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现代诗的发展历程及其存在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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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erohands 题目：20世纪现代诗的发展历程及其存在意义 引题：古典诗歌的新面孔。我国自从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以及郭沫若的新诗奠基作《女神》开创了以白话形式创作新诗的写作氛围后，无论是表达内容、章法形式、语言特色等方面都有不同于中国旧体诗的改革性创新。新诗的发展，也或多或少的烙印了当时历史背景的痕迹。在此，让我们对新诗的发展作一些鸟瞰性思考及说说一些有关的碎语吧。 （一），具有开拓之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她发端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文”为写作形式。她为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新诗也在这时候浮出水面。而“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胡适自1916年7月便开始了用白话写诗的尝试，并在1920年3月出版了《尝试集》。开创了新诗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尝试。 《尝试集》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这些写于“五四”运动前后的诗歌，其写法过于追求白话语言，过分直白，从而牺牲了诗歌的重要特征——韵味与意境。虽然大多数都缺乏深刻隽永的诗意，却具有一定的时代感和认识价值，在当时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鲜气息。其代表作《鸽子》一诗被称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最初尝试的“第一记啼哭”。可见，《尝试集》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体现在：她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开风气的尝试”，为推动新诗运动的发展产生巨大作用。 中国新诗，是在与古典诗歌缺乏连续性中诞生的，但她仍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战士般的姿态站立起来并以极强的生命力发展着。回顾新诗发展史，我们不该忘记《尝试集》的开拓之功。《尝试集》的诞生，也是宣告新诗的诞生。 （二）、新诗的伟大的奠基石《女神》。 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堪称新诗第一人则是郭沫若。郭沫若作为“五四”时期的伟大诗人和英勇战士，是在追求自由理想，创造新世界的崇高信念下从事创作的。他对促进祖国新生的革命力量和精神倾心向往，烈火一般地热烈歌颂祖国、人类的美好未来。这一切都体现在他1919年至1920年之间创作出的《女神》中。 《女神》迸发出“五四”时期的“最强音”，让人们坚信：新世界的即将诞生。《女神》在艺术特色和风格上，亦开创了新一代浪漫主义诗风。诗篇中以那吞天地、挟雷电的磅礴气势，富有革命精神的自我革新形象，以及瑰丽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急骤的旋律、多变的句式，鲜明强烈地显现了《女神》的浪漫主义特色。诗集《女神》以《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天上的街市》为最具代表性诗篇。 《女神》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巨大的、广泛的，她的影响甚至波及其它各种文学艺术领域。她是新诗发展史上公认具有奠基作用的诗集。《女神》的出版，为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三）、成绩最大影响最深的自由流派。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版后，标志着新诗进入“全面”的创建时期。《女神》那自由的诗体把诗意带入不受空间拘束的写作形式，很多诗人在创作上受到《女神》写作形式的影响，由此产生了自由流派。 自由流派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中创立最早、成绩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个诗歌流派。她打破了古典诗歌的语言、格式、平仄和押韵等，创作以白话为语言的不拘格律的自由新诗。绝大部分的诗人及其作品都属于这个流派，但代表作品仍要首推新诗创建初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等。 （四）、诗歌艺术上第一座高峰——格律流派。 “五四”前后兴起并发展的自由流派，其创作呈现了一些无规律可寻的自由诗体，使诗的形式问题陷于一片混乱当中。为了纠正自由流派过分自由，过分散文化倾向的出现。闻一多等人开始创作一些有规律可寻的诗，即新格律诗。其强调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闻一多的“三美理论）。 1923年团结在新月社而形成的新月派便是格律诗派的中坚力量。新月派主张“戴着镣铐跳舞”，开始对自由诗派的诗歌形式予以纠正，提出诗的生命力在于它内在的音节，在新的高度重新对诗歌的格律予以认同，探索新诗语言的内敛美。闻一多的《死水》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形式规范、整饬，富有音乐性，集中体现了新格律诗的特点。