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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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够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我不敢把这样的启示自秘,所以十年前就移译了本书。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了本书。

此外,我还有个人的理由。医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甚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予。

为完成介绍的责任起见,我在译文以外,附加了一篇分析贝多芬作品的文字。我明知这是一件越俎的工作,但望这番力不从心的努力,能够发生抛砖引玉的作用。

译者 一九四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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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傅雷

  在整部艺术史上,不仅仅在音乐史上,莫扎特是独一无二的人物。

  他的早慧是独一无二的。

  四岁学钢琴,不久就开始作曲;就是说他写音乐比写字还早。五岁那年,一天下午,父亲雷沃博带了一个小提琴家和一个吹小号的朋友回来,预备练习六支三重奏。孩子挟着他儿童用的小提琴也要加入。父亲呵斥道:“学都没学过,怎么来胡闹!”孩子哭了。吹小号的朋友过意不去,替他求情,说让他在自己身边拉吧,好在他音响不大,听不见的。父亲还咕噜着说:“要是听见你的琴声,就得赶出去。”孩子坐下来拉了,吹小号的乐师慢慢地停止了吹奏,流着惊讶和赞叹的眼泪;孩子把六支三重奏从头至尾都很完整地拉完了。

  八岁,他写了第一支交响乐;十岁写了第一出歌剧。十四至十六岁之间,在歌剧的发源地意大利(别忘了他是奥地利人),写了三出意大利歌剧在米兰上演,按照当时的习惯,由他指挥乐队。十岁以前,他在日耳曼十几个小邦的首府和维也纳、巴黎、伦敦各大都市作巡回演出,轰动全欧。有些听众还以为他神妙的演奏有魔术帮忙,要他脱下手上的戒指。

  正如他没有学过小提琴而就能参加三重奏一样,他写意大利歌剧也差不多是无师自通的。童年时代常在中欧西欧各地旅行,孩子的观摩与听的机会多于正规学习的机会:所以莫扎特的领悟与感受的能力,吸收与消化的迅速,是近乎不可思议的。我们古人有句话,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欧洲人也认为早慧的儿童长大了很少有真正伟大的成就。的确,古今中外,有的是神童;但神童而卓然成家的并不多,而像莫扎特这样出类拔萃、这样早熟的天才而终于成为不朽的大师,为艺术界放出万丈光芒的,至此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例子。

  他的创作数量的巨大,品种的繁多,质地的卓越,是独一无二的。

  巴哈、韩德尔、海顿,都是多产的作家;但韩德尔与海顿都活到七十以上的高年,巴哈也有六十五岁的寿命;莫扎特却在三十五年的生涯中完成了大小622件作品,还有132件未完成的遗作,总数是754,举其大者而言,歌剧有22出,单独的歌曲、咏叹调与合唱曲67支,交响乐49支,钢琴协奏曲29支,小提琴协奏曲13支,其他乐器的协奏曲12支,钢琴奏鸣曲及幻想曲22支,小提琴奏鸣曲及变体曲45支,大风琴曲17支,三重奏四重奏五重奏47支。没有一种体裁没有他登峰造极的作品,没有一种乐器没有他的经典文献:在一百七十年后的今天,还象灿烂的明星一般照耀着乐坛。在音乐方面这样全能,乐剧与其他器乐的制作都有这样高的成就,毫无疑问是绝无仅有的。莫扎特的音乐灵感简直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水源,随时随地都有甘泉飞涌,飞涌的方式又那么自然,安详,轻快,妩媚。没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比莫扎特的更近于“天籁”了。

  融和拉丁精神与日耳曼精神,吸收最优秀的外国传统而加以丰富与提高,为民族艺术形式开创新路而树立几座光辉的纪念碑:在这些方面,莫扎特又是独一无二的。

  文艺复兴以后的两个世纪中,欧洲除了格鲁克为法国歌剧辟出一个途径以外,只有意大利歌剧是正宗的歌剧。莫扎特却作了双重的贡献:他既凭着客观的精神,细腻的写实手腕,刻划性格的高度技巧,创造了《费加罗的婚礼》,与《唐·璜》,使意大利歌剧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峰①;又以《后宫诱逃》②与《魔笛》两件杰作为德国歌剧奠定了基础,预告了贝多芬的《斐但丽奥》、韦柏的《自由射手》和瓦格纳的《歌唱大师》。

  他在一七八三年的书信中说:“我更倾向于德国歌剧:虽然写德国歌剧需要我费更多气力,我还是更喜欢它。每个民族有它的歌剧;为什么我们德国人就没有呢?难道德文不象法文英文那么容易唱吗?”一七八五年他又写道:“我们德国人应当有德国式的思想,德国式的说话,德国式的演奏,德国式的歌唱。”所谓德国式的歌唱,特别是在音乐方面的德国式的思想,究竟是指什么呢?据法国音乐学者加米叶·裴拉格的解释,在《后宫诱逃》中,男主角倍尔蒙唱的某些咏叹调,就是第一次充分运用了德国人谈情说爱的语言。同一歌剧中奥斯门的唱词,轻快的节奏与小调(mode mineure)的混合运用,富于幻梦情调而甚至带点凄凉的柔情,和笑盈盈的天真的诙谐的交错,不是纯粹德国式的音乐思想吗?”(见裴拉格著:《莫扎特》巴黎一九二七年版)

  和意大利人的思想相比,德国人的思想也许没有那么多光彩,可是更有深度,还有一些更亲切更通俗的意味。在纯粹音响的领域内,德国式的旋律不及意大利的流畅,但更复杂更丰富,更需要和声(以歌唱而言是乐队)的衬托。以乐思本身而论,德国艺术不求意大利艺术的整齐的美,而是逐渐以思想的自由发展,代替形式的对称与周期性的重复。这些特征在莫扎特的《魔笛》中都已经有端倪可寻。

