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语》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与终结 --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孔子、《论语》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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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县（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 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孔子所处的朝代，在中国历代纪元中，称为东周，自周平王始，至周赧王止，年代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此前称为西周，自周武王始，至周幽王止，年代为公元前约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西周末期，周幽王朝腐败，各诸侯国纷纷勃起。所以周天子自平王东迁之后，周王仅仅享有虚名，已无力控制各诸侯国。也正是这个原因，东周又常被史家划分为春秋及战国两个时代。现在一般把公元前770 年到公元前476年，划为春秋时代，以诸子百家争鸣为社会特征。战国时代则是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止，以各诸侯国互相兼并的战争为社会特征。孔子是殷商的苗裔，他自己在《礼记·檀弓上》中就说：“而丘也，殷人也。” 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据《左传》桓公元年和二年记载，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奔至鲁国（《史记·孔子世家·索隐》）。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孔纥，当过鲁国武士，做过地方官（陬邑宰）。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孔子的老家宋国，是殷商后裔的封地。而孔子从小生活的鲁国，又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地。周公是周朝各项规章制度--周礼的主要制定者。春秋末期，各诸侯国的礼乐（即政治制度和文化）都蹦坏不堪，惟独鲁国专门养着一批“儒”，传授西周的礼仪，研究典章文献。因此，鲁国有“礼乐之邦”的称号，各国公卿贵族常到鲁国来“观礼”。晋国的韩宣子受聘赴鲁，看到鲁国典籍丰富，社会风俗古旧，曾惊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所以孔子在少年时代受周礼的熏陶很深。《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言：“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俎、豆是祭祀时盛祭品用的器皿）孔子三岁时，死去了父亲，家境进一步衰落，所以孔子青少年时代做过一些自认“卑贱”的事情：当过吹鼓手，做过管牛羊的”乘田吏”和记帐的“委吏”。他在《论语·子罕》中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从三十岁左右开始聚徒兴学，宣扬“周礼”，历时十几年。在这期间，孔子大力从事教育活动，孔家学店出现了“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的局面。这一阶段是孔子私学的鼎盛时期。孔子在五十岁的时候，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地方的行政长官），第三年升为司空（工程建筑部长），第四年又当了大司寇（司法部长），并曾代行鲁相职务。这前后几年，是孔子政治上的得意时期。孔子摄行鲁相仅仅三个月，鲁国政局异变，孔子被专权的季氏等人赶下台。从此，孔子带着弟子到卫、陈、宋、蔡、楚等国周游，向各国公卿大夫宣讲西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孔子在列国辗转十余年，试图实践他的学说。但由于周朝名存实亡，各诸侯国忙于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孔子的努力终究没有结果，其境遇正象司马迁所说的：“斥于齐，逐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到了晚年，不得不失望地说： “风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在六十八岁那年，孔子回到鲁国，一方面著书立说，一方面继续在幕后干预鲁国的政治局势。到七十二岁时，孔子悄然离开人世。《论语》是中国一部传世的儒家经典，也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用语录体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对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夫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约成书于战国前期。至西汉初年，《论语》有三个本子流传，一是《古论语》，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居墙壁中发现，用古文写成，共二十一篇，把《尧曰》篇中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二是《齐论语》，用今文写成，共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两篇。三是《鲁论语》，也用今文写成，共二十篇。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把两个本子合而为一。删去《齐论语》中的《问王》、《知道》两篇，号《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次整理、修订。由于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地位尊贵，这一本子为当时儒生所尊奉。