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抄书的回忆(网友来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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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平 回想我几十年的读书生涯，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用一种很笨拙的方法，那就是抄书。近日在一次查找资料的时候，无意中翻检出当年十余本原始的手抄本子，我都被自己早年强烈的求知欲望、认真的学习态度、顽强的治学精神深深感动了。 重新浏览这些手抄本，内容大致包括诗词、成语、熟语、古今散文、民间故事、专著目录、报告文学等方面。抄写时间从1972年至1986年的十四年间。现在看来，这是我从13岁到27岁间求学经历的最忠实的记录之一。从学历层次看，是从初一到大专毕业。 最早的手抄本，是我叔父给我的一个空白的笔记本，小32开，薄薄的牛皮纸封面。封面上有“运动笔记”、“革命”等字样，以及叔父姓名的汉语拼音，都是他的笔迹。拼音十个字母，错了三个，例XIE拼成SIE，EN拼成EH，调号也标错了地方。扉页上写着“诗词集子”、“一九七二年至……”等字样，是我的亲笔字。这个140页的笔记本，我抄满了139页，共计167首诗词作品。 这些诗词的内容极为显著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如《第一课》：“初秋的朝霞呀红似火，我们肩负阶级的委托，来到增城中学上第一课。我们上的第一课啊，不是坐在校内课堂，而是干在乱草丛丛的山坡。”这是典型的开门办学的缩影。有一首民歌《人民公社十大好》，其中一节是：“人民公社第四好，农村大把工业闹；社社办起大工厂，出铁出钢出肥料。”与当年大报大刊的宣传口吻完全一致。上初中时，我们每学期要安排一两周时间，到偏远的农村去，与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并协助他们写家史、村史，歌颂新社会的幸福生活。有一首《下乡访问》是这样写的：“老贫农的讨饭蓝把旧社会的苦难装满，党支书的治山图铺开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画面；老大伯的批判稿似一支支利箭，民兵营长的敌情薄展现出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当时初一学生还是“红小兵”，有抄书为证：“红小兵，学理论，党的教导记心上；马列真理映红心，字字句句闪金光。”与今天美军在伊拉克的境遇相映成趣的是，手抄本的第33页上有一首《美军十大怕》：“一怕去越南，不愿把兵当。二怕天气热，中暑眼发花。……十怕遭奇袭，机毁人也亡。”对参与越战的士兵极尽嘲笑揶揄之能事，令人捧腹。 今天看来，上面这些所谓的诗都不过是抽象生硬的政治说教，什么诗意，什么意境，全都不沾边，唯一的价值就是成为了解当年历史的书证。 一九七九年二月有个手抄本，名为《诗、词、散文集》，与前一本已迥然不同。这是自己用16开白纸装订的一本抄写簿，上面三枚书订已完全生锈，下边的两角大部分已起皱褶。里面抄写的第一篇是清代薛福成的散文《观巴黎油画记》，第二篇是现代作家柳嘉的散文《珠江抒情》。接下来抄录了很多诗词，现代诗词有陆向苍的《水调歌头·向科学文化进军》，李门的《浪淘沙·读周总理〈讲话〉》。古代的有陆放翁的《夜中起读书戏作》：“发已凋零齿已疏，忍饥白首卧蜗庐。风声忽轹篷间世，夜半起呼起读书。”还有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本子抄写的散文大部分是古代散文，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沈括的《活版》，孟子《寡人愿安承教章》，魏学伊《核舟记》，韩愈《马说》等名篇。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已在教学内容上显现出来，走上正常化轨道。那年春天，我在四联中学补习功课，这些诗词散文就是向学校、老师、同学借书抄录下来的。这些手抄工夫，对我的语文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当年我高考的语文是80多分。 1979年秋季，我进入老隆师范读书。1980年春天开始启用的一个笔记本，也是我从叔父的旧书箱里翻出来的。这个名叫《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记本》的小本子，是由博罗县四清工作团印制的，制作时间是1965年9月。我专门给这个手抄本写了《弁言》，全文不长，抄袭以下： 一、目的意义：帮助记忆，提高学习效能，开拓视野，积累知识，等等。 二、方法：提要钩玄，择优而记。 三、内容：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各种报章、杂志。从中翻版短小精悍的文字。名言、警句摘抄。速写。趣闻录。 四、要求：简明扼要。文字连缀、流畅。内容正确充实。书写端正。持之以恒。 从这个前言可以看出，我当时对抄书的认识比较全面，而且已形成了读书必动笔墨的习惯。 这个手抄本记录的是1980年至1983年抄写的各种知识。内容十分复杂，主要有： 一、《语言学概论》内容提要。本书著者朱星；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提要共写了七八千字。内容涉及绪论、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语言学各部分的基本概念、语言的分类等方面。