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二)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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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境界　张梦阳三、50至70年代的鲁迅传记建国后，鲁迅研究受到空前重视，在1956年10月纪念鲁迅逝世20 周年的高潮中，出现了新的鲁迅传记。这就是朱正著的《鲁迅传略》，由作家出版社于1956年10月出版， 10万5 千字，共分十章。分章方法与其他传记有所不同，不加标题，而以年限为目，按照鲁迅一生所经历的不同年限阶段自然分章。这样做的好处是有益于把鲁迅生平史实客观地再现出来，不强加主观的臆断，而且也可以把鲁迅的思想发展阶段更细致地显现于书中。例如1923 至1926年一段，许多传记都笼统归在前期当中，朱著却单独分成一章，有利于把握鲁迅这段年限里的特点。因为坚持以史实为根据，绝不附加主观虚造的成分，正是朱著遵循的根本原则，诚如书中后记所说： “有些书里的不知有何根据的说法我是决不引用的。这也可以算一个优点吧：我所叙述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真实可信的，决无一字虚妄，资料不足之处，我就宁可让它单薄一些，决不想当然地添上什么。”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仅是写作鲁迅传所必须的，而且是从事学术研究和一切工作的根本准则。平实无华正是朱著最突出的特点，而在平实中朱著有时又显现出独到的眼光，例如对阿 Q典型形象的分析就很精辟：“鲁迅是要通过阿Q这个形象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他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普遍存在的最严重的弱点：安于落后的、不平的、困苦的现状，并且寻找种种‘理由’来安慰( 实际上是麻庳) 自己，不积极地要求改革，甚至倚强凌弱，阻碍改革。”“说阿Q 这个典型是一种精神状态的性格化，当然错了，因为这不符合艺术规律。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阿Q 这个形象的创造，和鲁迅当时仍在进行的对‘国民性’的研究有一些关系，把有些共同点的、实际上有联系的特性、性格集中在一个人物的身上表现出来，这是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的。”这些观点，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然而在当时以阶级论限制、曲解阿Q 典型意义的极左氛围中敢于说出这样的真话，的确需要一点儿理论勇气。当然，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作者写作此书时又年龄尚轻、学力不够，所以这本传略存在较多的缺陷，确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承认的：“作为一个人物的传记来看，它缺乏对于鲁迅生活方面的叙述，缺乏情节，以致读来不免有些枯燥。”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分析，例如鲁迅与尼采的关系等等，显得过于简单、片面。特别是后边关于鲁迅受胡风蒙蔽的说法，也成为此书的赘瘤。当时旅居香港的曹聚仁，也写作了一本《鲁迅评传》。由于曹聚仁与大陆的渊源关系和与鲁迅有过特殊交往，写此书时又与大陆交流甚密，所以应作为特例放在中国鲁迅学史上评述。曹著由香港世界出版社于1956年印行，共分29章，以自由式随笔体的方式对鲁迅的一生和主要著作以及与自己的交往进行了中肯、独到的评述。由于曹聚仁是在与鲁迅相熟和了解中孕育写作鲁迅传的构想的，他关于要把鲁迅写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的传记观也得到了鲁迅的首肯，他本人又确实力求“从直接史料中找出真实的鲁迅”，因而使得真实和公允成为这部鲁迅传的最大特点。突出的例证是：曹聚仁对鲁迅非常崇敬，却没有以鲁迅划线、把鲁迅的话当作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尽可能道出事情的真相，澄清了不少疑团，纠正了许多误解。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特地“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源( 西滢) 、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很渊博，文笔也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梁实秋，看作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也是笃实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其他，鲁迅提到的人，我也认识了好多，他们文士的习气虽不免，学者派头，或许十足，却也不是什么小人。”