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真诚的人——巴金与托尔斯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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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 巴金一生都与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维系着精神的交往。他研究这位俄罗斯伟大文学家的生平,倾心阅读他的小说,撰写他的传记,几十年间多次在文章中回忆他阅读《复活》时心灵所经受的震撼。 早在1921年巴金17岁时,在自己的家里与朋友们办了一周刊,名为《平民之声》,从第四期起该刊便开始连载他写的《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 1928年巴金在巴黎时,应胡愈之之邀为《东方杂志》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译了一篇赞颂这位俄罗斯文豪的文章。该文选自法国作家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杂志,作者托洛茨基。 1931年4月巴金发表《家》时,在总序中开头便写道: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接着他对这句话又予以否定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否定中展示了巴金当时的思想的演变。这种演变贯穿了巴金的全部创作。 1935年巴金住在日本东京中华青年会宿舍里,有时间读书。他当时读了几本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他说“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过了五十年,他还清清楚楚记得书中的一些情节。 1984年巴金在东京举行的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托尔斯泰的道德力量影响着巴金,他的写作方式也教育着巴金。 巴金在一篇提到“启发”对作家的作用时,便用托尔斯泰为例子作了说明。托尔斯泰已经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可是写下一步长篇时却不知应当怎样开头。有一天托尔斯泰随便翻阅普希金的《别尔金的小说集》,看到某一章的第一句:“在节日的前夕客人们开始到了。”这句话立刻启发了托尔斯泰,他大声说:“真好。就应当这样开头。”于是托尔斯泰回到书房,坐下来写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头一句。 巴金还提到过《战争与和平》中的错误。他说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有时把时间弄错了”,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去改正这些“错误”,而且伟大的作品也并不因此减色。 1985年,巴金81岁,老人有一天在《读者良友》杂志(第二卷一期)上读到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作者以揭示托尔斯泰私生活秘密为名,实际上是在伟大死者的脸上抹黑,说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西门庆”,说他的“道德”、“文章”“应该身首异处,一分为二”,说他“一向就是个酒色财气三及第的浪子……甚至说他有什么‘小白脸男妾’……”巴金读后异常气愤,觉得这活脱脱是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的腔调。他认为必须予以反驳,维护大文豪的尊严。 巴金理解托翁为矛盾的思想所苦,知道他与妻子与信徒们的关系的复杂性,看到他晚年如何否定艺术,但他坚持地认为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说“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托尔斯泰年轻时候确实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作斗争。” 巴金认为托尔斯泰“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奋斗了几十年。 巴金认为托尔斯泰为了消除矛盾走向了极端,甚至认为艺术是一种罪恶,写小说不如给农村孩子写课本。托翁晚年不再写作,把精力花费在种地、修炉灶、作木工、作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赠了稿费,放弃了版权……这一切都使妻子无法理解,因此他们夫妇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分歧越来越大。 托翁82岁离家出走,病死在阿斯达波沃车站上。 巴金说“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的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可是巴金认为自己也在追求托翁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 《光明日报》2003年11月26日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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