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为之作注，这是《论语》第二次整理、修订，是现在通行各本的祖本。汉人把《论语》看作传记，汉文帝时设传记博士，传授《论语》，成为专门学科，同《孝经》一样是士人必读的启蒙之书。东汉时则列为”七经”之一，魏晋以后各朝也均把《论语》列入学官，设博士传授。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章句集注》立于学官，与五经并列。从元仁宗起，直至明清，将它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科书，士人为了求取功名，日夕讽诵，熟记于心，影响十分深远。从古至今，研究、注释《论语》的人很多，据统计达三千多种，主要有魏何晏《论语集解》，梁皇侃《论语义疏》，宋邢昺《论语集释经解》，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现代则有杨树达《论语疏证》，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等。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孔子、《论语》，二千五百多年来，浸润濡染，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人生观念、心理结构、风俗习惯，但这却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之始。必须先说明：这里将要论述的文化，是专指人们信奉和遵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观、婚姻观、道德观等原则。无论这些原则的内容如何，它的形成是人类由蒙昧、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根本标志。同时，文明时代又是一个文化不断向终极完美逐渐接近的过程。人类的蒙昧时代，是人类文化的沉睡期。其生产方式以依赖自然为主，婚姻形式以两性群婚为主，世系划分按母系制。两性关系逐渐排除父母与子女及姊妹与兄弟之间的性交关系。原始敬天的宗教萌芽。人类的野蛮时代，是人类文化的复苏期。其生产方式以利用自然为主，婚姻形式以一夫多妻为主，世系划分按父系制。家庭实体开始形成。宗教信仰图腾出现。人类的文明时代，是人类文化的形成及发展期。其生产方式以改造自然及其不断深入为主，婚姻形式以一夫一妻为主，并存的一夫多妻则是富人和权贵人物的特权，世系划分继续沿用父系制。家庭实体开始巩固。宗教的敬天祭祀活动进一步发展，公共权力组织和行为规范开始形成。同时，艺术的出现，爱情的滋生，思想的萌芽，是文明开始向前发展的新起点。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在文化上大体都经过这样的发展过程，只是各自在每个阶段所持续的时间长短有所不同。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从公元前约2600年初，黄帝在中原地区确立权威性的部落开始算起的。不过这一阶段只是这一地区的人由血缘氏族社会走向部落民族社会的开始。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仅仅意味着民族及文化的萌芽。之后，经颛顼、帝喾、尧、舜，到公元前约2200年末至2100年初为止，这四百年时间的情形大致相同，尚处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阶段，权力机关由各氏族受自然尊敬的首长组成，所以在中国历代纪元中被统称为五帝时代。在文化阶段上，可以称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初生期。夏朝，公元前约2200年末至2100年初起，到公元前约1700年初止，历时约四百年。它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个朝代，是因为它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特征，第一次有了国号即国名的称谓。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它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为了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冲突及利益，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国家和旧的氏族部落组织不同的地方是：按地区划分国民，公共权力及公共武装力量的设立，国民捐税。由于夏朝是中国初次建国，政治体制尚在逐步完善阶段，虽本质上属专制体制，但由于它刚脱胎于氏族部落自然推举社会，权力的世袭制还未形成。另外，人们原始的敬天意识依然很强，人们对国家政权的崇拜意识还未达到顶峰。在文化阶段上，可以称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长期。商朝，公元前约1700年起，到公元前约1100年止，历时约六百年。这一阶段是中国国家机器逐渐完善、权力崇拜日趋高涨、父世袭制专制最终巩固的时期。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架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但此时最有势力的王公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所以此时被强加的敬拜君王的思想意识开始超过原始敬天的宗教意识，君王被提升到天子的崇高位置。在文化阶段上，可以称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熟期。周朝灭商统一中国后，周公制礼作乐，希望通过礼乐文化，令不同的民族融洽相处。另外，周公还强调两种精神：“亲亲”和“尊尊”。“亲亲”就是亲爱我们所亲爱的人，这是重视孝道、家庭和婚姻关系。”尊尊”就是尊敬那些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同时也衍生了一种特别的阶级观念。这一切集中体现在周公制定的《周礼》中，它是记载职官与典章制度的书，西汉末年列为经而属于礼，故有《周礼》之名，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西周以后，周天子的势力不能统一各族，中国政体便分崩离析。地方势力彼此吞并攻伐，形成春秋战国的混乱形势，社会、政治的统一与和谐尽失。