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中的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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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岩

  艺高人胆大,学富志不群。钱钟书自小就喜欢臧否人物,现在到了清华园,看清了许多学术名流的真面目,就更狂了。在随便的谈话中,他敢于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学问。更能表现他“狂”的性格的,是他几乎不选修什么必修之外的课程。据说,他只选修过杨树达、蒋廷黻和赵万里三位教师的课。对老师学识的不足,敢于随意挑剔,推及一般普通人,就更瞧不起了。据笔者走访吴组缃教授:有一次,年轻气盛、仅有25岁的青年教师赵万里(斐云,1905—1980),为钱钟书等一班人讲版本目录学,讲到某本书,自负地说:“不是吹牛,这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便有两位同学议论开了:“这个版本我也见过,同他讲的就不一样。”这两位同学,一位是钱钟书,一位是吴晗。钱钟书并且说:“这个版本我见过好多次呢!”吴组缃在旁边听了,便“挑拨”说:“那你们上去讲呀!他那么狂,难道清华 无人了?”赵万里后来听说了这件事,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原计划讲十个专题的,却留出七八个专题让两个学生去讲,同学们都挺佩服赵先生富有雅量。对吴组缃的回忆,钱钟书照例没予完全认同,并私下里写信予以批驳。钱氏孤高自赏,晚年尤不欲别人跟着他沾光,然有时不免英雄欺人,恃其一言九鼎,肆意攻伐,艺术家之本性欤?

  按照清华与北大的协议,北大教授到清华兼职,只能做专任讲师,反之亦然。当时的北大教授温源宁(1899—1984),就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任讲师,对钱钟书格外欣赏,不仅逢人就说钱钟书怎么怎么好,而且在钱钟书刚刚读大学三年级时,就主动介绍他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去教中国语文,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去。钱钟书的旧诗中,有一首《与源宁师夜饮归来,不寐,听雨申旦》,足见二人交情之深。钱钟书也喜爱温氏的文章,认为其格调、修词均饶风趣,曾经多次提及。后来,由于温源宁常在林语堂面前夸奖钱钟书,林氏读过钱钟书的英语文章,虚实对质,知道不虚,也开始叹服钱钟书的才学。

  四月初春的清华园,绿草依稀,空气凉爽,学生们喜欢聚集到校园的咖啡馆,喝咖啡、酸梅汤、红茶,吃点心,边吃边喝边聊,宛如西洋酒吧。有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解放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如此这般的表演,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吴组缃是一位正直、豪爽、心胸开阔而富于幽默感的人。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先生的好朋友。王先生去世后,笔者遵王夫人之嘱去拜访他,留下极深的美好印象,但不知为什么钱钟书对他似乎有微词,而笔者从吴组缃先生那里听到的全是对钱钟书的赞美。据吴组缃先生说,钱钟书大学时期最要好的同学是一位学地质的小个子。这位小个子坐在马桶上,两脚够不到地,但与钱钟书要好,二人一起聊天,形影不离。吴组缃很佩服钱钟书这位“书虫”,有时到钱的宿舍串门,总看到钱钟书的笔记本一摞一摞的,钱钟书眼睛闭着,从里面抽出一本,打开一看,发现记错了,便敲自己的头,又摆进去,另抽一本。后来,《围城》出版,吴组缃看了更加佩服,给钱钟书许多“奖勖”,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围城》是一部杂文式的议论小说。钱钟书1979年访问美国时,则说:“吴组缃是一位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一事,始终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自从《鸭嘴涝》(后来经老舍先生建议,改名《山洪》)出版后便搁笔了。”又认为现代文学史不应该忽视吴组缃。解放后,清华大学支撑不下去了,中文系便请了吴组缃,西语系则请了钱钟书,他们又一起回到清华园。

