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孔融及其作品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教师中心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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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迪实验中学 张松多 孔融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说他典型，是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共性。他的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他的悲剧命运，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此，他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悲剧不仅属于那个时代，也属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本文试就孔融的作品和有关孔融的散见史料对孔融的一生作一浅析，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 一、刚直不阿，不畏权贵 孔融是儒学开创者孔子的二十世孙，享有家世的威望，这在注重门第，注重正统的封建社会里，是相当了不起的资本，孔融自己对此也引以为豪，这种“高明曜云门，远景灼寒素，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所体现出来的优越感和中国知识分子最足以自命不凡的卓越才华结合起来，构成了他性格中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的一面。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属，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 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这“言无阿挠”和“投劾而去”的不俗表现无疑是两幅绝妙的人格写照，将其刚直无畏的灵魂作了坦诚的淋漓尽致的展示。另外，《后汉书•孔融传》还记载：在黄祖劝“融有所结构”时，“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以此推知，孔融决非趋炎附势的利禄之徒，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要别人与自己的政见不合，即使权势再大，他也不肯屈膝卑顺。但需要指出的是，孔融后来又依附了曹操，确切些说是依附了汉献帝，这与孔融的初衷并不违背，而且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须知，孔融一生要立志匡复汉室，在当献帝征他为“大匠”时，他不可能辞而不就，况且在审时度势之后，他认为“安刘氏天下者”非操莫属，所以在《论盛孝章书》中就说：“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显然，匡复汉室是他们合们的政治基础，一旦这个基础发生动摇，孔融对曹操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同曹操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为了达到最终使曹操更弦改辙的目的，他不惜处处为曹操设置障碍。在曹操颁布禁酒令后，他立即炮制了一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 “故天垂酒星之象，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彘卮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非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属原不哺糟啜醴，取困于楚。” 在这一段里，孔融将偶然说成必然，将表象说成实质，甚至将毫不相干的两件事扯在一起，无情地嘲讽曹操。 曹操看后，曾就此书作过专门训答，孔融又再次作书申辩： “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令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为戒也。” 看起来，孔融有“故意捣乱”的嫌疑，他对曹操禁酒的用意，再清楚不过，可偏要故意发难。实际上，这是他在特殊环境下采取的特殊的斗争方式，是将“肚子里的半口闷气，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地吐他出来。” 我们且不论他的主张正确与否，但就他作品中体现的斗争精神看，其不畏权贵的禀性是明显的。可以说，这种禀性一直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早在建安初期，他看见“操雄诈渐著”，便“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显示出非凡的胆量。就在他最终无法见容于曹操，即将被曹操杀害时，仍发出了“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的慨叹，重申了自己绝不肯向权贵屈膝的崇高节操。 二、忧患意识 远在生命之初，忧患就与生俱来。远古时代，人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征服自然，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想不到的灾难随时都会降临。初民们的忧患意识，正是严酷的客观现实在他的心灵上投下的阴影。中国古代传说中氏族首领几乎都以夙夜忧勤的形象出现。到了春秋时期，墨子摩顶放踵，孔子栖栖惶惶，凡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流派，都带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感情倾向，尤其是儒家不仅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忧患意识，并且对之加以理论的概括，我们读儒家的作品，总能感觉到一种沉重的忧患感。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作品中的忧患意识是强烈的，具体表现在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上，屈原是这样，汉朝的贾谊是这样。孔融也不例外，他在《六言诗三首》其一中着力描写了董卓滥施淫威，搞得朝臣惊恐不安，百姓忧伤悲戚的情景：“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尽管其忧患意识并不十分强烈，但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那种深沉的爱国爱民之心，正因为有了这种爱国爱民之心，他才能够正视百姓的苦难，进而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在《六言诗》其二里，他主要写了自己对曹操的眷恋和思念，但同时也描绘出了汉室官员在郭、李为非作歹的形势下所产生的忧愁愤懑之情，并希望曹操早日归来，以平息动乱，表现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关注。 