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修身治国的理想，哲学思想便随而产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早出现的，它的思想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来概括。其中“孝”为根本，维系了家族的基本伦理；“忠”是“孝”的向上扩展，君主是整个国家的大家长；“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四种行为又终归为“礼”，而这“礼”是源于《周礼》的。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也不断强调这一点。因此，认为孔子创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孔子所做的工作是在宣扬“复礼”的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和概括了《周礼》所代表的社会人生观。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始于周朝的周公时代，以《周礼》为标志。孔子及《论语》只是它们的翻新。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早期文化是一样的，是人类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人类从无善恶概念的蛮夷社会进入到有善恶界定的秩序社会。所谓无善恶概念的蛮夷状态是指人类仅为个体自我生存考虑的行为状态，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没有约束；所谓有善恶界定的秩序社会是指人类为维持群体自我生存的行为状态，人类的行为有了约束，被约束的行为界定为恶的行为，被提倡的行为界定为善的行为。此为第一次文明。第一次文明的特征是：为维护统治者利益和社会稳定而制定的相对善恶标准规范，超越人性本身存在的绝对善恶界定。当相对的善恶标准与绝对的善恶界定一致时，社会和谐；当相对的善恶标准远离绝对的善恶界定时，社会紊乱。这是人类从蛮夷不断走向高度文明需要经过的初级阶段。对中国社会的这一初级阶段，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孔子的贡献当然是不能否认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是孔子以及他的学说使中国社会发生这种变化的。在孔子之前的西周，中国传统文化及相应的政治制度已经完善。西周末年的社会动荡，仅仅是由于周朝政体的离析及地方势力的互相争斗，而导致暂时的礼乐蹦坏，没有秩序、没有文化。孔子面对这种混乱的局势，开始思考探求治世之道。但是，孔子一开始就没有从根本上探求西周末年社会混乱的文化原因，相反是在把西周作为自己理想社会的前提下，提出对各种问题的认识。这些认识并没有新的突破，所以只有两个字“复礼”--恢复周礼！在《论语》中他毫不隐瞒这一点。属于孔子的劳动只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概括，这也是《论语》超过《周礼》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原因。在此，不能不提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的一个观点，即孔子在《论语》中已经隐含，后被孟子明确表达，写入中国古代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首句的“人之初，性本善”，即性善说。性善说没有足够肯定人性恶的一面，导致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善的，恶却是受外界影响而得的，因而形成人人互相指责的伪君子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性善说不承认自己的恶性成分，极力排斥来自外界的约束，所以在政治上终究不会出现权力制衡的体制，金字塔形的专制政治必然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寄托全能全善之人来掌管这种政治又必然成为这种政治良好运作的唯一办法。孔子的“孝、忠、仁、义”思想及对明君的呼唤可以说是建立和维护这种政治体制的理论武器。然而，全能全善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性中善恶共存。这一点只要真实面对自己思考是不难得知的。当一个人的权力达到不被约束的地位时，其恶性就会膨胀表现出来。这便是这种单纯仰仗善性治理国家的政治实体发生周期性震荡的人性原因。西周末年的周朝政体离析和地方势力的互相争斗，以及在此之前的朝代更迭，都不能逃脱这样的文化缘由。孔子的思想没有深入到此，没有站在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对自然规律进行探讨，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对人生意义进行认识，对生存方式进行领悟，这一点是和他家庭的文化背景及他本人试图改变衰落处境而重返贵族的志向有关。或许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和苛求孔子？这便使我们想到生活年代与孔子大略同时而稍早的老子，他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却比孔子更深邃地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老子，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老聃，春秋末年楚国苦县人，曾经做过周王室管理图书典册的史官。其学”无为自化，清净自正”，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后因不满于社会动荡变革的现实而悄然引退，不知所终。他是先秦时期主要思想之一--道家的创始人。《道德经》一书是其理论学说的主要载体。老子的全部思想学说可以用“道”与“德”两个字来概括。“道”先于物质存在而又凌驾于物质之上。既是产生孕育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又是制约规定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它是永恒的，无限的，不可言说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道”的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活动不过是“道”的衍化和外延。“德”是“道”的基本特征和外在表现。