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放浪形骸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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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称他是“大自由主义者” 聂绀弩落拓不羁,我行我素,不拘小节,周恩来说过他是“大自由主义者”。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与鲁迅神似,一是刻意学鲁的唐,一是随意为之的聂绀弩,他被认为是鲁 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晚年,聂绀弩运交华盖后又写起旧体诗来,古怪而又美妙,实为文坛一绝,堪称“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 有人说,若论武略,聂绀弩可以为将;如论文才,他可以为相。单看一看他青年时代的传奇生涯,这一判断就不为过了。 聂绀弩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镇,在读高小时就以作文闻名,同学们戏赠“聂贤人”这一雅号。高小毕业后,因家贫失学在家,但他仍攻读不辍,并将自己的习作寄到汉口的《大晚报》,且时有刊用。 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晚报》上读到他昔日的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致埋没乡间,并邀请聂绀弩去上海。 次年,聂绀弩摆脱家庭的束缚,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就读。1922年,由孙铁人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久被介绍给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做司书;1923年,他又南下马来西亚当小学教员,后又到缅甸做《觉民日报》等报编辑;1924年又由孙铁人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这里,他与周恩来结识;1925年,聂绀弩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在彭湃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官。东征胜利后,他又回到黄埔学习;1926年初,从黄埔毕业后,他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邓小平、伍修权等都是他的同学。 大革命失败,对聂绀弩震动很大,他曾表示要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他先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又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以后又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兼撰稿人。“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宣传抗日,因此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被关进监狱几个月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7月,他回到上海,立即加入左联,从此投身到更为进步的文化斗争中来。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聂绀弩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并成为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1934年3月,聂绀弩受聘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控制的《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冲突,所以报纸时有攻击蒋介石的言论,聂绀弩趁机在该报创办副刊《动向》,成为进步作家继《申报》的《自由谈》之后的又一重要阵地,在反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鲁迅给予了聂绀弩积极的支持。鲁迅后来将他1934年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61篇,其中载于《动向》的就有22篇。 “我不在内” 建国后的第一次文代会,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 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可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 “要去,你就去。” “约定的时间到了。” “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 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 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可是,直到会见结束,也没有见到聂绀弩的影子。 不久,聂绀弩调回北京。冯雪峰对人说:“这个人桀骜不驯,都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就这样,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楼适夷又成了同事。 他自己说:我这个人既不能令,也不受命,要我做领导工作是不行的。 那时,他一人住在办公楼后的一个大房间里。早上,别人都从远处赶来上班,他才趿着拖鞋在房门外刷牙,有事还得到他的房间去找他。 在出版社,他平时对很多事无兴趣,有时开会谈到与他无关的事,他就会不耐烦地走开;有时正在传达别人的讲话,他觉得与自己无涉,就不愿听下去。他的意思是,这类事什么时候都与他无关,用他常说的话:是“我不在内。”既然不在内,也就不必知道。 “三反”运动时,他认为自己不管钱,贪污浪费都不沾边,所以“我不在内”;至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自己不是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平时与人关系是嘻笑自如,谈不上什么官气,所以“我不在内”。但是,当有人借反对官僚主义攻击冯雪峰时,他却马上站起来,用自己杂文风格的语言将攻击者驳斥得哑口无言。这一次,他算是“在内”了。 三红金水之斋 在人文社,聂绀弩主持整理出版了包括《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及一批古典文学选本。他自己则写了几十万字的古典名著的研究论文,又成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家。 60年代初至“文革”前,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那时,住在半壁街的聂绀弩已是60左右的年纪,但是生活仍毫无规律,有时通宵写作,有时整天睡觉,白天来了客人,只能先在客厅等候。 其时,在北大荒一同改造的黄苗子,也已回到北京,虽然住家离半壁街有些距离,但为了抄一点美术资料,常常到聂府借书。看到他生活无律,书桌、床头、客厅四处是烟头烟灰,就用一句旧小说的套语来形容他: 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 聂绀弩不仅写了大量精彩的古典长篇小说人物论,而且他的咏《水浒》、《红楼》等书中人物的律诗也在朋友间传诵一时。如他的咏林冲的句子:“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写得慷慨悲凉,催人泪下。 基于他对这几部古典名著的造诣,黄苗子给他的书房提了一个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 不想,“文革”一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 “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 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 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 “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胡风说:“你怎么把什么样的人都往我这儿带” 从1929年在日本结识了自己的湖北同乡胡风,由上海、武汉、桂林、重庆而北京,两个人结下了终身患难情谊。 1955年胡风事件中,所谓的“胡风分子”大多锒铛入狱,以聂绀弩与胡风的关系,自然也难脱干系,他被隔离审查。人们当时在他的一份交代材料中看到的第一句话是:“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大概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在给予“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后,1957年上半年又回到了出版社。 逃了初一,跑不了十五。1957年下半年整风反右中他还是被定为右派,原因是他为周颖修改了一份有关整风的报告,修改和增添的几句话,使夫人被划为老右,他也沾光了。 1962年初,刚从北大荒回来的聂绀弩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要她设法尽快与不知生死何处的胡风联系上。胡风被关押十年回来后,聂绀弩第一个上门来看望。 胡风旋即被送往成教监外执行,还是聂绀弩赶来为他送行。此后两个人还常有书信往来,不断以诗作唱和。 在历尽磨难后,两个人先后出狱却成了又病又老的老人,只有好友萧军虽也经灾难却健壮如昔。他曾弄了一辆车,把胡风拉到聂绀弩的病房,三人合了一张影留作纪念,而他们却不能畅谈如昔了。 初出监狱,周颖带聂绀弩上理发店理发,“览镜大骇,不识镜中为谁”。 九死一生归来,形如鬼影,聂绀弩作《对镜》四首以舒怀;胡风80寿辰聂绀弩作诗云:“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前句指胡风出狱后精神有时失常,“三十万言”指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三十年”指胡风因这《意见书》而遭受的三十年的非人折磨。读来让人凄然。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但是,舒芜却是聂绀弩的密友,聂绀弩对他还颇有好感,人们说这源于聂绀弩的爱才,其实,也源于他对历史的洞察。 聂绀弩晚年向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4年夏天,老友何剑勋来北京看聂绀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里他们碰到已调到这里工作的舒芜,三人就一起去吃饭。饭后,聂绀弩建议一起到离这不远的胡风家看胡风。进了会客室,胡风好一会儿才出来,他与众人寒暄后,就指着聂绀弩说: “老聂,你也太不像话了,随便把什么样的人都带到我这里来?” 聂绀弩一听,就觉不妙,不想胡风当众就对舒芜表示不欢迎。 大家急忙出来,到北海去喝茶。 舒芜说:“胡风太自信了,我手头上就有他的几封信,拿出来大家看看,很可以说明问题的。” 聂绀弩只得劝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 可能在这时候,上面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批判,舒芜就抛出了胡风的信。 聂绀弩认为舒芜这样做是为了泄私愤,这样虽然不对,但是最后对胡风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1982年,舒芜60岁时,聂绀弩写诗相赠,在诗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认为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 (摘自《天才与命运》)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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