩崔宁》,暴露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写侠盗故事的,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赞美宋四公等劫富济贫、惩罚为富不仁者的侠义行为等。 这种话本成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对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有深远的影响。平话讲历代故事,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大宋宣和遗事》,对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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