  钱钟书同宿舍有个同学叫常风,别名常镂青、常荪波,也叫常凤,山西榆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些名气。主要研究欧洲文学史和希腊罗马的文学批评,1946至1952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后来调到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教授至今。著有《弃余集》、《窥天集》、《尼采的悲剧学说》等著作。那时两人同住一室,半夜三更,凉风瑟瑟,吹动帘帷。常风鼻息微微,睡得又香又甜,而钱钟书偏偏失眠睡不着,看着人家好梦绵绵,真是羡慕得很,便作了一首诗。《不寐示镂青》:“帘帷瑟瑟风初起,鼻息微微梦正酣。良夜羡君能美睡,不眠滋味我深谙。中宵旧恨上心时,此恨故人圣得知。一事无成空抱负,百端难解是愁思。”常风这个人常常不及时给人回信,可大学毕业后的1934年春,却突然从太原给钱钟书来一封信,说自己很不得志,想自杀。钱钟书看后大吃一惊,危心酸鼻,很替同学担心。他说:“有希望,死不得,而无希望,又活不得”,怎么办呢?只能像苏东坡所 说的那样:“且复忍须臾。”为此,他特意给常风寄去一首诗:“惯迟作答忽书来,怀抱奇愁郁莫开。赴死不甘心尚热,偷生无所念还灰。升沉未定休忧命,忧乐遍经足养才。埋骨难求干净土,且容蛰伏待风雷。”全诗层层递进,引出的结论是:死也是白死,连块干干净净埋死尸的地方都没有,倒不如将苦难当做一笔财富,暂时委屈忍耐,以待时来运转。后来,常风从消沉的情绪中走了出来,于1935年初又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钱钟书很高兴,还是复诗一首:“朔雪燕云我亦思,输君先辨草堂资。何年灯烛光能共,满地江湖会少期。世态重轻凭得失,天心颠倒看成亏。哀情吉语真堪味,好梦无多说未痴。”顺 便说一句,笔者曾委托山西大学的朋友去拜访常先生,但没有得到任何资讯,后来见到常先生回忆叶公超和李健吾的文章,其中提到钱钟书。

  显然,有许多同学佩服钱钟书,也不免有几分害怕。据1932年《清华年刊》记载:“钱君钟书更以中西文学兼优,荣膺英国伦敦大学文学讲师焉。”这即便在当时的清华,也是很荣光的。1930年11月4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4次会议,通过出版科职员名单,钱钟书与曹禺同被选为《清华周刊》编辑。这份编辑名单曾经有过多次变动,其中一份注明钱钟书是英文副刊主任,总编辑是刘丙庐,言论栏主任潘如树,学术栏主任吴晗,文艺栏主任吴祖襄(组缃),杂俎栏主任张文华,校闻栏主任夏勤铎。编辑包括孙毓棠、林庚、李嘉言、孙增爵、许振德、梁方仲等人。据说,当时钱钟书与曹禺、颜毓蘅三人曾经被比拟为北洋军阀中的“龙虎狗三杰”。“龙”就是钱钟书,相当于袁世凯手下的王士珍。50年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的颜毓蘅教授去世,时人曾感叹说:“狗”尚如此,何论“龙”“虎”?不过,钱钟书似乎不喜欢这个雅谑,曾经在一封信中说:“‘龙虎狗’一节,是现代神话。颜君的英语很好,万君(曹禺本名万家宝)别擅才华,当时尚未露头角呢。”

  这里显然牵扯到钱钟书与老同学曹禺的关系。笔者曾经询问过一些曹禺研究专家,他们对此都似乎一无所知。钱钟书与曹禺两人也都几乎没有提到过这层关系。80年代,钱钟书与曹禺先后访问美国,夏志清都作了长文予以报道。记钱钟书的一篇赞美无异词,记曹禺的一篇则好话无多。