而对鲁迅，曹聚仁则持谅解的态度，认为这些性格弱点与幼年所处环境有关，“大约一受刺激，便心烦，事情过后，即平安些。”也不必反而苛求。对于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曹聚仁不同意鲁迅领导了“左联”的说法，认为是鲁迅以他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社会地位和斗争意志支撑了“左联”，所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左联’依靠着鲁迅，而不是鲁迅领导‘左联 ’。”同时，他也不同意把鲁迅在上海的十年，当作被围攻的时期，认为由于鲁迅的声名与地位以及中共组织的掩护，鲁迅在上海十年是 “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真正围攻过鲁迅的，倒是创造社的后起小伙子，《洪水》、‘太阳社’那一群提倡革命文学的人。” 虽然曹聚仁对“左联”有所批评，持一些独立意见，然而他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比较友好的，对30年代的国民党政权则持批评态度，认为：“蒋介石的统治，一方面接收了苏联的集权方式，以党统军，以军统政，他在政府中的地位，虽有变动，而其掌握党军的实力，则自始不曾变动，一方面接受了德意志的法西斯主义，推行特务政治。” “普遍地对上海文化人监视、逮捕，甚至暗杀。特务机关处置共党分子，手段非常残酷，赵平复( 柔石) 等被捕之后，外间传鲁迅也被拘或已死了。”“到了1933年，民权保障同盟会在上海成立，举蔡元培、宋庆龄为正副会长，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为执行委员。这是适应那法西斯统治的黑色恐怖而产生，他们都是有社会地位的文化人，本着人道主义做救助的工作。那时，蒋介石正在敬慕希特拉、墨索里尼的极权政治，他的特务机关蓝衣社初露锋芒，中共的文化人迭遭杀害，自由主义文化人如申报馆社长史量才，也被他们所暗杀。他们仇视这一机构，杨杏佛便于那年6 月间被暗杀。”“那时，谣言纷起，谓鲁迅也在黑名单之列。杨氏下殓，鲁迅亲往吊唁。是日大雨，他祭吊回去，赋诗写怀。”“鲁迅是很理智很冷静，却又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所以并不感情冲突，也不临难苟免的。”这段评述，充分说明曹聚仁是富于正义感，对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特务统治深为不满，对民主力量深为同情，对鲁迅则为敬佩的。这一点，不仅与右翼文化界迥然不同，而且比后来的一些新秀还要进步得多。是的，曹聚仁对鲁迅是非常崇敬的，他的鲁迅观与右翼文化界有许多本质的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对鲁迅杂文、特别是后期杂文的评价问题。右翼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肯定鲁迅的小说创作而否定他的杂文、尤其是后期杂文，曹聚仁则持独立见解，认为鲁迅的杂文“十分圆熟，晶滢可爱”，“晚年所写的杂文，量既很多，质也很好，也可说是他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就批评现实的匕首作用说，晚年的杂文自是强韧有力。但要理解他的思想体系，说得完整一点，还得看他的几篇长的论文和讲稿的。”与认为鲁迅后期写杂文是“创作力的衰竭”、是 “在艺术上”“软下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全是‘投枪 ’和‘匕首’，遂与纯文学的创作不大相干”等等流行观点相比，曹聚仁对鲁迅杂文、特别是后期杂文的见解就显得可贵而且高明了。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高见，除了因为他本身就是杂文随笔大家，对杂文这一新生文体的价值与意义有独到体悟之外，还在于他对鲁迅后期的成绩持公允的态度。太阳社认为鲁迅1927年以后“停住脚”、“落伍” 了，曹聚仁则力排众议，强调鲁迅“并未停滞在原来的地方，他是面对着现实，睁着眼在看的。”尤其在1930年“左联”成立以后，“他的路向就慢慢走稳了”。曹聚仁还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肯定被有些人贬低的《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书后记，说道：我们现在看“那两篇长长的后记，就可以了解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那些杂感文所激起的反应( 若不重看他的后记，几乎记不起当年文坛一些重大的事故了) 。”这种过来人的切身体会，正是鲁迅后期杂文深远意义的有力佐证。