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世纪中国流行语漫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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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谷 流行语和流行语的时代特征“流行语”是指在某一时期、某一地 域出现，并且广为流行的语汇。这些语汇大多是新造的或从外来语译 出的，有的是旧瓶装新酒，赋予旧语汇以新的含义，有的是方言的借 用和交融。以外来语成为流行语的，亦称“舶来语”，包括音译、意 译或音意合译等。 流行语其实无所不在。如你在家中要看超平面彩电，听高级音响， 迷上高级音响的人被称为“发烧友”，出门坐“地铁”，搭“巴士”， “打的”，进办公室用“电脑”，上“因特网”，收发“E-mail”， 买日用品进“超市”、“大卖场”，购商品房可以“按揭”，等等， 这些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遇到的语汇就都是当代流行语。 流行语必定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演变，语汇 记录着人类生活的变化和观念的更新。“打老虎”、“纸老虎”、 “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糖衣炮弹”、“布拉吉”、“拖拉 机”等使人想起建国初期的情景；“穷棒子精神”、“大跃进”、 “人民公社”、“右倾机会主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 则反映了五六十年代的特征；“造反派”、“牛鬼蛇神”、“天天读”、 “万寿无疆”、“革命群众”、“工宣队”、“军宣队”、“狗 崽 子”等，烙着十年动乱的印记；“脱贫致富”、“转换机制”、“公 关”、“博导”、“个体户”、“一国两制”、“合资企业”、“希 望工程”等，又勾勒出一幅改革开放时代的图景。“国营企业”称了三十年，现在已被确切得多的“国有企业”所取代；“倒爷”是改革 开放初期出现的新语汇，后来又有“官倒”，都带有贬义，近来人们 认为“倒”可以理解为“利用”（商业机会），不必是坏事，于是这 种倾向性明显的词便从人们的创作和交谈中渐渐淡出了。 从称谓来看，流行语的时代特征尤其明显。有家室的人向来宾介绍自己的配偶，《红楼梦》中描述的普通百姓称作“家里的”；旧时依地域、阶层等的不同，有称作“当家的”、“男人”、“女人”、“内人”等，这些称谓现时亦未完全消亡。近代以来，在城市里较有文化的人群中，妻子常称自己的丈夫为“先生”，丈夫则将妻子介绍为“太太”. 建国以后，“爱人”成为夫妇间彼此介绍时最常用的称呼。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爱人”一词在港台地区常指情人，而且年轻人也多嫌“爱人”一词俗气，于是“先生”、“太太”、“夫人”又在相当大的圈子里流行起来。但称“先生”较为文气，于是港台影视剧中常见的妻子对丈夫的称谓“老公”又渐渐为一部分人所接受。 从流行语的变迁可以看到每个时代不同的特征。语汇有渐变和突变，在一个相对平稳或较封闭的社会里，语汇变化的速度比较慢，反之则较快。语言剧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社会思想、生活的变革以及文化科技的发展。有一个小故事，说欧洲有位姑娘在一次大战前进修道院当修女，到二战前夕她走出修道院来到社会上的时候，已经看不懂报刊上的文章了。社会大变革中所涌现的大量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是语汇创新的基础，如春秋战国、汉、魏晋南北朝、唐等时代，就是中国古代新语汇出现的高峰时期，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各方面的变化都很大，是语汇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就是因为当时社会变化很大，名实之间产生了矛盾，才需要正名，“名”就是一种词汇。社会剧变打破了原来语言词汇与社会结构间的相对平衡状态，这种失衡是语汇发展变化的催化剂。 本世纪中国流行语变化的脉络本世纪中国流行语大略有四次比较大的变化。第一次是上世纪末戊戌变法以后到本世纪的辛亥革命一直到五四运动前夕；第二次是五四运动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第三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文革”结束；第四次是“文革”以后到世纪末。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中国由改良到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社会一时以吸纳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为时尚。从语汇方面来说，沿用至今的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大量术语在这一时期得以使用、定型。