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熟人社会中的文字和语言——温儒敏解读乡土中国（三）文字下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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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 教学文摘 → 备课资料 2021-09-05 手机版 | ||||
《乡土中国》根据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讲的“乡村社会学”的课程讲义整理而成，于1948年首次出版。全书由14篇文章组成，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文字下乡》选自第二章，从论述乡下人的“愚”引入关于乡土社会中文字和语言的讨论，作者从文字的产生与功用的角度论证了文字在乡土社会中没有广泛的使用基础。 原文解析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愚”在什么地方呢？ 61548; （关于乡下人被认为“愚”的讨论，作者分别列举乡下人在城市环境中慌乱的表现和城里人在乡下无知的反应，论证乡下人之所以被认为“愚”是城市人基于城市文化而下的定义，显然存在不合理性。）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61548; 关于乡下人不识字被认为“愚”的讨论，作者提出“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的观点进行反驳。 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我并不责备自己孩子蚱蜢捉得少，第一是我们无需用蚱蜢来加菜（云南乡下蚱蜢是下饭的，味道很近于苏州的虾干），第二是我的孩子并没有机会练习。教授们的孩子穿了鞋袜，为了体面，不能不择地而下足，弄污了回家来会挨骂，于是在他们捉蚱蜢时不免要有些顾忌，动作不活灵了。这些也许还在其次，他们日常并不在田野里跑惯，要分别草和虫，须费一番眼力，蚱蜢的保护色因之易于生效。——我为自己孩子所作的辩护是不是同样也可以用之于乡下孩子在认字上的“愚”么？我想是很适当的。乡下孩子不像教授们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到处接触着字，这不是他们日常所混熟的环境。教授们的孩子并不见得一定是遗传上有什么特别善于识字的能力，显而易见的却是有着易于识字的环境。这样说来，乡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至少还是个没有结论的题目。 61548; 举例论证，用城市孩子和乡下孩子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出的不同优势，驳斥乡下人在智力上不如城里人的观点。鲁迅《故乡》里的闰土捕鸟厉害，迅哥儿识字厉害，并不能得出迅哥儿比闰土聪明的结论。 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这一点，依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是不太能自圆其说。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61548; 过渡段，由对乡下人是否“愚”的讨论引申到对乡土社会是否需要文字的思考上。 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Face-to- face 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归有光的《项脊轩记》里说，他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脚步声来辨别来者是谁。（用举例论证的方式论证在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了解熟知常常会省略语言上的交流。）在“面对面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很少太太会在门外用姓名来回答丈夫的发问。但是我们因为久习于这种“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时候用到了门内人无法辨别你声音的场合。我有一次，久别家乡回来，在电话里听到了一个无法辨别的“我呀”时，的确闹了一个笑话。（举例论证，用来人敲门时的交流方式形象地说明了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存在普遍的语言省略现象。） “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 将乡土社会定义为面对面的社群，举例论证由熟人所组成的乡土社会中的语言习惯，人们可以通过脚步声、说话声，甚至气味来判定对方的身份。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而在乡土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却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而绝不会因之认错了人。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在十多年前青年们讲恋爱，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通行着写情书，很多悲剧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有这种经验的人必然能痛悉文字的限制。 论述文字的产生，当人和人的交流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阻碍时，文字便成了人们交流的媒介。但与面对面交流相比，文字具有表情达意上的限制性。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文字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具有局限性。为了更加准确地表情达意，需要在文法和艺术上进行规范。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且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地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 论述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说话时表情、动作、环境都可以辅助语言进行交流，但书写的文字需要更加完整才可准确表意。来华留学生常常将书面语和口语混用，如“我遗失了我的手机”“小偷偷窃了我的钱包”等等。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对应文章开头，指出在面对面往来的乡土社会，基于语言表达的高效性，人们没有使用文字的需求。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语言包括能记（表现成分）和所记（被表现成分）两个部分，能记是声音，所记是意义。]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声音和意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同一事物在相同或者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名称。）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美国人听不懂中国人说“太阳”，是因为在他们的社会中，大家将白天天空发光发热的东西称为“The sun”。至于为什么中国人说“太阳”，美国人说“The sun”，在音意结合的源头上去找原因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音义关系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牙牙学语的小孩子在学会说社会所约定好的音义结合体之前，是没有人能听懂他们“咿咿呀呀”的“语言”的。）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典型的例子是汉语中的外来语，由于中国社会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翻译时采取音译的方式，例如巧克力、麦克风、咖啡、维他命。英语中对“阴阳”的翻译为yinyang，也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中没有等同于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内容。） 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语言”，指出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特点：首先用声音表达，其次具有意义，最后意义关系是社会约定的。