上乘之德顺其自然，并不故意表现它的“德”；下乘之德有所作为，并故意表现它的“德”。上乘之仁有所作为，但并不有意识表现它的“仁” ，上乘之义有所作为，并且有意识地表现它的 “义”。上乘之礼有所作为，但当它得不到响应时，就卷起袖子伸出胳膊来强迫人们服从。所以丧失了“道”后才产生“德”，丧失了“德”后才产生“仁”，丧失了“仁”后才产生“义”，丧失了“义”后才产生“礼”。所谓的“礼”，乃是忠信的不足，祸乱的开端。所谓的先见之明，也不过是“道”的虚华，愚昧的开始。因此，大丈夫立身敦厚而不居于浇薄，追求内容的朴实而原离形式的虚华。所以要摈弃浇薄虚华的“礼”而采取敦厚朴实的“道”和“德”。（参阅《道德经》一章及三十八章）老子从自己的社会政治观念出发，提出理想的政治模式，他说：最上乘的统治方式，是人们依稀意识到它若现若隐的存在。次一等的统治方式，是人们赞美它。再次一等的统治方式，是人们畏惧它。最差一等的统治方式，是人们轻蔑它。有不值得信任的情况存在，才有不信任的事情发生。最好的统治者是那样地悠闲自如，他从来不轻易地发号施令。因此，事业有成，大功告成，而老百姓都说：“我们原来就是这样的。”（参见《道德经》十七章）将孔子与老子对比来看，孔子只是树立了一些社会规定和条文，最终成为礼教，而老子则是从万物根源出发，自然得出社会应有的状态，所以孔子被称为思想家，而老子被称为哲学家。对此，迄今中国人的看法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讲究“入世”，老子的道家思想讲究“出世”，从而认为孔子在满怀信心地倡导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是积极的，老子在无可奈何地引领人们退隐社会生活，是消极的。这种看法太表面了！只要我们注意到如今人们期盼“人权、民主、平等、自由、博爱”时，我们自会明白孔子要入的以及老子要出的是什么样的世，孔子没有想到及老子想入的又是什么样的世。同一时代所产生的这两种思想，其后来的结果却是：孔子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老子的道家思想只是大多中国人彷徨失落时才有的自慰情绪。由此也形成了中国人首先是取儒入世，不成则还道出世的人生态度（或者遁入后期传入中国的佛家之门）。这是自然的，在那样一个人类刚摆脱蛮夷步入第一次文明的遥远时代，要人们进一步接受迄今才真正悟出价值的老子思想，似乎太早了。不过，孔子儒家思想的起初命运也不是很好。其境遇如司马迁所言：“斥于齐，逐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这种情形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国正处在奴隶制度土崩瓦解、封建制度蓬勃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孔子一生东奔西跑，是为了复兴已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所以遭到当时所谓新兴封建主的摈弃。其实是：孔子主要是在强调业已成熟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他想以此去回应这混乱的政治局势。但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忙于争雄称霸，孔子对他们的政治军事斗争没有直接的帮助，所以孔子不被当时统治者理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持续550年内乱的东周时代。但孔子儒家思想的命运仍未好转，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件使儒家门生遭到历史上第一次灭顶之灾。肯定这次事件的人说，秦始皇是进步的封建政治家，儒家是落后的反动势力；否定这次事件的人说，秦始皇实行愚民暴政，打击有知识的文人学士。前种说法拔高了秦始皇，后种说法又拔高了儒家门生。这次灾难的背景其实很简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儒家门生力主实行周朝的“分封制”以获得贵族的世袭权势，而秦始皇想的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消弱地方独立性，以免重蹈周朝灭亡之辙，于是被史家称为具有进步意义的”郡县制”在中国实行，儒家门生也由于秦始皇的残暴而遭殃。秦始皇以为这种极度专制的高压集权政治结构是很绝对稳定的，皇权可以传至子孙万代了。可他没有想到，在田间喊叫“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却击碎了他的梦想，使得秦朝只存在了15年就宣告灭亡，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短命王朝之一。不过，正是由于此，孔子儒家思想随后迎来了复生的契机。公元前206年，刘邦在中国建立汉朝。汉朝史分西汉（前206年－公元25年）和东汉（公元25－公元220年）。西汉初年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居墙壁中发现《古论语》，孔子儒家思想开始受到官方重视。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把两个本子合而为一。删去《齐论语》中的《问王》、《知道》两篇，号《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次整理、修订。由于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地位尊贵，这一本子为当时儒生所尊奉。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为之作注，这是《论语》第二次整理、修订，是现在通行各本的祖本。汉人把《论语》看作传记，汉文帝时设传记博士，传授《论语》，成为专门学科，同《孝经》一样是士人必读的启蒙之书。东汉时则列为“七经”之一。汉朝如此重儒，无疑是秦朝暴政的恶果使得孔子离开“道、德”之源的“仁” 被肯定。更重要的是，孔子“孝、忠、仁、义”的思想体系，本质上就是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种政治体制的文化武器。从而也说明，孔子周游东周列国所受的冷落，以及儒家门生在秦朝所受的惨遇，纯粹是政治而非文化原因所致，只能说孔子们生不逢时，没遇上好主。但孔子应该可以预料，他的理想一定会有后人为他实现，因为人性并非本善，人人都想惟我独尊，统治他人，而他的学说又远比刀枪棍棒要高明得多。所以从此以后的中国历史是：无论中国朝代如何更迭，皇帝如何轮换，都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本族与外族之间的争夺霸主的政治军事斗争，在文化上并未改变，孔子的圣人牌位一直被供奉在香火缭绕的庙堂里。