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炳文坛的建安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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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作家把建安时代看作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建安文学所形成的“建安风骨为后世所钦慕。而建安文学中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钟荣〈诗品〉中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勘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七子”在政治关系上是“三曹”的僚属,在文学事业上是“三曹”的“羽翼”。当时“三曹”在文学上和政治上一样处于领袖地位,他们的文学才能和实际成就也配得上这个地位。其中曹植尤其是历来公认的当时优秀的作家。“三曹”文学是建安文学的代表。 建安诗篇流传下来的不足三百篇,其中曹植的诗最多,约80首,其次是曹丕的,约40首,再次是一粲和曹操的各20余首。这个数字大约也反映了曹王四家在建安诗坛的位置。 “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份演者,“三曹”诗文既反映他们伤于乱世,人生无常的悲凉,又有重整河山,再造文明的志士仁人的志向。由此形成了“三曹”文学的一些主要特征,这也是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 首先是现实性。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写道:“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痛斥了何进误国,董卓殃民。《蒿里行》则叙述了群雄私争,自相残戕,致使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诗歌形象描绘兵祸惨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植在《送应氏》中具体描写了当时洛阳毁败的情景也令人惨不忍睹:“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这破败的景象中,传达出一种悲凉感,在时直抒作者的惨伤,悲愤情绪:“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后世评价曹操前两首诗是“汉末实录”,称为“诗史”。 其次是抒情性。从辞赋看,建安以前辞赋的内容以颂扬鉴戒为主,到建安时代便由颂扬鉴戒而抒情化。从乐府诗歌发展看,汉乐府民歌本以叙事为主,到建安作家手里便由叙事而抒情化。曹操“颇有悲凉之句”,曹植历年“雅好慷慨”,后则有“忧生之嗟”。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表现丧乱时代中“人生无常”的苦闷。但这种人生短促感是建立在时不我待要及时建功立业,招揽贤才助成大业的基础上的“慷慨悲歌”之感。后人评价说:“文帝、陈思……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三曹”诗风就是“建安风骨”。 “三曹”文学第三个特点便是它的通俗性。“三曹”诗歌民歌化,语言通俗,受乐府诗歌影响,“三曹”大都运用乐府歌体裁写作。与汉代词赋铺排、堆砌、追求繁缛的文风迥然不同。 “三曹”比较而言,曹操诗歌“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古朴豪迈。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景交融,语言优美。曹丕则善于摹写男女爱情,离悲别恨,多代人抒情,生动体贴。曹丕诗歌特色主要在形式多样上。他的《燕歌行》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七言诗,《大墙上蒿行》是“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 散文、辞赋体裁上,曹植《洛神赋》属千古绝唱,《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都很富于形象,能表现自己性格,抒情性强。曹丕散文不多,但与吴质的两封书信却是抒情名篇,文笔清新、流畅。 曹操父子作为曹魏集团主要人物,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直到宋朝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才可相比,但“三苏”除苏轼诗、词、 文成就都很高外,苏洵、苏辙相对比较逊色。 “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以他为文学创作的典范。这也是亳州的光荣。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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