尤其可贵的是，作为家学深厚、饱览经书的史家，曹聚仁对鲁迅的历史杂文具有独到的体悟。他说：“鲁迅从小喜欢‘杂览’，( 正统的经史以外的书，从前的经师，几乎把诗赋都当作杂览的。) 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他的中国社会观，也正是从野史中成熟的。他对我说到中国的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应该着手，这都得透视中国社会以后才能动笔的。他晚年病中，爱看清代文字狱档案( 那时我们一些朋友都在看这一大批史料性的书) ，他恍然有所悟，原来清代所谓文字狱，并不带着很浓厚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意识的；其间也有反清复明的意识的，可是极少。鲁迅提到的冯起炎注解《易诗》案以及《清史》中提及丁文彬《大明大夏新书》案，根本和民族革命无关；他们便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和周家台门里的人物相同的，这是阿Q 大团圆式的悲喜剧。”在评述了分析冯起炎献书案的杂文《隔膜》之后，曹聚仁感叹道：“鲁迅对于统治阶级的心理了解很透彻，他自觉得士大夫串演悲喜剧，实在可笑而又可悯的，” 就对这一类历史杂文的领悟而言，曹聚仁无疑是鲁迅的第一知音。对中国封建统治者残酷的文化策略与中国知识分子奴性心态的深刻分析，实在是鲁迅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然而长期以来，除曹聚仁等极少数学者之外，一直没有人提及。仅从这一点来说，就已充分显示出曹著的独特价值了。曹著对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的分析也极有悟性，认为这是“鲁迅告诉我们以官僚主义的最好例证”，揭示出中国“高等做官学”的隐秘：在中国，这些档案万不可烧，一烧必至于变成宝贝，聪明的官僚只能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任别人烧掉。深通此道的傅增湘，后来就官运亨通，做了教育总长。这也是长期以来很少有人谈及的。曹聚仁对鲁迅这样评价道：“他的广大视野，乃从历史中来；他对过去中国的了解，比当前深刻；诚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他看透了过去中国，也看透了当前的社会。”曹聚仁之所以能得出这样的认识，就在于他本人是史家，对中国历史有独立的深刻了解，是“从王船山的《读< 通鉴> 论》中，翻过筋斗出来的”。曹聚仁著的《鲁迅评传》还有如下识见，值得特别注意：关于理解鲁迅的方法。曹聚仁强调说：“鲁迅的杂感不可以呆看，那是因人因地而发的，时地不同，批评的对象也不同，他的说法也就不同了。正如孔子的《论语》，其中弟子问仁，他对每一个弟子每一种的答案，并不拘于一说的。鲁迅虽曾说过从古语中借用成语的话，但当时人提倡整理国故，读古书古文，要从庄子、文选找词汇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异议。周氏兄弟，他们对于中国古书古文的研究，可以说是已经修炼成仙，吐纳天地之精华，脱胎换骨的了。鲁迅的文章，从庄子、楚辞中来，但他是消化了诸子百家的文辞，并不为屈原庄周所拘束，所以他并不要青年们步他的后尘的。”“不可以呆看”，是理解鲁迅及其作品的重要原则，只有因时因地因人因对象地灵活地看，才可能理解鲁迅的真义。曹聚仁还强调读鲁迅作品时，要“撇开票面来找寻他的本质”。所谓“票面”，就是表面，曹聚仁是强调不要从表面上、教条中去认识鲁迅，而要从实质上、具体中去多方面多角度地灵活理解。这样，既纠正了神化鲁迅的种种教条主义说法，又澄清了贬损鲁迅者的不实之辞。关于鲁迅的性格。曹聚仁与鲁迅有过比较深入的交往，所以他对鲁迅性格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把握，比其他鲁迅传作者准确、具象。他说：“芥川龙之介，他看了章太炎先生，比之为鳄鱼，我觉得他们师徒俩，都有点鳄鱼的气味的。”所谓“鳄鱼的气味”，似乎是比喻一种尖刻、机智而又老辣、幽默的性格气质，几乎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种性格，曹聚仁认为是“从幼年的忧患与壮岁的黑暗环境中陶养而成的”。正因为性格气质的相通，所以鲁迅得到章太炎的真传，诚如曹聚仁所说：“时人都认为继承章太炎的文统的是黄侃，其实黄氏古文，只是貌似，得其神理的莫如鲁迅。”能获得这样的感悟，不仅需要与鲁迅的实际接触，而且须有点儿灵性与深度，确实是没有见过鲁迅又多从教条出发的作者们难以做到的。关于鲁迅思想的矛盾、特征及其渊源。曹聚仁后来在《鲁迅研究述评》(1) 中概括出自己鲁迅观的若干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鲁迅并不是圣人，他的思想本来有若干矛盾的，思想上的矛盾，并无碍于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的。一定要把这些矛盾之点掩盖起来；或是加以曲解，让矛盾解消，那是鲁迅所不同意的。”