且看汉乱经三国入魏晋后，各朝均把《论语》列入学官，设博士传授。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章句集注》立于学官，与五经并列。从元仁宗起，直至明清，将它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科书，士人为了求取功名，日夕讽诵，熟记于心，影响十分深远。有人据此便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应从汉朝算起，这不仅因为孔子儒学的蓬勃兴起，还因为从此才有了汉民族的称号。这种看法太表面化了。孔子之前的中国朝代和孔子之后的中国朝代，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观、婚姻观、道德观等原则没有本质的区别，同属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只是国号和皇帝的不断变迁。这变迁的规律大都是”兴于仁洁，衰于暴腐”，如夏兴于大禹之仁而立国，终衰于桀暴而归商，又如商兴于成汤之仁而立国，终衰于纣暴而归周。中国汉朝这一时期可以算作中国传统文化，也即中国社会第一次文明的鼎盛期，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同时它固有的内在矛盾已经显露，且在后期同类的朝代中不断重演，以至造成了社会的恶性循环和停滞不前。我们注意到，中国的汉朝跨越了公元元年这个特殊的年代，此时的西方因耶酥基督的诞生开始了基督教全面影响西方文化的新时代，它标志西方社会从第一次文明开始向第二次文明迈进。第二次文明的特征是：基于对人性恶的深刻认识所进行的文化忏悔及相应的政治结构思考；树立绝对善恶界定高于相对善恶标准规范的观念；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的追求；体现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实施。基于基督教的西方文化大大促进了欧洲直至美洲的复兴，同时随着基督教的日益世界化，科学与理性、民主与人权的西方文化也随之进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当中国人留着辫子、裹着脚、手持大刀长矛面对西方的炮舰时，中国人从第一次文明的稳定酣睡中猛然惊醒。随着基督教及其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孔家儒学的中国传统文化便从根本上动摇了。终于在1912年，提倡“民主、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从形式上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这一次的朝代更迭才是基于文化革命之上的政治革命。然而，男人的辫子容易剪，女人的裹脚也容易放，中国传统文化在人心中的长期沉淀却不易清除。于是，袁世凯的复辟，军阀的混战，加上外族的侵略，使中国再度落入乱世之中，其形势绝不次于孔子所处的东周列国时代。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情势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从1915年到1923年掀起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其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它以强劲无比的威力摧毁了当时在中国社会里还占着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茁长及传播了许多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伦理。“打倒孔家店”、“万恶孝为首”便是这次运动中出现的激进口号。作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狂飙突进时代，是中国第一次文明走向第二次文明的起点。这场文化思想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就是鲁迅。鲁迅选择文学事业，致力于改造社会、改良人生的思想启蒙工作，把追求人的个性解放，探索国民愚弱的病根，以启迪人的觉醒，置于“立国”的根本之道。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当革命派的许多志士热衷于狭隘的种族革命，偏重于政治革命，害着“议会迷”的病症时，鲁迅却非常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的社会作用，他不仅止于政治革命，而且更强调思想革命。鲁迅提出的“立人”--建立“人国”的理想，是为反对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禁锢人民群众思想、压制人性健康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思想启蒙运动的理论纲领。这个纲领的最终奋斗目标，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具有“最理想的人性”的国家。鲁迅指出“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坟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可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总结。鲁迅的出现，他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卓越贡献，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标志。然而中国的现代进程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原因是由于外族侵略危机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种情绪使中国人回避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劣根反思。在民族存亡之秋，争取民族独立自然成为极富号召力的政治口号。与此同时，由于俄国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改写为非西方殖民地反抗西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后经过俄国十月革命传入中国，迷住了部分“五四”精英，如陈独秀等。