  小说《围城》中也有对曹禺的暗讽:三闾大学的范小姐向赵辛楣问曹禺如何,赵辛楣一无所知,就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呃——最伟大的戏剧家。”范小姐以为找到了知音,快乐地拍手掌道:“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你觉得他什么一个戏最好?”赵辛楣回答不上来,脑子里影影绰绰浮起一出叫做《这不过是春天》的剧目,似乎是曹禺创作的(实际是李健吾剧本),便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呃——‘这不过是’——”范小姐见他连这么有名的大剧作家写过什么剧本都不知道,居然还是留美回来的大学教授,不免非常惊骇,赵辛楣也只好承认无知胡说。这里的讽刺挖苦可以说非常厉害。范小姐作为一个庸俗鄙陋的“女生指导”,是作者笔下的“反派人物”,毫无文化涵养可言,却偏偏崇拜曹禺。赵辛楣是作者偏爱的人物,身为留洋的大学教授,却偏偏对曹禺一无所知。作者的底蕴是说:曹禺的剧本只配范小姐那样的人喜欢,像赵辛楣那样有眼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七缀集》中还有一段话说:“桑塔亚那旅游伦敦,到处碰上一些半老不老的单身女士,有一位和他同席,向他大讲郎费罗的诗在英国受人热爱,‘家喻户晓’,正不亚于在美国。这两节不大有人注意的掌故都流露出对郎费罗的轻蔑,然而也恰恰证明他真说得上名扬外国、妇稚皆知。”郎费罗的诗歌艺术并不怎么样,但他的名声偏偏比许多优秀的诗人既大且广,这或许不公平,但到了内行人眼里,就只有“轻蔑”了。所以,衡量文艺作品的好坏不是看其名声,或公众接受的程度,而是看其艺术水平高低。文艺评论不是政治家拉选票,得票越多艺术越好。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呢?天下毕竟俗人多。钱钟书的同学饶馀威曾经说,他们一批同学中,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也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此君手笔。”许多同学乐于向钱钟书请教学问,而钱钟书在对同学的一次次帮助中也得以更加出色地表演他的才学。学生时代念的西洋文学通常选本里的名句,像“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雪莱《致云雀》,凯尔纳《诗》,缪塞《五月之夜》)等等,他张嘴就来。所以,不仅当时在 校的同学佩服他,就是比他晚许多届的清华学生也都佩服他。1946年,英若诚考入清华外文系,发现图书馆一本书的卡片上,借阅者只有两人,一位是万家宝,一位是钱钟书。从此,对钱先生大加佩服,对他“照相式的记忆能力”更是感叹不已。后来,英若诚成了著名话剧演员,并在电视连续剧《围城》中扮演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

  当然,也有同学对钱钟书的才学产生了妒忌,感觉很不服气。例如同学许振德(大千),就因为钱钟书夺去他的班上第一名,很想凭自己“山东大汉”的一把子力气揍钱钟书一顿出气。钱钟书也颇有对付办法。许振德上课时常溜眼注意一位女同学,被钱钟书发现,便拿出小时候临摹《芥子园画谱》的本领,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广为流传。后来,许振德偶然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钱钟书帮助解决,二人才化干戈为玉帛,成为要好朋友。大陆政权更迭后,许振德移居美国,1988年回国探亲,钱钟书作有七律《大千枉存话旧即送返美》相赠:“廖天瀛海渺相望,灯烛今宵共此光。十日从来九风雨,一生数去几沧桑。许身落落终无合,投老栖栖有底忙。行 止归心分(悬)两地,常看异域是家乡。”许氏称赞:“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就这样,钱钟书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业。功课考试,曾经两个学年得到甲上,一个学年得到超等的破记录成绩。最后一年无记录,因为临毕业时华北局势动荡,学生纷纷离校,俱未参加考试。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搞了毕业纪念册,钱钟书为毕业册写了英文后记。毕业册上有各位同学的照片,看上去个个都挺精神。钱钟书与乔冠华的毕业 照印在同一页,后者解放后成了中共方面英文讲得很好的外交官,而大学时期钱钟书给乔冠华的印象则是:终日看书,不问政治,也不信奉马列。

  (摘自《钱钟书与近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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