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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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2002年9月致信张友仁教授,说:“您在文章中提到,郁达夫曾在北大经济系教统计学,我过去闻所未闻。我所读过的介绍郁的文字,亦不见提及此事,不知何故。郁的较为详尽的传记,不知是否有此记载。”

  张友仁教授复信说:

  “郁达夫先生在北大经济系任教一事,文献上没有见到,是樊弘教授亲口说的。郁达夫先生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后,受聘为北大经济系讲师,开设统计学课程。樊弘教授是当时听该课的学生。”

“樊弘教授说:‘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是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这些话给樊弘教授留下很深的印象,大约五十年后,他还生动地向我说及此事。”

樊弘教授是我的老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去世。他也给我讲过一些北大旧事,但并未说及郁达夫在北大任教一事。

不久前,浙江海洋学院中文系韩伟表副教授来信,指出郁达夫确曾在北大经济系任教,并复印《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一书部分内容见赠。于是,我利用假日,阅读了作为大型“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之一种的《郁达夫研究资料》和日本人写的《郁达夫传记两种》,以及其他一些史料,明白了郁达夫在北大经济系任教始末。

郁达夫1923年9月(一说10月)到北大任教是陈豹隐(启修)推荐的。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19年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授,讲授财政学和统计学。“五四”运动后在北大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并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担任导师。

1923年,陈豹隐受北京大学派遣到欧洲视察和讲学。推荐郁达夫的原因,或许同郁的学历有关。郁达夫1919年11月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学习,1922年3月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陈是前后同学。进入经济学部时,郁曾赋《新秋偶感》七律一首:“客里苍茫又值秋,高歌弹铗我无忧。百年事业归经济,一夜西风梦石头。诸葛居常怀管乐,谢安才岂亚伊周。不鸣大鸟知何待,待溯天河万里舟。”毕业论文的题目曾计划写《中国经济史》或《中国外交史》,还打算写《中国货币史》。可见对于经济也有过一番抱负。应该说,郁达夫这样的经济学科班出身的留学生,胜任北大经济系课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郁达夫别有志向。他有很好的旧学功底,十几岁即写得一手好诗,是旧体诗写得最好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之一。留学期间阅读一千部左右的外国小说,毕业前以创作小说《沉沦》而一举成名。回国前即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文艺团体创造社,接到北大聘请时正在上海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正是大展宏图之时。转而到北大教书,是因为经济困窘,在当时的中国不能以作家立身。

郁达夫在北大经济系的职称是讲师,每周两小时统计学课,月薪三十多块钱。同时在北平平民大学和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兼课。他所结交的,是鲁迅、周作人兄弟这样的文学界名流,以及一些文学青年。当时北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诗人的冯至写的《相沫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中说:“上课钟响了,郁达夫走上讲台,……说:‘陈启修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奇。……从来没有从一位教员或教授口里听到过这类的话。这对于那些一本正经、求知若渴的经济系同学无异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提前下课了,许多听者的脸上显露出失望的神情。”这可同樊弘先生的回忆相佐证。

当年和郁达夫往来的陈翔鹤在1947年写的《郁达夫回忆琐记》中说,郁曾在他面前发牢骚:“谁高兴上课,马马胡胡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之极!”这也可以作樊弘先生回忆的佐证。

郁达夫1927年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间,心里虽然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他在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

郁达夫1925年2月离开北大。他走得对。如果郁达夫囿于所学专业而固守于北大,北大或许会多一名并不怎么出色的经济学教授,而中国将会失去一名优秀的作家。那就是国家的不幸了。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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