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光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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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杰 范仲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名人。他的《岳阳楼记》光照千古,开辟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精神境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大典。而他作为这一精神大典创立者,通身都罩上了辉煌的圣光,作为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的偶像,一直是帝王们倡导的,也是人们所追求的。今天,当我们这个民族面向世界逐步觉醒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对他的这一精神大典怀疑甚至颠覆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范仲淹的精神是博大而高远的;这种博大而高远主要体现在他在对待个人“忧”和“乐”的关系上。那么,他所忧的和乐的各是什么呢? “若夫霪雨霏霏……”之时,他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之忧。作为臣子,这种忧,显然是对专制王朝内部明争暗斗、黑白不分所造成的仕途险恶之环境的必然反应。忧的是什么?忧的是官运。“至若春和景明……”之时,他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之乐。这种乐,显然是一种不得已的暂时逃遁,是一时远离官场的结果。 这种一喜一乐的心态,作为沉浮于宦海的人来说,是常有的。范仲淹要“异二者之为”,就把忧和乐上升到“天下”的高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他心目中的天下又是什么呢?专制之下的天下,从来是有名有姓的,并不具有公民世界的任何属性。那么,范仲淹此种历史条件下的先天下和后天下之说,不过是王权利益高于一切的诱人表述,“国本主义”是其核心。尽管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但这是要有条件的:满足帝王的专制统治并且自己作为统治者的一分子时,才对自己统治之下的民众心怀怜悯,这始终没走出君臣统治民众、民众必须受制于君臣的关系。我们不怀疑腾达的士大夫人性中善的一面,即居于高位时可能念及民众,但协调官民关系,稳固帝王权位无疑是第一位的。既然如此,那么这里的“忧其民”就要大打折扣了,不能不是千百年来“官爱民,民拥官”的再版。骨子里还是忠君的,不正是这样吗,受到皇上贬谪时——“处江湖之远”还要“忧其君”,对帝王的效忠多坚决啊。 范仲淹的“忧”之中,充满了君本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忧民”就显得虚脱和勉强,甚至不实际,成为一个华而不实的说辞。站在君本主义和国本主义上谈“忧民”,也确实有些滑稽:这二者之间有和谐和统一的支点吗? 提起范仲淹,有位先生说得好:他为这忧,为那忧,还不如为人而忧。为人而忧,还是先为自己而忧。是的,在君本主义和国本主义眼里,是没有人的。而现代化理念的核心是:人第一!我就是为我,我尊重我,我实现我,我充实我,我发展我。而任何能真正尊重自我的人,首先尊重的是他人的自我发展权。这种以人为本而实现的社会和谐,才是现代化社会。 走不出传统政治思想文化束缚的知识分子,在范仲淹国和民二者的选择上,撩起了他们的忠字意识,他们就把范仲淹的精神境界当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来追求,范仲淹就成为精神偶像而发光了。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父范墉,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衰落。他不但从小勤奋好学,而且胸怀远大政治抱负,以天下为已任。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仁宗时曾任秘阁校理,他为人忠直,极言敢谏,曾被贬河中府通判。仁宗明道二年(1033)任右司谏,景祐年间知开封府,上《百官图》,讥刺宰相吕夷简不能选贤任能,被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召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以防御西夏侵扰,他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声望大增,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回朝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继而向仁宗提出改革政治的十项主张,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庆历新政”。 这些新的政治措施遭到保守势力的联合进攻,范仲淹被迫离开朝廷,罢去参知政事,新政失败。此后他又知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最后病死于徐州。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范仲淹在学术上以易学著名,其文学亦为后世景仰,在文风卑弱的宋初,范仲淹反对西崑派,反对骈体文,主作用质朴的、有实际社会内容的作品来矫正文弊。 他一生论著很多,诗、词、散文都很出色,有不少爱国忧民、反映社会现实的好作品,艺术上也颇见工力,颇具特色。名篇有散文《岳阳楼记》、词《渔家傲》、诗《江上渔者》等。集有《范文正公集》,其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一四。他上继李、杜、韩、柳,下启欧阳修、曾巩、三苏、王安石等,与穆修、柳开一起,为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 传世名篇 岳阳楼记 【题解】 见《范文正公集》,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作者罢相后知邓州(河南邓县)时。岳阳楼是湖南著名古迹,唐玄宗开元四年(716)中书令张说任岳阳刺史时,常与才士登临赋咏,从此出名。腾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仁宗时二人又曾同守边郡。后腾宗谅于庆历四年(1044)贬谪岳州(古属巴陵郡),重修岳阳楼,并函请范仲淹作记。 【原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严先生祠堂记 【题解】 见《范文正公集》。严先生即严光,字子陵,少与汉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称帝后严光变姓名隐遁于钓,刘秀觅访征召至京,尝共卧偃,严光以足加秀腹上,次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联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后辞官不受,退隐于富春山(今浙江桐庐),后人称其所居之地为严陵濑。事见《后汉书·隐逸传》。范仲淹于宋仁宗明道年间出知睦州(辖境相当于今浙江桐庐、建德、淳安),始构严先生祠堂,使其后人奉祀,并作此记。 【原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志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上渔者 【题解】 见《范文公正集》。诗题一作《赠钓者》。诗中写渔者驾一叶扁舟隐显于波峰浪谷,似是淡淡道来,却使人强烈感到渔者命轻如叶,身危如寄。表现出对渔者的深切同情和关怀,与作者《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以民为念、关怀民瘼的思想一脉相通。 【原文】 江上往来人, 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 出没风波里! 苏幕遮 【题解】 见《范文正公集》。《全宋词》题为“怀旧”,《花庵词选》作“别恨”。《苏幕遮》,唐玄宗时教坊曲名。源于西龟兹国,“苏幕遮”乃“西戎胡语”。曲辞原为七绝体。词抒游子思乡之情。 【原文】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 【题解】 见《范文正公集》。题为“秋思”。宋仁宗时,西夏常侵扰宋西北边疆,康定元年(1040),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治所在陕西延安)。范仲淹守边四年,对西夏恩威并施,羌人不敢轻易来犯,称之为“龙图老子”。此词为范仲淹在边塞军中所作。内容表达边疆将士决心抵御敌人保卫家邦的英雄气概,也反映他们思念家乡的凄苦心情。 【原文】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御街行 【题解】 自《范文正公集》。《全宋词》题为“秋日怀旧”。点明时间是秋天,主旨是怀旧。 【原文】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攲,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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