具体来说，小狗也会发出声音，但在人类看来它发出的声音没有意义，所以认为它不是“说话”而是“犬吠”。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这在语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洋泾浜语就是典型的例子。洋泾浜原是旧上海的一处地名。1845年英租界在上海建立以后，洋泾浜成为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线，在沿岸形成了由汉英两种母语的人群组成的新社群，衍生出洋泾浜语。其特点是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全面简化和杂糅。比如：接电话时问对方“You is what”（你是什么），洋人不但懂，而且也不以为失礼；保姆哄孩子：“Baby no cry；baby cry,阿妈也cry”（宝宝别哭；宝宝哭了，阿妈也要哭）。]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所谓“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最普遍的特殊语言发生在母亲和孩子之间。 [行行有行话。比如，旅行社组织旅客进店购物的回扣叫“流水”；记载“流水”（回扣）的凭证叫“水单”。又比如，在古玩行业，一名古玩商人从另一名古玩商人手里拿走一件商品，当时没付钱，就叫作“活拿”；判断有误，买了假货叫“打眼”；而为了不在鉴定物品时出现闪失，请高明的人替自己掌握一下尺度，叫“掌眼”。年轻人之间的流行语也可以看作年轻人之间的“行话”。] “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用举例论证的方式说明，在亲密关系中语言上的省略更多。） “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用比喻论证的方式形象生动地指出语言和情意表达之间的关系。）我想大家必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李长吉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难怪他要呕尽心血了。[李贺（790—816），字长吉，唐代诗人。被后人称为“诗鬼”，代表作有《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等。] “特殊语言”指非文字性的，可以用来传达情意的语言，如表情、肢体语言、行话等。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本段总结上述观点，即乡土社会中文字乃至语言都不是交流的必要工具。 我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最后照应开篇，再次重申观点，明确乡村社会中存在文盲和乡下人的智商没有关系，而与乡土社会中没有文字的环境有关，同时作者表明自己认同文字下乡，但强调推行文字下乡要考虑乡土社会的文字和语言基础，不能僵化行之。 思维串联 注：思维导图梳理的不仅是文本的内容，也是作者论证“文字下乡”这一观点的逻辑思路。 A 识记 1.根据原文内容填空。 《乡土中国》中的________与________这两章说明了一个问题——乡土社会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________”的表现。 B 理解 2.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文中描写的文字的“走样”，指的是文字所要传达的意思和当时当地的外局不完全符合的情形。 B.不合文法的字词常常会产生歧义，引起他人的误会，这是从书本上学习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 C.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它会使人和人之间的情意公式化，从而束缚人们之间传达精准的情意。 D.声音、表情、动作都是传情达意的象征体系，只是前者的表达效果比较间接，后者的则更加直接。 C 综合分析 3.下列对原文的论证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文字在传情达意上的限制性和乡土社会的特点两个方面，分析了乡土社会没有普遍使用文字的现实基础。 B.文章将文字和语言进行对比，论证了使用文字时讲究文法和艺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C.文章阐述乡土社会对待语言的态度，进一步论证了乡土社会不用文字的现实合理性。 D.文章用李长吉呕心沥血琢磨诗句的故事，佐证语言在实际交际生活中限制人们准确表达的论点。 D 鉴赏评价 4.文章最后提到“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这里“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具体指什么？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可能要考虑哪些内容？ E 表达应用 5.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与上世纪三十四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文字下乡”对乡土社会发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联系现实谈谈你的理解。 F 探究 6.作者在文章最后肯定“文字下乡”的观点，但对于如何更好地实现“文字下乡”没有详细地说明。结合文章内容，发散思维，谈谈你的看法。 相关链接 “文字下乡”与“文字上移” “文字上移”是与“文字下乡”相对的一个概念，“文字下乡”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对民国期间教育现代化趋势的一种概括。在那部经典著作中，论“文字下乡”是唯一占了两章篇幅的主题。在费孝通看来，就教育与乡土社会的关系而言，“文字下乡”是很现代的事情，因为乡土社会没有文字的需要，文字原本是不必下乡的。只是到了很晚近的阶段，才在一批乡村社会工作者中间发生了普及农村教育或“文字下乡”的理念和事业。历经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事业逐渐深入和扩大，文字终于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显然，这个“文字下乡”的过程是经由农村学校，尤其是小学校来完成的。可是，当这个过程走到极致的时候，却出现了我们所描述的一个“文字上移”的反过程。 在人类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几乎是无中介的，教育即生活本身，教育建基于人的生活世界。这是一种具体化的、本原性的教育形态，它的势力范围可能只波及一个熟人社会，不够普及、不够系统、不够抽象， 但它对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而言， 却是完整的、有效的。那个时候，如果有教育的话，也只有乡土的教育，那是没有文字的教育。文字与教育发生关联，开始是上层阶级借以垄断自身权位的手段。文字仍然是不下乡的。文字作为教育的中介并与普通人发生联系，始于现代化的理念及事业，因此，才有后来费孝通所概括的“文字下乡”的进程。在中国，这一进程是从清末新学的创设开始的。历经百年来的不断扩张，现代性事业借由学校（尤其是小学）这一制度形式将其触角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文字和学校一度成为村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是，就在“文字下乡”的进程近乎完成的当口，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乡村教育出现了一个“文字上移”的反过程。在短短10年的时间内，中国改变了“村村有小学”的面貌， 正在由2村1校向3村P校的目标进发，每天都有大量的村落学校在消失，这一进程的速度比“村落终结”的速度还要快。很多地方已经达到“一个乡镇一所中心校”的格局，大有重新回到“文字不下乡”的趋势。这些现象构成当前中国农村最为显著的教育事实。 “文字上移”“村落学校加速终结”是在人口因素、城市关系、规模效益以及政策驱动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发生的。而其根本原因, 应该从中国社会的整体进程中去探寻。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也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更不用说城镇居民了。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将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坚决。 来源：《社会学研究》作者：熊春文 黄彧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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