由于日本在吸收西方政治、思想方面早于中国，而以日语译出的新名词又多借用古汉语语汇，因此日语借词成为这一时期增添新语汇的重要手段。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在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时，大量采用日译词，而以严复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直接从西洋语文翻译，竭力创造新词汇。但严氏翻译自创的新词绝大部分未能流行。如“资本”是日译词，严氏译作“母财”，“化学”也是日译词，严氏译作“质学”. 又如economics ，日译“经济学”，梁严二氏均不满意，梁译“平准学”、“生计学”，严译“计学”，结果梁、严的译词均未能流布。五四以后，白话逐步取代文言，白话文本身也日益发展和丰富起来，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方兴未艾，新民主主义革命又达到了高潮，创造新词成为这一时期增添语汇的主要手段，产生了表达社会主义思想和反映革命斗争实践（如“考验”、“整风”等）的大量新词汇。其时在上海等国统区，因继续受西方文化影响，也出现不少新词汇，尤以外来语为多，如“斯的克”（stick，手杖）等。 建国以后到“文革”结束，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新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在全国范围（除港、澳、台以外）内推进了新语汇的产生和发展，而且速度极快。这个时期增添新词的主要方式仍是自造，如“务虚”、“干劲”、“政治挂帅”等等，也有一些词汇来自外语，如“拖拉机”即为俄语的音意合译。从“文革”结束到世纪末，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又经历了一场大变化，新词新语大量涌现，增添新词的手段则吸收外来语和自造并重，中国各地区交流的增加特别是港、澳、台地区与内地接触的增多，也 使不少新鲜词汇迅即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松绑”、“三资企业”、“招标”、“动迁”、“包装”、“民工”、“新潮”、“卡拉OK”、“艾滋病”、“克隆”、“炒鱿鱼”、“发廊”、“大哥大”、“反思”、“创汇”等等，均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特色。科技术语的社会化则最具时代性，如工程（“再就业工程”）、断层（“人材断层”）、滑坡（“经济滑坡”）、凝聚力（“凝聚力工程”）等等。 流行语的产生和积淀前已述及，新的流行语汇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创造，如“医生”一词见之于《唐六典》，原指医学生，借为从医者之称；又如“公司”、“机器”、“质量跟踪”、 “招商引资”、“打的”、“四个现代化”等等。第二是外来语的意译、音译或音意合译，包括日语借词，如“逻辑”（logic ）、“俱乐部”（club）、“尼古丁”（nicotine）、“可可”（cocoa ）、“吗啡”（morphia ）、“沙发”（sofa）、“迪斯科”、“桑那浴”等等。其中“吗啡”、“沙发”的首次使用者应为上海人。最多使用方言音译外来语的是广东人和福建人，如“的士”是以粤语音译英语的texi. 第三是方言的吸收和交融，如“窝囊废”原为北京方言，“老伴儿”原为东北方言，“耗子”原为四川方言，“按揭”则来自 广东、香港（“按”有抵押的意思，“揭”意为借贷），“社区”、“认同”、“抢手”、“举报”等原来也是粤方言区和台湾地区的流行语，“嗲”、“白相”、“拍板”则源自上海方言。新流行语开始时或者在口头流传，或者见之于报章杂志，或者用 之于影视舞台，久而久之，使用的人多了，就渐渐流行起来，再过一段时间，有的被人遗忘了，有的稳定下来，为公众所认可，进而登堂入室，成为词典的词目，被赋予释义，如此便积淀下来了。新产生的流行语，通常是先被收入新词词典。据统计，自1978年至今，新流行语大量出现，每年数百条，累计已约有7000条比较固定的新词诞生，而在近10年中，我国一共出版了三十多种汉语新词词典，本世纪第四个新词创造的高峰期使编写新词词典也成了热门。但进入新词词典的词汇并不一定能全部积淀下来，新词只有被选入权威词典，才能定型并保留下来。《辞海》（1989年版）收有“地下铁道”一条，释文说简称“地铁”. 上海市人大在讨论一项有关法案的时候，曾在这两个名称哪一个更为正规的问题上发生争议，后来查了《辞海》，才得到统一。 《辞海》和本世纪流行语的发展轨迹我国最权威的综合性词典和语文词典有《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其中《辞源》始编于1908年，1939年出齐，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建国后，经修订成为古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始编于1956年，1965年印出试用本，1978年正式出版，1994年出版修订本，为中型语文词典。《汉语大词典》始编于1979年，1993年出齐，为大型语文词典。