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触语言学知识。记得当时我感觉很新奇，我们天天接触的语言，居然有那么多高深的学问。走进书本，仿佛走进了一个琳琅满目的知识殿堂。 二、《简论剧本创作》内容摘要。未注明作者、出版社。内容包括剧本的主题思想、戏剧的基本规律、戏剧的结构、戏剧的人物创造、戏剧的语言等。当时读了这本书，狂妄到想写电影剧本，描写一群师范生的求学经历和情感世界。梦刚开了一个头，就被紧张的课堂学习敲醒了。 三、《谈绘画》内容摘要。王琦著。摘录的内容包括版画、木刻、素描、插画等。 四、《常用文体写作》内容摘要。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内容包括家史村史厂史、政治评论、思想评论、文学评论、杂文、调查报告、经验总结、通讯、新闻等文体的特点、写作要求。 五、《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文摘。抄录了《诗经》、《左传》、《论语》、《穆天子传》、《骈体文抄》、《古小说钩沉》、《全唐诗》、《敦煌变文》等三十余种名著的内容、作者、特点的介绍。 六、《古今楹联拾趣》选钞。黄荣章编。抄录了五十条有名的趣味楹联的故事。 从摘录的全部内容来分析，我读书的精力还是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学。学校要求师范生一专多能，从上面的抄书情况可以看出，我脚踏实地朝这个目标努力。 大约从1983年开始，我喜欢全文照抄一些自己读过的好书的目录。第一份目录就是《古汉语基础知识》目录。该书由中山大学中文系集体编写，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文共九章二十八节。这使我对该书内容体系由一个框架式记忆。 后来我还抄写了黄中天著的《人事心理学》、美国孔茨等著的《管理学》、苏常浚著的《基础心理学讲话》、美国弗里德曼等著的《社会心理学》、张春兴等著的《心理学》、林荣模著的《工业心理学》等学术著作的章节纲目。因为这些书是大学图书馆藏书，书店里买不到，内容和组织结构都很有特点，所以我不惜费时费力专心抄录下来。那些年我在惠州教育学院念书，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满脑子成名成家的思想，聚众集会成立所谓“青年心理学工作者协会”，跟行署领导讨钱办心理学报纸，胆大妄为编写学校管理学专业培训教材等等，幼稚之迹不胜枚举。虽然这些冒失之事只坚持了数个年头，最后无疾而终，但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积累了办报经验，提高了写作水平。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中外民间故事。看熟之后，再用自己的话把它们缩写出来，文字长度较原来缩减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例如罗马尼亚的《鱼王》原文约3000字，缩写为700字。意大利的《什么最重要》原文约4000字，缩写为1300字。用这种方法编抄下来的中外民间故事有100多个，而且编写得特别细致、用心，书写整洁、漂亮。这是在1976年到1983年间做的事。儿子小的时候，我讲述这些故事给他听，开启他的智力，熏陶它的品德；后来我化用故事的材料，写过不少文章，娱乐读者。 上面拉拉扯扯叙述了那么多抄书的琐事，可以说明自己当年读书的笨劲或韧性。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除了抄写唐宋诗词、流行歌词之外，其他书已经不再抄写了。当年这么下死功夫抄书，原因大概有三个。 一是没钱买书。八十年代初尤其是七十年代，家庭经济拮据，根本没有余裕的钱，供自己自由购书。于是到处借书看，边看边抄，抄完了归还别人或图书馆。 二是买不到自己喜欢的书。后来参加工作，有了薪水，可支配的钱多了，但因为在乡村小学教书，很少有机会出差逛书店，有时去了也未必能遇见自己要寻找的图书。于是还是抄为上策。 三是相信名人的读书观。我手抄过《唐宋诗词赏析》这本书，书写非常工整，一笔一画，丝毫不苟，红黑相间，异常醒目，至今大为惊讶。在那个手抄本的扉页上，我转引了两句话。一句是徐特立的：“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还有一句是无名氏的：“读过且读懂的书才真正是自己的书。”那是1983年的秋天写下的。我几十年的读书经历，能证明这两句话迄今仍然是至理名言。当年自己对这些话肯定深信不疑。 现在的条件已允许我随意买书。我每年都买很多书，但买了就看的并不多，天天手捧的书其实都是借朋友的。为什么这样？总认为自己的书以后有时间再读，看见别人买的好书借来先睹为快。借别人的书总是要还的，于是边读边做一些笔记，这样反倒读得快、记得牢、收获大。 过去借书读，边读边抄，读出味道，别人的书成了自己的书；现在买回书插进书架，一丢十八春，自己买的书反而成了装潢门面的摆设。我现在已经很少抄书，只是喜欢在空白处写下自己的点评，抽空再把点评演绎成文。我也没有看到正在上中学的儿子抄过什么书。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读书本、找资料、做作业、答试题一切都可以在键盘上进行，抄书便逐渐成为陈年旧物，影印在记忆里，遗弃在世风中。 作者邮箱： xieguopingaaa@21cn.com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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