三、政治参与意识 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儒家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的积极入世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态。孔融自然也不曾例外，他早年就有“举兵曜甲，与群贤要功”的雄心壮志，其作品也具体地流露出这种“欲匡国步，无忝家声”的理想：“吕望老匹夫，苟为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独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杂诗》一）尽管他的积极入世是想振兴衰亡的东汉王朝，并以此彪炳史册，带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但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积极的。 更为可贵的是，孔融不仅有建功立业的壮志，而且能够积极把握机会参与政治管理。 汉献帝刘协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他被举为北海相，有机会独执一方时，立即“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充分显示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勤奋。刘协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他在被张晓用二十万众兵击败以后，仍然毫不灰心，继续收集失散民众，“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举贤授能，想以此达到实现理想的目的。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后，征召孔融为“大匠”，后迁少府。这时，他不再单独在外执掌政权，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政治家的抱负和使命，仍然以进谏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对一切自认为不合理的现象，他都积极上表进谏，他的《与曹公书》、《与曹公啁征乌桓》、《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等虽不是一时之作，我们也不管其动机如何，但它至少可以证明，孔融对政治的参与是积极的，一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件事中得到证明：在曹操“雄诈渐著”，明显地表现出军事独裁的野心后，孔融不失时机地“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以限制曹操的势力。 四、成功的儒家，失败的道家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的时候是儒家，在失败的时候是道家。我们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影响最深，在开始涉世时，他们都踌躇满志，大有“达济天下”的宏愿。但由于种种原因，仕途受挫后，便感万事皆空，转向“清静无为”了。这同样符合儒家“独善其身”的人格理想。 孔融早年“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的志节无疑是受了儒家的影响，“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更是他鄙夷道学的表现。这时，他才高气盛，对人生抱有幻想。而到了晚年，由于有志难伸，加上他和曹操矛盾的急剧恶化，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无意识的，是人生不得志的必然，尽管我们不能笼统地归他为道家，但我们也得承认，他的思想中已经有了道学的成份。他在被曹操杀害之前所发出的“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的无可奈何的悲叹，便是最好的见证，这在他的早期诗作和文革中是不可能看到的。 五、悲惨的结局 在封建社会里，独裁专政是其极其残酷的，统治阶级总希望臣民逆来顺受，而知识分子偏又不理会这一套。因为他们本身是一支较为进步的社会力量，因此比统治者更能接近人民，更能同情人民，更能反映人民的苦难，因而也就想通过政治参与，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抱负。这又是统治阶级最忌讳的，这样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命运结局的悲惨性。 孔融一生铁骨铮铮。傲岸不屈，始终不把权贵放在眼里，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参与政治，无情地抨击朝政，曹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潜忌正议，虑鲠大业”显得坐卧不宁。对曹操来说，孔融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敌人，日益威胁着他的独裁统治，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公元208年，孔融以“违天犯道，败伦乱理”的罪名被曹操杀害。实际上，所谓的“败伦乱理”无非是孔融与称衡的“跌荡狂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瓯中，出则离矣。”就这段话他还是因袭王充《论衡•物势》的话说的。但被曹操用来，罗列为可置孔融于死地的罪名，不过是借此诛灭异己，以保全自己的专制统治。真实情况就象孔融在《临终诗》中所说的“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他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自己悲剧命运的根源，而且一语道破了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遭际。 总结了上述几点后，我们不妨再看看几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命运： 屈原，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以其光耀千古的《离骚》抒发了自己爱国爱民的感情。他一生在为楚国的富强奔走呼号，没有人比他更爱国，也没有人比他更具有忧患意识。正因为如此，他才受到了邪恶势力的打击。致使政治抱负无法实现，最终沉死泪罗江水。 曹植，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才华横溢者，他渴望“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具有崇高的政治抱负，表现了积极入世的思想，但最终，由于生活的种种苦闷，进入老庄境界，直至郁郁而死。 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争，遂酣饮以为常。”一个满腹经纶而又有崇高志向的名士因为环境的过于惨酷而纵酒放达，一生除写诗作文之外，没有任何贡献，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嵇康学识渊博，人品高尚，尚奇任侠，但也由于钟会谗于司马昭，而被司马氏杀害。 陶渊明更是处在政治黑暗、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交织的时代，他少年时有过雄心壮志，希望建功立业，但后来，却归园田居，信奉老庄哲学，打发残生，这是可悲的，却也是幸运的，他因此而保全了性命，否则，他和孔融是同一个命运结局。 相关链接：学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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