《辞海》始编于1915年，初版于1936年，是一部兼具语词和百科功能的综合性大型辞典，建国后屡次修订，出版过1965年未定稿及1979年版、1989年版，今年将出版1999年版。无论从性质、规模、时间跨度、修订次数来说，《辞海》都最能反映我国本世纪流行语发展变化的轨迹。 1936年版《辞海》的《编印缘起》说：“旧辞采集尚易，然判断其孰为死辞而删之，则大费周章；新词不但搜集困难，而且舶来名词，译音译义，重复冲突，决定取舍，亦甚困难。更有同一辞也，新旧异解，彼此异同，势不能不兼筹并顾；而地名之更改或添置，事类之新出或变迁，尤不能不随时增订。”说明当时编典旧词新词兼收，旧词有老的工具书为依托，采集较容易，但其中有的已经“死亡”，应当删去以省篇幅，而要判某一旧词“死刑”，则大费周章。新词的搜集则是编纂的重点，1927年舒新城继其事，“觉原稿中已死亡之旧辞太多，流行之新辞太少，乃变更方针，删旧增新，……嘱同人遍读新书新报”（《缘起》）。以后每次修订，除了调整各学科比例，修正错解，融入新的学术成果以外，删去“死词”（或过专过细的词），增补新词（包括原应收而漏收的），就必定是工作重点。 一部《辞海》，从世纪初到世纪末，五个版本，一个比一个充实、洗练、准确、实用，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百年流行语的演变史。前述“经济”一词，1936年版已收入，释文说“近世日本译economy为经济，我国亦沿用之，谓人类利用种种财货以充足其欲望之一切行为及状态”，“经济学”条则说“亦称计学”，“经济同盟”、“经济地理”、“经济行为”、“经济政策”等均附上英语，说明皆为舶来名词，以后各个版本就不再附有英语，不再说“亦称计学”，释文也更为准确。 “资本”一词，1936年版也已收入，附英语capital ，释文分法律意义，经济意义等，主要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说法，也写进了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剩余价值之价值”，以后从1965年版、1979年版到1989年版，均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加以定义和阐述。据悉即将问世的1999年版，释文增加了二义，一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投于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价值形态。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资金和资产这三个范畴常常是通用的。”二曰：“会计学指业主投入企业的资本金及由此形成的资本公积；即所有者权益。”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更有趣味的是“同志”一词，此词起源于先秦，《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现代义的“同志”从民主革命者中间开始流行，辛亥、五四以后，国共两党党内均用此称呼。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也说：“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1936年版《辞海》即收有此词，释文有曰：“按今同信仰一主义之各人，多互称为同志。”1965年版的说法大体相同：“政治理想相同的人；同一政党的成员相互间的称谓。”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社会上通行“同志”之称，这是从解放区带来的。随后渐渐普及成为人们之间（除了已经转化为“敌我矛盾”者以外）最常用、最无区别的称呼。反映在1979年版《辞海》上较前版加了一义：“我国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1989年版将“我国”改为“社会主义国家”，似更确切。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同志”不再成为普通百姓间唯一的称呼，“先生”、“女士”、“男士”、“小姐”，渐渐作为贵称、雅称被重新启用，其他各种称呼也视场合、身份之不同而同时使用，称呼语空前丰富多彩。据悉，在1999年版《辞海》中，“同志”一条的“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 ”一义又被删除。 即将问世的《辞海》（1999年版）收词12.2万条，从中将会见到“现代企业制度”、“知识经济”、“A 种股票”、“B 种股票”、“按揭”、“因特网”、“绿色食品”等新流行语。《辞海》从1979年以来，形成了十年修订一次的制度，目的正在于及时反映社会的变革、知识的创新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语汇的变化。 摘自：《榕树之思》 相关链接：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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