  交响乐在音乐艺术里是典型的日耳曼品种。虽然一般人称海顿为交响乐之父,但海顿晚年的作品深受莫扎特的影响:而莫扎特的降E大调、g小调、C大调(丘比特)交响乐,至今还比海顿的那组《伦敦交响乐》更接近我们。而在交响乐中,莫扎特也同样完满地冶拉丁精神(明朗、轻快、典雅)与日耳曼精神(复杂、谨严、深思、幻想)于一炉。正因为民族精神的觉醒和对于世界性艺术的领会,在莫扎特心中同时并存,互相攻错,互相丰富,他才成为音乐史上承前启后的巨匠。以现代词藻来说,在音乐领域之内,莫扎特早就结合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虽是不自觉的结合,但确是最和谐最美妙的结合。当然,在这一点上,尤其在追求清明恬静的境界上,我们没有忘记伟大的歌德:但歌德是经过了六十年的苦思冥索(以《浮士德》的著作年代计算),经过了狂飙运动和骚动的青年时期而后获得的;莫扎特却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作任何主观的努力,就达到了拉斐尔的境界,以及古希腊的雕塑家斐狄阿斯的境界。

  莫扎特的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还由于这种清明高远、乐天愉快的心情,是在残酷的命运不断摧残之下保留下来的。

  大家都熟知贝多芬的悲剧而寄以极大的同情;关心莫扎特的苦难的,便是音乐界中也为数不多。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几乎每页都是与命运肉搏的历史,他的英勇与顽强对每个人都是直接的鼓励;莫扎特却是不声不响地忍受鞭挞,只凭着坚定的信仰,象殉道的使徒一般唱着温馨甘美的乐句安慰自己,安慰别人。虽然他的书信中常有怨叹,也不比普通人对生活的怨叹有什么更尖锐更沉痛的口吻。可是他的一生,除了童年时期饱受宠爱,象个美丽的花炮以外,比贝多芬的只有更艰苦。《费加罗的婚礼》与《唐·璜》在布拉格所博得的荣名,并没给他任何物质的保障。两次受雇于萨尔斯堡的两任大主教,结果受了一顿辱骂,被人连推带踢地逐出宫廷。从二十五到三十一岁,六年中间没有固定的收入。他热爱维也纳,维也纳只报以冷淡、轻视、嫉妒,音乐界还用种种卑鄙手段打击他几出最优秀的歌剧的演出。一七八七年,奥皇约瑟夫终于任命他为宫廷作曲家,年俸还不够他付房租和仆役的工资。

  为了婚姻,他和最敬爱的父亲几乎决裂,至死没有完全恢复感情。而婚后的生活又是无穷无尽的烦恼:九年之中搬了十二次家:生了六个孩子,夭殇了四个。公斯当斯·韦柏产前产后老是闹病,需要名贵的药品,需要到巴登温泉去疗养。分娩以前要准备迎接婴儿,接着又往往要准备埋葬。当铺是莫扎特常去的地方,放高利贷的债主成为他唯一的救星。

  在这样悲惨的生活中,莫扎特还是终身不断地创作。贫穷、疾病、妒忌、倾轧,日常生活中一切琐琐碎碎的困扰都不能使他消沉;乐天的心情一丝一毫都没受到损害。所以他的作品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的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后世的人单听他的音乐,万万想象不出他的遭遇而只能认识他的心灵——多么明智、多么高贵、多么纯洁的心灵!音乐史家都说莫扎特的作品所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反抗的工具,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自己得不到抚慰,却永远在抚慰别人。但最可欣幸的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创造出来,甚至可以说他先天就获得了这幸福,所以他反复不已地传达给我们。精神的健康,理智与感情的平衡,不是幸福的先决条件吗?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渴望的吗?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苦难,以永远乐观的心情应付残酷的现实,不就是以光明消灭黑暗的具体实践吗?有了视患难如无物、超临于一切考验之上的积极的人生观,就有希望把艺术中美好的天地变为美好的现实。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末莫扎特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信心。把他清明宁静的艺术和亻宅傺一世的生涯对比之下,我们更确信只有热爱生命才能克服忧患。莫扎特几次说过:“人生多美啊!”这句话就是了解他艺术的钥匙,也是他所以成为这样伟大的主要因素。

  虽然根据史实,莫扎特在言行与作品中井没表现出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民主精神(他的反抗萨尔斯堡大主教只能证明他艺术家的傲骨),也谈不到人类大团结的理想,象贝多芬的合唱交响乐所表现的那样;但一切大艺术家都受时代的限制,同时也有不受时代限制的普遍性,——人间性。莫扎特以他朴素天真的语调和温婉蕴藉的风格,所歌颂的和平、友爱、幸福的境界,正是全人类自始至终向往的最高目标,尤其是生在今日的我们所热烈争取,努力奋斗的目标。

  因此,我们纪念莫扎特二百周年诞辰的意义决不止一个:不但他的绝世的才华与崇高的成就使我们景仰不置,他对德国歌剧的贡献值得我们创造民族音乐的人揣摩学习,他的朴实而又典雅的艺术值得我们深深的体会;而且他的永远乐观,始终积极的精神,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励;而他追求人类最高理想的人间性,更使我们和以后无数代的人民把他当作一个忠实的、亲爱的、永远给人安慰的朋友。

注:1.瓦格纳提到莫扎特时就说过:“意大利歌剧倒是由一个德国人提高到理想的完满之境的。” 2.《后宫诱逃》的译名与内容不符,兹为从俗起见,袭用此名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八日 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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