尽管曹聚仁对鲁迅思想矛盾的解释并不完全科学，然而这种正视矛盾的态度应该说是正确的。曹著也正体现了这种态度，许多阐释不乏可取之处。例如关于鲁迅思想的独立性质就有这样的论述：“孙伏园氏，说到鲁迅思想，受托尔斯泰、尼采的影响( 上文已提及) ，‘这两种学说，内容原有很大的不同，而鲁迅却同受他们的影响；这在现在看来，鲁迅确不像一个哲学家那样，也不像一个领导者那样，为别人了解与服从起见，一定要将学说组成一个系统，有意的避免种种的矛盾，不使有一点罅隙；所以他只是一个作家、学者，乃至思想家或批评家。’所以，一定要把鲁迅算得是什么主义的信徒，好似他的主张，没有一点不依循这一范畴，也是多余的。马克思学说之进入他的思想界，依然和托尼学说并存，他并不如一般思想家那么入主出奴的。”不是“入主出奴” 的，正是对鲁迅思想独立性质的中肯概括。鲁迅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就是启悟中国知识分子克服奴性，实现精神独立。所以，他一生汲取过多种多样的思想学说，但都是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的过滤，尽当时之可能取其合理部分而弃其不理成分，从来没有盲目崇拜一种学说，又彻底抛弃另一种。曹聚仁抓住鲁迅的思想独立性进行分析，应该说是很可贵的。另外，曹聚仁认为“鲁迅的思想、性格，正有着叔本华的影子”：兼采佛学、郁啬孤愤、可谓才情甚高的诗人式哲学家；认为鲁迅爱好赫胥黎《天演论》、笃信尼采学说是相反而实相成以及叔本华、尼采的个人主义哲学和道家哲学相通、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出于佛家思想等等也属独立之特见，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关于鲁迅对激进主义的批判。由于过去的片面宣传，鲁迅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了激进主义者。其实，鲁迅对激进主义是一向持批判态度的。曹著以很重的笔力对此进行了阐述，特别是如实地回顾了鲁迅对所谓“革命”、“革命文学”的批判和对所谓“黄金世界”的质疑，评议道：“在那革命狂潮中，他的话似乎平淡得很；到今天看来，他才是真正有远见，看到了所谓激进分子的开倒车。”这是因为“他对于过去的幻灭，对于现实的悲观，乃是从苦痛的经验中得来，并非脱口而出，而对将来的‘乐观’，取保留的态度，正视现实，不作空洞的乐观想法。人类，离开理想社会的出现，还远得很；‘失望’之为 ‘虚妄’，与‘希望’同；鲁迅本来认为‘希望’也是‘虚妄’的。革命家过分乐观，过分把天下事看得十分容易，每每操之过急，反而变成‘徒善不以为政’的。我觉得鲁迅的反击颇有力量，而且最踏实的。”80年代后期，鲁迅研究领域出现的“反抗绝望”命题正与此相通，因而不应忘记早在30多年前曹著就已谈到这点了。曹聚仁之所以能有此感悟，除了与鲁迅有过实际交往、了解实情外，还因为他对中国的历史有看很深的认识。另外，曹著对鲁迅小说写作技术所作的切实而不浮泛的艺术分析、认为鲁迅的文笔“是从旧的文学遗产中孵化成熟出来”、和曹雪芹颇相似、“得力于庄子和离骚”的艺术判断以及鲁迅与陈仪友谊内情的披露、陈仪说“鲁迅是一个富有绍兴酒味的乡土文学家”等识见，都耐人寻味，深含蕴藉。当然，曹著也并非尽善尽美，其主要局限是作者的理论水平不够高，看人看事又离得过近，不能从宏观的历史发展中审视鲁迅的价值，因而有时在局部事实上可能是真切的，从历史全景中看，就失之偏颇了。例如曹聚仁反复引述过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篇讲演，认为鲁迅是坚持文艺与政治冲突说的。这固然有一面之理，然而却不全面，因为鲁迅另一方面还强调过文艺与政治的统一。同样，因为鲁迅思想和创作存在叔本华、尼采的影响，就断定鲁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也有失偏颇。曹著的自由式随笔体传记写法，固然有潇洒自如、纵意而谈的优长之处，与作者和鲁迅相识、并擅长写随笔的特点相合，然而也显得过于松散，缺乏整合力和统一体式。究竟在传记写作中怎样做到既自由又谨严、既洒脱又统一，的确是以后的作者应当深入研究的。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曹著的史料也有陈旧、失误之处。但是，曹聚仁终归付出了自己切切实实的艰苦劳动，确实“是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绝少歪曲事实之处”，鲁迅先生地下有知，是会首肯的。曹著纵然很有价值，然而在当时环境下不可能在大陆出版和传播，朱正的《鲁迅传略》过于简略，作者57年又蒙灾难，不能重印，所以出版新的鲁迅传，又成为形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王士菁新写的《鲁迅传》。这本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9年10月出版，18万字，分“少年时代”、“青年爱国者”、“革命民主主义者”、“从革命的诤友到无产阶级的战士”四章，介绍了鲁迅一生的经历和他在文化战线上的业绩，最后以“一个人能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多少工作”为题作结。