因为它既是西方传来的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对西方列强的武器，这一”反西化的西化”极投合受过”五四”洗礼人物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潜在心理。关键还是，马克思基于阶级论的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有类似之处，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就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了。于是，新文化运动逐渐演变成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最终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国民党，这两大政治集团之间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政治军事斗争。国共两大集团的最终领袖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虽然各自都打着分别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旗号来谋求中国的未来，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一直残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这种传统文化的劣根随着他们各自地位的不断升高和稳固而愈加明显。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治军事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蒋介石则败走孤岛台湾，继续在中华民国旗帜下营造他的蒋家王朝。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大陆文化变迁为主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的第一天，久违的”万岁”声又响彻了中国大陆的上空。这是普通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呼声，因为他们不知道”民主民生民权”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大胡子西洋人马克思以及他的主义是什么，他们就记得这个叫了千年的口号正是这时候应该喊出的。客观地说，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受到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以国教的地位君临天下，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宽容、天人合一的层面被官方教义冲刷洗涤。另一方面，政治化儒家思想中“三纲五常”的传统却潜在地进入统治者的行为模式之中，并为当代极权统治提供了政治文化土壤。特别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反传统”和“极端传统”两极同时出现。在“反传统”侧面，中国传统文化残存的代表、知识分子和士绅受到残酷迫害，文化经典横遭扫荡。而在“极端传统”的侧面，则是帝制幽灵游荡，等级制度森严，愚民主义极致，冤狱遍布全国。本质上说，“文化大革命”根本就不是一场文化意义上的革命运动，而是一场统治者内部政治斗争的手段。正如当时推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样，是历史的重演，又恰恰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在其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及儒家再次受到批判，只是借用对孔子“复礼”的肤浅认识简单类比林彪的政治谋反行为，目的是整治现实中需要打倒的活人，而不是清除死人的思想流毒，与“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反思简直无法相提并论，反而因此而埋下以后孔子被复活的伏笔。此时居于国教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按照列宁的总结，包括：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价值、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学说；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后来，列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在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基础上明确了一些概念，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此外，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形成了众所周知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另外，由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叫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共产主义又是马列主义的代名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看重的是毛泽东思想。而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又大多简化为毛泽东的想法。这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被大众响应的文化原因。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因其阶级论和暴力论的观点滞后于同期西方产生的 “人权民主”思想，而似于东方传统的专制等级文化，所以未在西方开花结果，却在东方扎了根。这使得中国在1949年之后再度落入被世界孤立的闭关自锁之中。