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提民族主义及钱穆主张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胡适不提“民族主义”及钱穆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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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我们说建立民族的信仰。然而信仰不是凭空产生的，要有民族传统文化做它的基础。熊十力是中国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奠基者，他的信仰当是民族的信仰，而其信仰的根底来自中国的传统。他自述较早从王船山思想处获得信仰建立的启示： “乃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宝筏，洙泗之薪传也。” 民族信仰的建立，其目的是确立民族道德，培植民族自信，崇仰先祖精神。是什么将民族联系起来？是爱。没有对民族先祖的认可与爱，民族无以聚合。忘记、否定先祖，民族之爱必会减弱，民族聚合必将失去最重要的精神内核。我们不主张神道设教，但主张对民族有一种类似宗教胜乎宗教的民族信仰。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现代许多文化前辈都主张对本国历史、文化与先祖抱诚挚的温情与敬意。他们向国民解释，热烈的信仰总与火灼的激情相随，民族信仰所激发的爱国热情，将会爆发无可估量的物质力量。发扬民族信仰乃可求得团结国人、对外一致的精神武器。一个民族要有组织力。战时要有组织力，战后经济竞赛也要有组织力。最大的组织力是什么？不是制度，不是法令、不是惩罚、不是金钱的刺激，而是民族的信仰心。在国与国的竞赛场，没有民族信仰， “个人”参赛，或许会赢，“团队”入场，必然出局。不要说打仗（“兵战”与“商战”），即使是一场球赛也会输（譬如足球）。世界民族的竞赛既是武器与财力的比试更是民族组织力的比试，是民族信仰力的比试。此正如戴季陶所说：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杀人的事情。在战斗中人人都知道军令是绝对必要的。但一旦失却了信仰，发命令的指挥官自己也可以逃脱。受命令的人更可能全场哗变。 “读《扬州十日记》的人该晓得那时五百个满洲兵断没有屠杀扬州的能力。读《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镇兵哄的时候，该晓得失去了信仰的命令不过是等于烂纸堆里的臭八股。” 中日甲午战争，军力大体相同，中国败战非败于“物”，而于 “心”。一代将尽，先亡者是其气数，是其信仰，是其民族心魂。有清将亡，九州中国可叹已少“信仰”可语，国人精神已经涣散，一切命令皆成烂纸。正因为如此，当胡适学派以反对“崇古”与“迷信”为理由，对中国先祖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义。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各民族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且神话有起于神话之后者（如先有关羽之传说，而渐变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如因看三国演义而怀疑及于陈寿三国志）。他强调，要断某传说是假说伪造必须拿得出相应证据，不可无据而臆断某传说某古史是假造。怀疑古史，理由是某些古史（包括传说）无确实考古证据。然而反过来，说某一古史与传说属假造，也同样要有证据，“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钱穆说，有时骤视两传说确是相反，不能并立，也不可轻作否决，“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新鲜之意义与地位”。他在编写《国史大纲》时，提倡“国民当知国史”，确信知“国史”方能建“信仰”。他说：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只算是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有知识的国民。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显然，我们在说到信仰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倡建立民族的信仰。现代化是民族的现代化，离开民族的聚合不仅在“兵战”中战败，也将在世界的“商战”中失利。要做到民族的聚合，民族信仰的建立须臾不可忘记。要建立民族的信仰，要对中国的历史、语言与一切有益的文化持一种“温情”与“敬意”，要对祖宗先贤持一分景仰与礼敬。无有对祖宗先贤的景仰，对历史语言文化的景仰，我们将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沼中去。民族信仰建立不起来，中国文化的建设只是不切实际的空谈。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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