这部传记，并非作者1948年《鲁迅传》版本的修订，而是全新的重写本，是在同社1958年5 月出版的《鲁迅--- 他的生平和创作》基础上增订、重写而成。该书写得最好的部分是第一章“少年时代”，以“钱塘江向东流去”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咏叹语调，引出了鲁迅的故乡。以后关于鲁迅家世、童年生活、少年经历的叙述，也非常圆润、敦厚、恰到好处，叙事简约，着墨不多，却能做到周密细腻，要事不漏。例如少年鲁迅避难时在“当台门”秦家套房里读《西游记》、《红楼梦》等绣像小说一事，对鲁迅后来成为伟大的小说作家和小说史家无疑是异常重要的，不少鲁迅传都漏写了，王著却在有限的篇幅中叙述了此事，写得还很生动，实为不易。其余三章，也都评述得有条有理，清晰可读。鲁迅的早期论文，表现了这位青年思想家的深邃思考，文字艰深，背景复杂，不易理解，王著也能化解为简明通畅的语言传其要旨，没有深厚的功力，是不可能做到的。总之，王著作为一本青年读物来说，是不错的，在宣传鲁迅、认识鲁迅的历史长流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写作宗旨是适于青少年阅读的通俗书籍，对鲁迅思想、作品的分析显得过于简略、浅显，对杂文的评析更是不够；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一些政治背景与政治人物的评论也显得过于偏执，例如把胡适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最恶毒的敌人”等等；对鲁迅的个人生活也着墨甚少，与朱安的婚姻只字未提，有违生活真实。然而，作为历史的产物，这些局限又是可以谅解的，并不能掩盖该书的主要功绩。随着鲁迅人格、思想、作品的深入人心，文艺工作者也热望把鲁迅的形象搬上舞台和银幕，6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一部这样的电影文学剧本----陈白尘等著的《鲁迅传》上集。这是一部反映鲁迅生平的电影文学传记，由陈白尘、叶以群、唐、柯灵、杜宣、阵鲤庭集体创作，陈白尘执笔。1961年《人民文学》1 、 2月号刊登了上集的第三稿，《电影创作》第6号刊登了第五稿，又作若干修改后，于1963年3 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上集单行本。这半部鲁迅传，是以电影文学剧本方式表现鲁迅生平和创作的首次尝试，反映了鲁迅从1909到1927年间近20年的经历，描写了鲁迅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广州四×一五政变这四项历史事件中的活动与思想的变迁，其中以五四运动前后的历程着墨最多。总的来看，这项成果集中了当时鲁迅研究和电影创作方面一流专家的集体智慧，经过了执笔者的反复修改，倾注了大量心血和艰辛劳动，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大体上反映了鲁迅这一时期的生平、创作概貌，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和艺术性。例如怎样以重要事件为中心组织戏剧冲突、造成戏剧场面，怎样以交错的特写镜头和旁白为手段叙述历史背景的发展变化，怎样既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主、又适当虚构陪衬人物等等，都值得以后的有志于以文艺形式反映鲁迅生平、创作的艺术家们认真借鉴。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反面教训：一、不能为了迎合政治需要，扭曲历史事实。因为这样做，只能有损鲁迅的形象，造成传记的败笔。譬如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除了当时的政治压迫之外，主要动因是为了与许广平结合、摆脱与朱安的旧式婚姻，该剧却设计为李大钊到西三条访问鲁迅、催促鲁迅到南方看看革命；1927年鲁迅离粤赴沪，也主要出于个人原因，该剧却设计成共产党人敦促并护送鲁迅和许广平乘上海轮而去，其实当时鲁迅很孤立，仅一名叫廖立峨的学生送行，廖君后来还负恩而去，非常落后，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员。这说明当时的极左环境曾给历史和文艺施加了多么大的消极影响。二、不能为了迎合政治需要，扭曲鲁迅个人的生活真实。众所周知，鲁迅深受旧式婚姻之苦，有一位名义上的妻子朱安。该剧却也只字未提，西三条宅院里从未出现过朱安的影子。二弟周作人在全剧中也始终没有出现。这样塑造出的鲁迅，就不可能是生活化、个性化的。三、不能为了迎合政治需要，只表现鲁迅革命性的方面和表层性行为，而不反映鲁迅作品中的矛盾因素和内心活动。