马克思渐渐被强拉入了中国籍，在中国人以民族文化反对西方文化时，非常矛盾地把马克思主义排除在西方文化这个范畴之外了。但也不能完全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它只是被官方宣称的思想信条，是中国人试图进入管理统治阶层的另一门必修课程。指导中国人日常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仍旧是中国传统的孔子儒家文化。（注：在婚姻文化上，50年代颁布的《婚姻法》第一次将传统的民间婚姻法制化，并明确规定一夫一妻制。虽然这么晚才出现，但也不能否认这是中国第一次文明后期出现的文化进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在经济领域。马克思原先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基础上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探索。但经过列宁的修改，社会主义被应用到了未曾经过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极其落后的中国社会中，成为僵死的教条。再加“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破坏，使得中国在 1949年以后，其经济非但没有获得长足的进步，反而又一次落后于同期起步相当的某些国家和地区。 1976年毛泽东去世，毛泽东思想经过3年的惯性滑行后，随着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的政治复出而宣告结束。由于毛泽东生前留给中国的仍旧是一个贫困的烂摊子，所以对他及“文化大革命” 的全面否定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邓小平在 “文革”中被批判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理论重新被肯定。孔子因在”文革”中被牵强批判也首次以教育家的身份重新复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因邓小平全面开放的经济体制改革而逐渐崩溃。西方的“民主人权”思想及政治体制随着经济的开放，无法避免地又一次涌进中国。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这种复杂局面逐渐带来的结果是：理论界对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深入思考，普通人对自由经济与专制政治相结合所造成的贫福不均及权力腐败的怨恨。终于在 1989年春夏之交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民主运动，这场运动在新时期下再现了 70年前的“五四”运动。作为“五四”的回响和自由主义的先声，“六四”运动正是执行“五四”遗嘱的一次悲壮尝试。旧文化势力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而退出政治舞台，是”六四”运动最终被镇压的直接原因。这场运动之后，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成为禁区，由此带来了更为恶劣的后果，全体中国人有意无意地陷入了贪婪的物欲之中，腐败更加猖獗，道德极度沦丧。同时政治体制的守旧也使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暂时繁荣日益减弱。这样的社会局面被强行维持到1997年邓小平离世。此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层面纱，况且，用这种同样是外来的文化，仅以国情不同为由，去挑战威胁传统文化政治的西方“人权民主”文化，已经是非常可笑了。而所谓邓小平理论则简直让人要怀疑理论的概念了。于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成为主宰民众情绪的思想武器，中国传统文化被悄悄抬出来，孔子也由早被正名的教育家逐渐走向对社会有益的思想家行列。从一度流行的返古影视剧中，当太监们扯着公鸭嗓子传话、嫔妃宫女成群起舞、文武百官山呼万岁的时候，让人感到人们似乎在玩味远古的帝王豪气中，隐含着一丝的留恋和向往。更让孔子欣慰的是，他的《论语》竟然在本世纪末的时候活了过来。1999年9月28日，是孔子2550岁的生日，在这一天，中国首部纯金古籍珍藏版《论语》作为厚礼被奉献出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又重新叫响。《论语》是一部怎样的书？大多数中国人其实并不了解。如果没有深入研究，那些“之乎者也”的语句很容易使人以为孔子有多么高深的先进思想。如果深入研究了，而没有站在超越人类第一次文明的高度去看待，无疑又将把中国的命运导向倒退的危险深渊。人类在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艰难旅程中，总是在一种不断反省和忏悔的意识驱动下，向自己的过去告别。西方人是这样，东方人，中国人也应当是这样。如今中国所存在的一切政治经济道德问题，根本上都要从此基点去思考和解决。那种总是以平行文化比较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判断，不仅是浅薄的，更是有害的，它会掩盖问题的实质，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试想，如果世界上只存在中国这样一群人，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不文明呢？在这旧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2000年就要来临的时候，中国文化何去何从？我们想到了不远的鲁迅，想到了他的“立人”思想；我们也想到了久远的老子，想到了他的“道德”哲学。这些从中国本土成长而未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文化，才是中国的未来，才是中国跨越第一次文明走向第二次文明的起点。孔子、《论语》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 ※以上权作《批注<论语>》的前言※ 野马公元2000年前夜于古城西安相关链接：作文素材		·语文课件下载 ·语文视频下载 ·语文试题下载 ·语文备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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