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吴晗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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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可怜的吴晗先生,我估计读者马上就会同意说:先生确实可怜。他崇敬毛泽东一辈子,最后却惨死在毛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化革命”中。因为写了一些于世有补的杂文,却和邓拓、廖沫沙一起,成为“文革”开刀祭旗的牺牲品。亲爱的读者,你所理解的吴先生的可怜,虽然不能说有错,但我说的却不是这个。 我听说的,是他作为文化精英,却做了许多愚蠢亦堪称可怜的事。为说明问题,这里姑举两例:1953年,已经出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遇上了要拆除朝阳、阜城等有数百年历史的城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的牌楼。按常理,作为知名的史学家,且又居于主管官员的位子上,完全可以从保护历史文物的角度阻止事件的发生。可料想不到的是,吴先生不但积极支持拆除,还担任了向群众和有关人士解释的任务。于是就理所当然地和文物保护专家梁思成先生发生了争论。吴和梁都是大学问家,两人平素的交情也不错,梁还是吴十分崇敬的老兄(梁长吴8岁)。一开始,吴说之所以要拆这些建筑物,是因为要改善首都的交通状况。梁认为吴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无知之谈,两个人的语言交锋便激烈起来。谁知,作为小弟弟的吴,便以高官的姿态压梁,严厉地批评梁:“你是个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成高楼大厦,你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的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可言!”对梁先生来说,他根本没有想到,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竟说出如此外行的话,且盛气凌人,简直叫他难以接受。想起过去的友谊,面对今天对方的无理与轻慢,梁先生竟气得当场痛哭。两人争论之后,那些城门、牌楼,很快就被拆除了。 如果说拆城门、牌楼,吴先生以高压态势和强横的口吻批评了梁先生,虽然令人齿冷,还可以说是为了工作的需要;那么在“反右派”中吴的表现,就不能单纯用工作来解释了。“反右”一开始,吴就以战斗的姿态,“冲杀”在最前线,既写文章又发言,都表现得异常积极。特别是对罗隆基的揭发,不由人怀疑到他品德的缺失。罗解放后说过如下的话:“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却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公允讲,罗的这话是不恰当的(也不够准确),多多少少反映出他某些近乎牢骚的情绪。但若就此而得出反党的结论,实在是无限度地给人上纲。更何况,罗的话是私下里和朋友聊天时说的。然而,吴先生却把罗私下说的这话公开在揭批“章罗联盟”的场合。这种给人落井下石、罗织罪名的做法,说轻点是行为缺失,说严重点就是踩在别人的身上为自己邀宠。如果说在“反胡风”、“反右派”中一些人发觉上边已把自己视为异类而极力想“冲”出来,遂搜罗一些事以表示自己的清白,虽然摆脱不了道德的有损,但考虑到当时“高天滚滚寒流急”的那么一种环境,后来人还可对其表示谅解的话,而吴晗先生就不属这种情况了。他虽然也是民盟的领导成员之一,但和“章罗联盟”没任何关系,也不是他们的密友。他对罗隆基的所谓揭发,纯粹是主动而为,纯粹是为了表明自己是“紧跟伟大战略部署”的左派。 可怜,在我国是个多义词,一作怜悯、同情解,如白居易《卖炭翁》中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吴晗先生因为“三家村”冤案致死,很值得怜悯和同情。但可怜也作惋惜讲,如陈与义《邓州西轩书事》诗:“瓦屋三间宽有余,可怜小陆不同居。”吴晗先生作为一个著名学者,本应好好做学问,著书立说,可他却热中于进官场,且在官位上做了与其学养、人格相癥牾的事,成为人生历史上的污点。想到这里,我为他惋惜。 (屈超耘)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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