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之死”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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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飞

  老实说,在获悉“裴多菲之死”的真相之后,我内心深处的震动是巨大的,说“感慨万千”也一点不过分。

  裴多菲,是百余年来的青春偶像。“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多年来一直为人们广泛传诵。他一直被视为匈牙利的民族英雄,以“1849年在反抗沙俄军队的战斗中牺牲”的结论载入史册。

  然而,历史跟人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20世纪80年代末,经匈牙利、前苏联、美国等国组成的国际考察队调查证实:裴多菲在1849年反抗沙俄军队的战斗中并未牺牲,而是在战斗中被俘虏到西伯利亚,后随遇而安,在当地重新结婚,生儿育女。他婚后当上赤塔的一名警长,他的孙子后来成为沙俄骑兵队中校。1856年裴多菲病逝,葬于离贝加尔湖不远的巴村公墓。

  可以说,裴多菲既未忠于爱情,更未为自由献身,他的言与行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诗歌的作者并未履行崇高的诺言,倒是诗歌的译者真真切切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他就是“左联”五烈士之一、诗人殷夫。殷夫于193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时年仅22岁。

  殷夫与裴多菲,可以说是起点相同、终点各异的例子。一个以自己的生命忠于理想,另一个则在生死关头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此外,也还有另一种类型:一个干过坏事、丑事的人,也可以改邪归正、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当年担任军阀政府北师大校长的杨荫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中充当过不光彩的角色,曾被鲁迅先生无情痛斥,但在她的晚年,在日寇蹂躏下的苏州,她为了保护年轻的姐妹,挺身而出,面斥日本兵的奸淫掳掠,被日本鬼子残酷杀害。这种事例尽管不太多,但也不是绝无仅有。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复杂,难于预料。反复思量,万千感慨归纳为以下3条:

  一是盖棺才能定论,来不得半点欺骗。一时的英雄行为,远远不足囊括一个人的一生。当裴多菲以诗歌为武器,高举自由的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时,有谁不为之动容?又有谁能想到他被俘后苟且偷生?而杨荫榆晚年的悲壮结局,则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由丑变美。是的,历史有时会叫人感到尴尬,但它最终是公正的。

  二是人生道路无坦途,重要的是能否经得起考验。生与死,无疑是人生最大的考验。面对这关键的一步,能迈过去,就是不朽的英雄,迈不过去,则成了被唾骂的狗熊。

  当然,也还有其他的考验。如苦乐的考验,这是和平环境下更为现实的考验。数不尽的金银财宝,享不尽的声色犬马,都散发出巨大的诱惑力,有多少英雄好汉抵不住诱惑,败倒在苦乐关前?然而,这一切,又其实是不名一文的身外之物……

  三是人生变幻莫测,人人难逃一个“变”字。本来是好人,有的变得更好,或成了英雄;也有的变坏了,叫人为之扼腕叹息。也有的人原本不那么好,后来却大有进步,令人刮目相看。若以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所有的人和事,就难免会看“走眼”了。

  变,也决非无规律可循。我是坚信“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个基本道理的。在当代,最重要的,就是坚定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有了这个“定盘星”,便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从容应对一切意外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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