鲁迅主要是一位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内涵，他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因此仅从镜头上表现他一些文章的题目、话语与表象的形式，是不可能成功塑造出鲁迅形象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产生历史影响的实践活动，主要是他的创作，是他的作品，而并非他的一般性的言行。倘不深入到他的作品的深层世界中去，就不可能表现一个作家的独立个性。何况是鲁迅这样深刻而复杂的作家、思想家呢？该剧对《野草》这样最能反映鲁迅内心世界和他的哲学的作品，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就离深入表现鲁迅独特个性很远了。另外，该剧也有许多细节错误，例如《祝福》等小说是在砖塔胡同写的，出现在西三条新居有关“老虎尾巴”的镜头中是不合适的。当然，运用电影或其它文艺手段塑造鲁迅时，必须容许一定的虚构，否则就无法进行。然而，重要的历史细节不能随意改换，只能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从事艺术加工，不可违背历史而随意编造。当然，总结以上反面教训，并不是有意苛求作者，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写到这种水准已大不易，后来所遭受的迫害令人扼腕叹惜，总结历史经验，仅是为了以资借鉴，从中说明绝对不能为了迎合政治需要而扭曲历史事实与生活真实，要写出成功的鲁迅传，就必须坚决走真实之路。但是，真实之路上充满了荆棘，以致无法通行，违背历史真实的极左惯性发展到了颠狂状态。不久，“文革”爆发，鲁迅更成为当时权势者的政治工具，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本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产物----石一歌的《鲁迅传( 上) 》。这本书于1976年4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0万字，分12章评述了鲁迅从幼年时代到1927年离开广州、奔赴上海的生活历程。石一歌是当时上海一个写作班子的化名，谐班子人数“十一个”之音，主要执笔者大多受过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训练。历来对“文革”十年中出现的作品，不是不屑一顾，视为空白，就是简单否定，一律抹煞，这绝非科学的态度。其实，“文革”十年是应该认真研究的历史课题，对这一时期出现的文章、作品以及种种思维方式、文学风格、治学方法等等应该当作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追溯其原因，归纳其特征，总结其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逐步实现历史的自觉，进入科学的理性境界，杜绝悲剧的重演。那种对历史采取视而不见、回避掩盖态度的人，往往是悲剧的参与者、甚至制造者。他们不愿揭开历史的疮疤，是害怕触动自己的痛处，耽心从根本上清除自己赖以施威和苟安的基础。因此，对于“文革”十年出现的这半部鲁迅传，不应略去或简单否定，而应力求作科学的历史分析。实事求是而言，这半部鲁迅传由于出自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之手，是有可取之处的。突出之点是文笔通畅、圆润、简洁、易读，较少隐晦、臃肿、含混之态，这正是它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也是今后的新版鲁迅传从写作上可资借鉴的地方。要使群众接受，就必须将文体修炼得清爽、明净，烦琐、浮肿之作，即使思想正确，也难于使群众爱读。其次，该书从大体上看，对鲁迅生平、著作的叙述基本属实，可见作者有相当素养。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这半部鲁迅传又是“文革”十年的极左产物呢？就在于此书的写作宗旨是错误的，不是从原本的真实的鲁迅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与写作，而是以极左的政治需要为纲领，不惜一切地突出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内容，而略去或掩盖学术文化和个人情感的部分，结果把鲁迅塑造成了一个极端化、概念化的斗士，既没有人的血肉和生活，也没有一位文学家、思想家的文化蕴藉与个性趣味。从中得出的深刻教训是：写作鲁迅传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倘若迎合当时政治需要而成其工具，即使是训练有素的专业研究者，也只能写出扭曲鲁迅的失败之作。 (1) 为《鲁迅年谱》的第十一章，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7年版。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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