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难以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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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境界 程映虹

    1968年八月,当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

时,凡西尔克是个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不久,当他拍摄他的毕业

习作时,他拍了一部叫做《不速之客》的短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晚上,当一对夫妻正在做爱时,一个陌生人闯进了他们的卧室。

丈夫赶不走这汉子,于是他跑到邻居家求援。但他很快就发现:每个

人家都同时闯进了这麽一个赶不走的不速之客。

    这部电影的寓意实在太露骨了,因此当然没能通过审查,而且胶

卷还被没收。

    凡西里克被逐出电影学院,不准从事任何电影工作,只好找了一

个在医院做勤杂工的活。

    20多年后,共产党的统治在捷克瓦解了。凡西里克从内务部的档

案里找出了自己那部短片的胶卷,捷克电视台马上向全国播放。这部

片子还被送到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参展,并在德国的奥本毫森电影

节上获奖。

    凡西里克成了捷克的文化英雄,当上了电影电视工会的主席。

    然而,这个反极权主义的斗士在获得自由后却觉得前途茫茫。他

说:“过去我总认为一旦摆脱了共产主义,生活就变得充实了。”但

实际发生的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他觉得幻灭:“我们发现电影文化

正在受威胁。在一个象捷克这样的小国,电影离开了国家的津贴是没

法生存的。我现在可以自由地去西方,那是一些富裕而舒适的社会,

但那里的人并不需要真正的文化。他们只要娱乐。我担心当捷克或迟

或早富裕起来的时候,人们也会对真正的文化没有多少兴趣。我甚至

担心市场的独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独裁。”

    瓦西里克的幻灭不是个别现象。匈牙利小说家格奥尔格。康拉德

告诉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过去人们书架上放的是诗歌和小说,

现在他们只看录相带和MTV.”

    以前小说褪歌集可以销出数万甚至十万册,这些现在都成了不可

想象的天文数字。

    此外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影响了阅读方式,在极权制度下,人们没

事可干,报纸和电视枯燥乏味,人们便围着火炉读书,现在到处都是

娱人耳目的文化产品,安心读书便是累人的活计而不再是消遣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文化人都觉得幻灭,所有的书籍都印不了上

万册。恰恰相反,很多年轻作家靠写一些被认为是浮浅或者不正经的

故事一夜成名,西方的通俗作家,如斯蒂芬。

    金和佛雷德里克。福西斯的东西也在这里畅通无阻。康拉德说:

“现在有两个文化:精英的和大众的。当人们能够在托尔斯泰和福西

斯之间选择时,他们会选择福西斯。”

    除了大众文化让这些精英文化人感到不满甚至恐惧外,极权主义

的垮台还剥夺了他们另一个特权和愉悦。过去他们以斗士的形象和极

权主义作战,或是对被禁止谈论的题材旁敲侧击,或是在作品中巧妙

地插入一些政治讽喻,和审查官玩猫捉老鼠的戏,引得街谈巷议。

波兰电影导演和剧作家卡平斯基说:“当时生活是如此灰暗,人们都

在文化生活中寻求发泄。他们读书,分析最新的电影、戏剧和评论文

章。每一个人都认真看待这些东西。”因为只有在这些东西里才透露

出一点真实。

    如果当局对某个作家展开批判,这就意味着他成了民间的英雄,

他的作品也就成了地下阅读活动的热点。因此,在什麽能说什麽不能

说的时代,创作是一种冒险和刺激,好比戴着镣铐跳舞,自有其乐趣。

而现在,“当你什麽都能说时,你还能说什麽呢?”

    这些文化人的空虚还来自于年轻一代对过去历史的淡漠。1989年

以前,波兰导演瓦达的每一部打擦边球的作品都会引起全社会、尤其

是年轻观众的兴趣,每本电影都可以有上百万的观众。而现在,当他

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现历史时,一部片子能有两万观众就算是成功的了。

年轻人宁愿光顾西方电影和轻喜剧,历史悲剧有点象鲁迅笔下祥林嫂

的唠叨,引不起多大的兴趣和同情。瓦达叹息到:“观众变了。在年

轻人眼里,战争、占领、甚至团结工会都成了过去。”

    也许更糟糕的是,这些文化人发现随著国家包办制的结束,他们

面临的问题也和普通人一样是失业和自己想办法养家糊口。例如,捷

克的巴兰道夫是最大的国有电影厂,60年代新浪潮电影运动中出尽了

风头,1991年时体制转换中要改为私营,2300雇员只留600 人。

    别的报社、出版社和剧团也大同小异。对于那些被裁掉的文人

来说,在市场上挣扎求生不但一点也不比冒险打擦边球轻松,而且也

没有那种刺激和成为公众焦点人物的满足。文化精英们斯文扫地,变

得和引车卖浆者流没什麽不同。

    难怪许多曾经呼吁结束国家垄断制度的导演和作家,90年代初却

成了反文化机构私有化的先锋。他们最有力的理由是;东欧民族的文

化传统只有在政府的保护下才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幸存。

    这就是自由的难以承受之轻。一个人能否真正承受得起自由,不

在于他是否曾经为自由而斗争,而在于当他获得自由后,能否承受他

人在托尔斯泰和斯蒂芬。金之间作选择的自由,能否承受甩掉国家的

拐杖走向劳动力市场的自由。那些刚刚从意识形态的独裁下解放出来

就惊呼“市场独裁”的文化精英,实际上是没有想到在自由制度下他

们会变得如此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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