给予人们以人们强烈的印象。新月派使诗的艺术得到丰富和提升，新诗由此迈向新的高峰。新月派诗人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建设，奠定了格律流派在新诗史上的地位，是诗坛走过的一座高峰，是至今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分水岭。 （五）、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象征流派。 “五四”诗歌同其它文体同样存在两个大交锋，一是新旧文化的交锋，二是中西文化的交锋。象征诗派便是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象征诗派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思想与手法引进中国诗坛，以表现其朦胧恍惚、颓废空虚难以捕捉的思想情绪。 “诗怪”李金发便是象征诗派的开创者，曾留学法国，其创作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认为艺术是纯主观的，诗是诗人主观意识和情感流露。代表作品集是《微雨》。（六）、新诗史上的第一个新诗社团。 随着各种流派的壮大发展，中国便出现了各种有组织的新诗社团和各类提出各自主张的新诗派别。1921年初在杭州成立的新诗社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新诗社团。主要的组织者有朱自清、俞平伯、叶绍钧等。其创刊的《诗》月刊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份新诗刊物。 中国新诗的各类思想主张也就进入了互相交流探讨之中，互相挣辉斗艳。下面也就有必要谈及的各个具体新诗派别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名家名作。 （七）、具有“现代特质”现代诗派。 以戴望舒、卡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因该派创作大都发表于《现代》杂志上而得名。现代派是继新月派之后出现的，思想倾向与之相近，但主张与之相反。“现代”成为区别于其它派别的特质，也是现代派诗人追求的目标。 “雨巷诗人”戴望舒在1928年写出了《雨巷》，以长短交错的诗句，往复回环的节奏烘托“我”迷茫惆怅的情绪为最显著特色。他创作的《寻梦者》用繁复的意象来启示现代及微妙的情绪，具有意象空间美。戴望舒以自己的创作，诗集《我的记忆》、《诗论塞札》等成为30世纪在诗歌创作的诗歌理论上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 现代流派的诗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们徘徊于梦幻与现实，是与非的矛盾感情中，用变化诗的形式表现自己又隐藏自己。 （八）、30年代最后的一个诗歌派别。 九叶诗派的主要成员是辛笛、陈敬容、穆旦等九位诗人组成的。九叶诗派是对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诗歌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完善。 九叶诗派也有自己的理论主张，提出诗歌必须“现代化“和“戏剧化”。在诗歌的表现内容上，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 （九）、别具一格的“冰心体”和纯情的“湖畔诗人”。 在当时诗歌的创作氛围下，无法不提及的还有被誉为“冰心体”小诗，那婉约典雅的小诗，在当时独步一面。冰心的小诗具有感情活泼或含蓄，诗风清新亮丽，富有哲理性的思考。诗集《繁星》、《春水》就是以短短的几行诗句就透彻表现了“冰心体”的特征。还有纯情的“湖畔诗人”，作为学子吟唱出属于那个年龄的或清秀或勇敢的诗，给诗坛以丝丝舒心的气息。 （十）、艾青、田间的爱国诗。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激起全中华民族的爱国感情。艾青、田间等诗人成为时代的鼓手。他们积极用诗歌作为工具保卫家园。艾青《我爱这土地》、《大堰河，我的保姆》笼罩诗人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巨大关切，热切追求光明。而田间的《假设我们不去打仗》、《给战斗者》堪称战争“动员书”，富有强烈的政治鼓动性，他由此获得“时代的鼓手”的光荣称号。 当然，在三四年代，中国的社会逼迫诗人从艺术殿堂回转来正视血淋淋的现实。这时期的诗歌：热情、激情的革命掩盖了一切。诗歌作为革命的工具，纵然数量众多，艺术价值却令人遗憾。新诗在艺术的道路上进行更为艰辛的探索。 （十一）、强调现实主义精神的七月诗派。 抗日时期，一些集结在胡风主编的《七月 》、《七月诗丛》阵地的诗人有绿原，方然、牛汉等，他们深受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与艾青、田间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这个团体被成为“七月诗派”。他们热烈地拥抱与表现火热的生活，强调现实主义精神。 （十二）、以《王贵与李香香》起飞的“信天游”诗体。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革命文艺工作者普遍重视对民歌的搜集、研究与创作。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就在这背景下产生了。他创造性地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就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突破了以往民间传唱的“信天游”是简单的短篇，多以表达男女爱情的局限，使长诗具有中国气派。 《王贵与李香香》是在艺术表现上进行成功的尝试，是中国新诗创作在大众化与民族化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是“五四”以来新诗发展中的一部“里程碑”似的诗作。 （十三）、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新诗发展。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新华颂》（郭沫若）、《欢呼集》（艾青）、《一棵新星》（臧克家）等等歌颂型的作品在很长时间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那种过于浮夸的口号使新诗丧失作为文学的独立性。代表着五六十年代社会精神风貌的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等。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感受新的时代。但总的来说，受到左倾思想深重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整体水平不高，诗歌也不例外。 然而此时的台湾，纪弦、覃子毫发动的诗歌现代主义运动正汹涌开展。主要诗人有余光中、郑愁予、痖弦、洛夫等。《错误》（郑愁予）、《乡愁》（余光中）等诗作很有中国文学之美，同时有不尽的生活忧郁和淡淡却挥之不散的乡愁。这种特质是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所常感受到的，但是同期的大陆新诗却难得一觅。 （十四）、七十年代后期新诗的觉醒。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一场群众性自发的诗歌运动。新诗开始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影响，新诗像睡了一觉又觉醒起来了。代表诗歌的真正觉醒却是在几年后的从地下浮出水面的“朦胧诗派”其内容和形式手法的先锋性对整个诗坛造成震撼。 朦胧诗整体最早出现于民间刊物，她是经过种种阵痛之后才被主流文坛所认可，因为当时的文学创作仍然习惯于传统革命的表现手法。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无名的小花》等，其写作意识增强了，宣扬自我，凸现个性，放弃了孔孟和说教，为新诗增添了新的光彩。朦胧诗派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探索赋予新诗以鲜活的艺术生命力。 （十五）、潮流迭起、别林立的八九十年代。 当朦胧诗登上偶像的台阶，成为时代精神象征后，她的先锋性就渐渐消失了。潮流迭起、派别林立便成了八九十年代新诗的总体特征。但无论哪一个自称为某某诗派，都没有形成成熟的气候。诗歌的创作自此呈现更为复杂的探索与反思。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得到极大转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很大的改变。综合期刊纷纷删减诗歌内容。曾经在一个又一个时期引领风骚的诗歌失去了中心地位，一些诗人转向其它文体的创作甚至放弃写作“下海”了。 然而，校园诗派、女性诗歌（文学）派、低龄写作派、网络诗派等，或多或少为新诗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可以这么说，他们的早期创作的主要阵地是民间刊物。代表近期诗坛的力作更多的是在民间刊物上，而不仅仅是在主流刊物上。七十年代出生的写手成了当今的诗坛的主力军，海子、古麦、西川、于坚等人的诗作，多少给沉默的诗坛几些鼓舞。 八十年代出生的小生，也紧随七十年代的脚步，以强大的整体力量向新诗的高峰一同作努力冲锋。近几年的新诗创作局面，需要我们全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握手》报愿成为这冲锋的根据地，我们以我们的思考向新诗发起更强大的冲锋吧。 总论：新诗的“三点坚持”。在中国的新诗发展历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远远不止上面所提及的流派或社团。它们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而是具有密切的艺术规律相关性。流派（社团）之间的“斗争”或更替，其实是对新诗艺术等多方面在“肯定—否定—肯定”的辨证发展的过程。中国新诗自“五四”时期就真正冲破了几千年的古典模式，开始了现代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与外国各民族诗歌文化对流、互补、与融合的格局。无论新诗是怎样发展，前途又会如何。我们都要做到“三点坚持”。第一、诗的创作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任何新诗的创作，都应该是你对生活的认识，还要从生活中提炼值得写作的精华。第二、写诗要坚持诗的价值取向。新诗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体，它比其它文体更看重思想性的凝练，它要反映人们所追求的价值。第三、是诗就要有诗的特质。诗人要在中国古典诗歌沉淀了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艺术基础上，更进一步完善新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很怀念“最具有诗人气质的诗人”徐志摩所创作的诗。 以上的“三点坚持”，也就是我撰写此文所要表述的观点。新诗的产生至今还不到100年的时间，但它以革命性的巨大力量发展着，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新诗无论各个方面都已经取得无可代替的艺术成就。我们有理由相信新诗将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多元化发展），新诗的未来是美好的。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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